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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龚金平，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虽然从1994年至2018年，姜文只执导了六部影片，但至少前四部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体现出极高的水准，这四部电影放在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更能得到准确深刻的解读。在这四部影片中，姜文从一个青春躁动的少年，到一个懦弱得近乎迂腐，但又热血强悍得近乎野蛮的农民，到一个挣扎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中无所适从的教师，到一个在理想除魅后如浪漫骑士般恣意与孤独的土匪，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给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留下了深远的回响。而且，我们可以从这四部影片中勾勒出姜文某些具有延续性的精神气质，那是挣扎于理想与现实落差中的痛苦无望，是“宏大叙事”落幕后个体的失重，是对不同时代中国人个体心灵史和精神状态的细腻描摹。 尤其是2010年的《让子弹飞》，可算是一部神作，也是姜文展示自己艺术才华和市场把握能力的得意之作。影片看似荒诞，却处处“顿入人间”；看似恣意酣畅，但实则心酸沉重。影片似在不经意间参透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国民性的本质，并在喧闹之后的落寞中渗入了丝丝难言的痛苦与无奈。也是从《让子弹飞》中，我们发现姜文变了，他一贯的戏谑、调侃、解构、黑色幽默还在，但那种真诚、清新的气质已经渐渐消失了，他深陷在天才式的孤独与迷茫中，但又无比珍视并陶醉于这种天才式的孤独与倨傲中，并在“卓尔不群”的霸气中自我感觉良好。当然，在《让子弹飞》中，姜文体现出一定的克制力，没有让这种自嗨与自负处于失控的状态，而是能够在娱乐化与个性化的表达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而实现了“站着把钱赚了”的艺术目标。到了《一步之遥》（2014），姜文已经离真诚、谦虚、清醒、克制不止“一步之遥”了。在《一步之遥》中，姜文完全沉浸在不着边际的想象与自鸣得意的幽默之中，全然不顾情节的合理性，人物塑造的可信度，而是凸显出一种“我说行就行”的刚愎自用。 至于《邪不压正》（2018），在姜文看来他已经吸取了《一步之遥》的市场教训，变得谦虚低调了，也非常体贴地兼顾了观众的观影乐趣，没有让膨胀的自我表达冲破叙事的框架，甚至还贴心地在影片中杂糅了武打、侦破、色情、爱情、抗日等元素，但影片的观感仍然令人不舒服。甚至，片头那醒目的“编剧/导演/主演/剪接 姜文”字样，与当年《小时代》用更加刺目的字体写着“原作/编剧/导演/监制 郭敬明”字样是一种遥相呼应的关系，说明两人无论外形、气质相差多大，骨子里都是一个自恋的人。 如果用情节剧的规范来审视《邪不压正》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标准的“复仇”故事：十五年前，李天然亲眼看着朱潜龙与根本一郎杀害了他的师父、师娘、师姐（妻子），他死里逃生之后在美国刻苦受训，终于有机会回国复仇。按照正常的编剧思路，情节的重心应该是李天然如何找到仇家，如何与仇家斗智斗勇，并通过信心、智慧、勇气、毅力完成了复仇。当然，为了使影片的情节更加丰富，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影片可能在复仇的主线之外发展情节副线，如李天然与复仇过程中帮助他的一位女子终成眷属。但是，按大众习见的编剧套路来创作电影，那还是姜文吗？这么多年姜文给观众带来的惊喜就是他从不重复自己，更不模仿别人，而是总能在熟悉的类型中捣腾出新花样，甚至能自创一种打上了姜文烙印的影片类型。 这就可以理解，《邪不压正》并没有被打造成一部凝重肃杀的复仇电影，创作者没有在复仇的艰险与一波三折上做文章，而是另辟蹊径，在人物的内心成长和挖掘每个人被隐藏的一面下功夫。似乎是为了打破观众对于固有情节套路的期待，影片在李天然刚回北平就让他与仇人朱潜龙见了面，蓝青峰更是直接向朱潜龙承诺他会找到李天然。那么，影片的情节冲突点在哪里？在于李天然因童年的精神创伤而缺乏行动能力，在于蓝青峰在个人情感与国家大义之间的取舍。只是，要让观众相信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有精神创伤，会面对十五年来刻骨铭心的仇人无所适从，实在是理由牵强。影片中的李天然阳光、帅气、乐观、自信，有着年轻人特有的机敏与幽默，有着美国来华人士难以掩饰的好奇心与优越感，甚至能在艰苦的特工训练中顺便完成妇产科医生的学习。可以说，李天然成年后出场时完全是一个出身良好、性格阳光、身手不凡、全面发展的优质青年，完全看不出精神创伤带给他的内心压抑与沉重，而是在一种急切的状态中准备开开心心地复仇。 由于影片大部分时间营造的是一种轻松俏皮，不乏色情调戏和黑色幽默的氛围，实际上破坏了塑造人物所需要的那种细致与沉静，消解了复仇以及人物成长所需要的那种冷峻气场，导致影片整体显得轻浮油滑，甚至因满足于抖机灵的对话而将许多细节变成了生硬的笑话。这是姜文过于自负导致的任性，并因这种任性而变得专制粗暴，未能体现出情节本应有的那种紧绷感，以及人物因身处家仇国恨中的痛苦焦灼。 《邪不压正》对于人物刻画是极其潦草且随意的，而且在情节中充满了想当然的突转与发展方向的重设。例如，李天然多次通过酷跑或者乔装成酒保等方式试图暗杀朱潜龙时，虽然情节的合理性不够，但观众至少可以理解人物的心理动机。当李天然遇到关巧红后，观众突然发现，情节的发展方向不是李天然如何杀朱潜龙，而是李天然在纠结要不要杀朱潜龙。甚至，李天然迟迟不能动手的原因是出于某种偏执：他要当着两个仇人的面杀死两人。对此，观众难以接受，关巧红也善意地提出解决方案：不可以先杀一个，再杀另一个吗？李天然表示接受不能。对于这么有个性的杀手，观众还能说什么？ 正因为影片根本不了解李天然，也没有认真地在“建置”部分完成李天然的性格刻画，这才会导致李天然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被创作者随意拨弄，做出各种难以理喻的事情：李天然因为天真烂漫，在街上弄破了人家的猪尿泡，被一个烟鬼骗走了钱，他不仅狂追，还想问鸦片馆讨回钱，结果被人扎了一针鸦片，实在是活该；李天然第一次在白天潜入根本一郎的鸦片仓库时，没杀人，也没放火，而是有些茫然，只好偷走了根本一郎的武士刀和印章。可能李天然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偷这两件东西，于是目的不明地将印章盖在唐凤仪的屁股上，发展了一出拙劣的抓奸情戏码。可以说，过于轻松诙谐的风格不仅破坏了影片的厚重感，这种常理难以推导的细节更是解构了情节的可靠性和人物塑造的可信性。 至于姜文津津乐道并颇为自得的“屋顶上的世界”与“屋顶下的世界”的对比，老实说，影片表现得并不充分。且不说李天然刚到北京就能在屋顶上酷跑而不至于迷路的科学性，李天然在屋顶上腾挪起飞的潇洒在情节上没什么意义，纯粹是为了炫耀而已。李天然与关巧红经常在屋顶上见面，倒是营造了一种世外桃源般的清静与单纯，还有一览众山小的开阔与明朗。问题是，关巧红背景复杂，行事隐蔽，“光天化日”的屋顶可能更适合反衬她的神秘。至于“屋顶下的世界”，虽然充满了权谋与阴险，残忍与狡诈，但影片中的人物总体都单纯得可爱，他们没什么秘密，什么话都藏不住，碰到一个人就能将心思和盘托出，甚至目标远大得可笑：朱潜龙想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做皇帝，蓝青峰想在日本人和蒋介石之外另立政府。 当然，影片并非一无是处，创作者精心设置了多条情节线索，为每个人物安排了身份和心理的复杂性，可能都在照应影片的英文片名“Hidden man”，意即“隐身的人”或者“隐藏的人”： 李天然的表面身份是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真实身份是身负血海深仇的美国特工。 蓝青峰是北平城富甲一方的“寓公”，但他实际上是一位革命者，试图建立革命政府。 关巧红是名震京城的裁缝，也是一位与某军阀有杀父之仇的侠客。 朱潜龙是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更是一位杀师灭祖的败类和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 根本一郎开着书店，讲授《论语》，其实是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鸦片贩子。 唐凤仪看起来是一位只想“以色事人”的风尘女子，但她也有着难以言说的痛苦与决绝。 潘公公的公开身份是裁缝铺的账房，但实际上是一位影评人（这一段最低俗了）。 也许，影片试图在人物身上体现一种主题的互文性表达：每个人都活在难以示人的隐秘之中，每个人都要在社会身份与内心欲望的分裂与差异中煎熬受苦。但人物和情节没有说服力的话，主题表达是无源之水。而且，人物的这些身份设置有些虽然有一定的张力，但架不住人物表演得太浮夸，或者太狰狞，观众也看不出人物在身份分裂中的痛苦；另外一些人则表现得过于神秘，观众也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更不要说前因后果了。在这些人物遮遮掩掩的多重身份背后，或者在人物没来由的神秘真相揭开之后，观众早就耗尽了所有耐心，对于进展得过于顺利或突兀的情节早没了兴趣。 此外，影片对于核心冲突的处理未能体现相应的对抗性和吸引力。以李天然过人的身手，加上两大仇人的公开亮相，这桩公开张扬的复仇完全没有什么悬念感，于是，影片只好毫无铺垫地强调李天然内心的矛盾性。即便如此，影片也没有调动观众起码的代入感和紧张感，影片近乎闹剧。事实上，影片确实很闹腾，每个人都行事高调，明目张胆，同时又喜欢不咸不淡地聊天，强行通过一些低级甚至低俗的笑话来拨动观众的神经。对此，观众只能礼节性地苦笑几声：姜文是玩嗨了，谁来心疼观众一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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