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江湖儿女》：“江湖”里只有灰暗的灰烬

贾樟柯新片《江湖儿女》的英文名是Ash is Purest White，意思是“灰烬是最纯粹的白色”。这让人想起王家卫导演的《东邪西毒》，其英文名是Ashes of Time，意为“时间的灰烬”。《东邪西毒》中，那些侠客看起来纵情江湖，或者落拓不羁，但其实都深陷在回忆中不可自拔。“回忆”意味着时间已成灰烬，这些侠客却想在这些灰烬中找到温暖和慰藉，于是只能在已成事实的离丧与缺憾中拥抱空无。当然，从鼓舞人心的角度来理解，时间的流逝固然使往事成灰，但这些灰烬中却有着过往的烙印甚至未来的草蛇灰线。《江湖儿女》中的两位主人公也如《东邪西毒》中的那些侠客一般，努力在已如灰烬般渺然不可把握的回忆中追溯过往的荣光，甚至探询生存的意义。

《江湖儿女》中郭斌被人打伤腿之后，与赵巧巧来到一座死火山前。这里空旷静谧，像一个人迹罕至的“坟场”，又像一个沉睡已久的“战场”。赵巧巧对经过高温淬炼的火山灰有莫名的好感，认为那一定是最干净的灰烬。这个场景与影片的英文片名有了关联，也与影片的核心情绪有了隐秘的勾连与契合。

一、男人的江湖

“江湖”，似乎天然就是男人的战场，是男人们上演义气、血性，争夺地位、尊严的舞台，因而浸染着一种阳刚强悍、粗犷豪迈的气韵。《江湖儿女》中的“江湖”当然要低级很多，有一种不修边幅的粗砺简陋之气，但也有一种干脆利落的爽朗质朴之气。

影片中那些“江湖人士”的据点是一个破败的棋牌室。赵巧巧来到那个棋牌室时，影片通过众人对她的客气与讨好暗示了郭斌的江湖地位，而赵巧巧显然也非常享受这种受人追捧，可以轻佻地与男人打情骂俏的恣意。其时，郭斌正在打麻将，脸上有着不怒自威的霸气。可是，在圆滑的老贾面前，这种霸气没什么用，处理金钱纠纷还得靠关二爷的雕像主持公道。这时，观众会有一种错觉，认为这个“江湖”，虽然无法避免人性的自私与卑劣，但它有着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德法庭，那就是关二爷所代表的“义气”。

这种“义气”在影片中不仅有一个凝结了历史想象的固化形象（关二爷），还有现实中热血澎湃的仪式：将各种白酒倒入一个脸盆里，众人举杯痛饮“五湖四海酒”。在干杯前，郭斌还豪气干云地吆喝了一声“四海之内皆兄弟，肝胆相照”。这个场景无疑会让身处其中的人有点恍惚，以为这还是古代那个快意恩仇、生死与共的“江湖”。这种江湖氛围让人迷恋，也让人振奋，赵巧巧豪爽地喝完酒后，眼睛里满是激动和欣喜，这是一种找到了精神归宿和人生意义的欣慰。但是，这是一个虚幻的“艺术世界”，具有某种表演的性质，融注其中的是“江湖人士”对抗庸常俗世的一种自我想象。

在情节前三分之一的“大同市江湖”中，影片构建了三个空间：纵酒狂歌的“江湖世界”（活动空间是棋牌室、舞厅等地）；破落寒酸的“现实世界”（赵巧巧的父亲以及那些被时代抛弃的工人）；静寂辽阔的“想象世界”（以那座死火山为隐喻）。在这三个世界里，我们可以找到贾樟柯此前电影在形象与主题上的延续性，又可以看到贾樟柯在思考维度得到拓展之后的主题野心。

如果说在《小武》、《站台》、《任逍遥》等影片中，我们可以发现贾樟柯对于故乡那种冷峻而悲悯的关注，并对那些看不到出路的普通人投以深情的一瞥，《江湖儿女》这次仍然在暗线中让观众看到了这种悲怆感。事实上，斌斌与巧巧就是《任逍遥》中演员的名字，《江湖儿女》也可以看作是《任逍遥》的后传。

赵巧巧从大同市回到矿区时，她家里的简陋以及整个家属区的沉寂破败，还有行将倒闭的煤矿对千万家庭带来的冲击，以及她父亲通过广播揭发煤矿领导贪污腐败的慷慨激昂，都散发着一种莫名的辛酸与沉重。联系其时代背景2001年，影片试图勾勒时代风云变幻中普通个体无助的命运。对于这些曾经有着“国企”的保护而生活安定的工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在一夕之间堕入绝望，变成影片中棋牌室、公交车上那一张张平静而麻木的脸。

不同于《任逍遥》中那两个冲动而茫然的少年，《江湖儿女》为这些生计无着，人生无望的中年与青年安排了一个“江湖”的世界。这个“江湖世界”对于这些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人是一剂强心针和麻醉剂，它让这些人从“工人”摇身一变为“江湖儿女”，他们订立了自己的道德准则和行事原则，从而可以在一个灰色地带获得迷幻般的安宁与满足。

在这些“江湖儿女”看来，他们的世界不仅与庸常俗世是隔绝的，而且自带光环，有着酷炫狂拽的时尚感和动感。郭斌与赵巧巧在舞池里狂乱地摇摆身体时，二勇哥还带来更具国际范的国标舞。这个近乎灯红酒绿的舞池，一具具年轻曼妙的身体，还有极富节奏感的音乐，营造的分明是一个幻乐之城。之后，影片似是不经意地呈现了中老年人合着缓慢的节拍跳广场舞的外景，周围还有一些带着艳慕目光的好奇看客。这两个场景的“酷炫”与“黯淡”分别对应“江湖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不同底色。这正是贾樟柯电影的迷人之处，他善于在一些生活化的细节中举重若轻地引导观众进入他精心编织的艺术世界。

从棋牌室、舞厅这些充满勾心斗角或者迷离得不真实的内景出来之后，郭斌与赵巧巧走在光天化日的街道时，郭斌可能会有从“江湖”那个“艺术世界”来到“现实世界”的失重与不适之感。在没有“艺术光晕”的街道，赵巧巧想从郭斌口中得到婚姻的承诺就显不合时宜。因为，赵巧巧可能只是郭斌在“艺术世界”里表演或者衬托威严与地位的道具，未必真的对她有深情厚意。

正因为“江湖世界”过于迷幻与脆弱，以及“现实世界”过于真实而带来的残酷之感，这些“江湖儿女”才需要在死火山那里找到精神寄托。当郭斌与赵巧巧眺望那座形似坟墓的火山时，天地沉寂，他们也许产生了一种类似地老天荒的错觉，并得以暂时远离“江湖”与“现实”。

正是“江湖世界”、“现实世界”、“想象世界”的并置，影片让观众看到了日常生活的狼狈，“法外之地”的凶险，以及地老天荒、远离尘嚣的虚妄。这既是这些“江湖儿女”的悲哀，也是每一个普通个体的恒常困境。

随着郭斌落难，这个“江湖世界”已然坍塌；瘫痪的郭斌重回故乡时，这个“江湖世界”的全部虚伪、势利更是显露无遗。郭斌最后离开赵巧巧是必然的，这不仅是因为郭斌不愿接受赵巧巧的照顾以及旁人的冷落，不愿承受一个男人失去尊严之后的落魄，不愿面对此前令他血脉贲张的“江湖世界”变得粗鄙不堪，更不愿因身体的沉重直面“现实世界”的精神压抑。

郭斌与赵巧巧在三个世界中的奔突与寻找、顾此失彼般的无措，使影片的主题与卡西尔在《人论》中的论断有着哲学层面的共通性：人并不是根据他的直接需要和意愿而生活，而是生活在想象的激情之中，生活在希望与恐惧、幻觉与醒悟、空想与梦境之中。

二、女人的江湖

在贾樟柯的某些影片中，女性常常作为男性的救赎或者欲望目标（尤为明显的是《任逍遥》），但在《江湖儿女》中，赵巧巧直接作为拯救男性以及重振江湖道义的女侠形象出现。这固然令人感动，但可能也是导演让自己的妻子担任影片女主角的通病，或多或少会将女主角在形象和道义上进行美化，并往往将女主角作为影片中的精神标竿和主题承载者。类似的例子参考姜文在影片《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中对周韵饰演的角色的处理。

赵巧巧最初是带着仰慕和憧憬进入郭斌主导的那个“江湖世界”的，并通过在死火山前郭斌教她开枪的入教仪式正式成为“江湖儿女”。随后，郭斌将要喋血街头时，赵巧巧拔枪从车里出来，对着天空开了两枪，对着众混混怒目而视，一身凛然正气令人胆寒。这是赵巧巧作为“江湖儿女”的高光时刻，她像一位力挽狂澜的女侠一般成就一番伟业。她在公安局一人独揽非法持枪的责任时，仍然有大侠风范。

影片《江湖儿女》的前三分之一是赵巧巧的“成长史”，中间的三分之一主要是赵巧巧去重庆找郭斌的故事，是她的“反思史”。在这部分情节里，赵巧巧与众男人之间建立了一种道德形象上的对比。如果说赵巧巧身上有着坚韧、执着、果敢、重情重义的一面，郭斌就因执念于自己的尊严而显得软弱、自私、冷酷。至于那位想占便宜的摩的司机，形象是猥琐的；那位满嘴跑火车，对国际国内形势“了如指掌”的大忽悠，自私又没有担当；更不要说被赵巧巧敲诈的那位“成功人士”，看起来人模狗样，背地里男盗女娼……赵巧巧一路遇到的都是欺骗、伤害，这些欺骗和伤害主要都来自于男人，来自于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男人。影片通过这种典型化的手法，将全体男人都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

可以说，经过“江湖”的洗礼和监狱的教育之后，赵巧巧真正地成为了“江湖儿女”，她的智慧、勇气使她能够独自一人闯荡大半个中国，她对情的重视和对义的信守，使她如现代女侠般行走于天地间而傲然挺立。赵巧巧的这场寻找之旅，有一条椭圆形的地理轨迹（山西－重庆－新疆－山西），这条轨迹也是赵巧巧的自我发现与确证之旅。赵巧巧的形象正是对影片英文名的完美诠释，因为她在精神上一直处于一种最纯粹的状态。

影片还重点渲染了三峡水库的蓄水计划和移民离开的情境，这些场景在《三峡好人》曾是重点戏。面对三峡水库这样一个世纪工程，桑田都可以变成沧海，人世间还有什么不是善变的？贾樟柯在奉节这个小城让赵巧巧两次听卖艺人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固然是赵巧巧的一种心声，也像是对人世间的一种质问。

如果说三峡水库库区因人为的改造而让自然界面目全非，呼应了赵巧巧心中那个“想象世界”的千疮百孔，那么，在新疆，在克拉玛依这些缺水的地方，大自然可能会以一种永恒的面貌矗立在天地间。这可能也是赵巧巧决心追随那个大忽悠去新疆的潜意识动机。可惜，天地不变，人心却善变，赵巧巧在一次次失望之后决心回到大同，捡拾起坍塌的江湖道义，重建江湖世界。

赵巧巧在影片中不仅是一个从寻求救赎到自我救赎的英雄人物，更是一个以一己之力重建刚健江湖的侠义形象。正是在这里，影片向观众展现了一种理想化的人生境界：在一个封闭自足的世界里自成一体，在这个世界里树立恢宏而昂扬的江湖道义。当然，我们知道，这不过是赵巧巧的一厢情愿而已，当她站在棋牌室那四张营业执照前面时，当众多摄像头对准这个“江湖世界”时，当坐在轮椅上的郭斌活成别人手机中的笑话时，当老贾忘乎所以地挤兑偏瘫的郭斌时，观众知道，这个棋牌室不可能是法外之地，更不可能成为纯粹的精神家园。

三、时代的江湖

影片的时间跨度从2001年到2018年，这本来是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十几年，但对于影片中的大同来说，似乎没什么变化。尤其是那个棋牌室，除了多了几张营业执照以及几个摄像头之外，房间布局和人员似乎都依然如故。当然，郭斌的江湖地位变了，他的身体也变了；赵巧巧也从那个单纯天真的姑娘变成了富态强悍的老板娘。

影片用清晰的时间标注试图将人物的命运变迁与时代变迁交织、并置，并想通过人物命运折射时代的某些侧面肖像。可是，除了那些大型工厂因破产而导致社会上出现大量闲散人员之外，影片中人物的命运似乎一直与时代脱节。对这些“江湖儿女”来说，一度对他们的价值观有深刻影响的是关二爷和香港的那些黑帮片。

二勇被刺杀身亡之后，众多“江湖人士”聚集起来，似乎要共商大计，连刑警队长都直接参加案情讨论。看起来，这里的“江湖”规格比香港的黑帮要高，但这只是影片的一个黑色幽默而已。在这些“江湖人士”可怜的见识和智商里，他们并不懂“江湖”的规则与人心的险恶。当郭斌将一捆钱偷偷地放在二勇老婆身后，当郭斌请两位国标老师在灵堂前跳舞，这个“江湖世界”仍然有温情而感人的一面。在二勇的灵堂前，我们还听到了变调的《上海滩》。可能，一曲《上海滩》最能寄托哀思，也最能表达这些“江湖儿女”对于命运的豁达：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

自从郭斌在街头被人痛殴开始，影片的风格就变了，从粗犷豪迈变得细腻感伤。更令人遗憾的是，自从赵巧巧以《三峡好人》的姿态“千里寻夫”之后，影片失却了对于灰色“江湖世界”里人心的细腻描摹和精妙把握，那些令人莞尔和感动的细节也几乎没有了。此后，影片的情节节奏加快，对于“江湖”的思考与表达基本停滞。或者说，当那个男人的“江湖”被赵巧巧一个人的“江湖”所取代之后，影片的生活质感与厚重感都受到了削弱。尤其是时代变迁对于人物命运的烙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多少偏离了影片努力凸显时代背景的主题野心。

影片不乏精彩并令人深思的细节，散落着许多富有阐释空间的符号，但影片用赵巧巧身上的“道义”来承载全部的主题表达时，观众固然看到了那个“江湖世界”的虚伪与冷酷，看到了那些男性形象的懦弱，看到了一介女流身上令人感动的坚持，但影片未能延续前三分之一对于那三个世界的深入探询，并不能由此带领观众进入更为深远的思考空间，例如对于时代与人物命运的关系，对于人生意义的追寻或者人生状态的哲学表达，等等。

在《小武》、《站台》、《任逍遥》等影片中，贾樟柯要彰显的是一种个人化的艺术立场。在那些影片中，人物主要生活在小县城里。他们的生活单调乏味，前景堪忧，但影片对他们很少流露出同情，更不表达价值判断，而是想在一种淡然的旁观和平等、尊重的关注中获得一种客观真实的观照，并呈现生活毛茸茸的质感。《江湖儿女》的前三分之一基本上还原了这种创作态度，但随着影片想将贾樟柯此前的电影风格、意象、主题、人物形象一网打尽，进而在《江湖儿女》的中段几乎复制了《三峡好人》，又在后三分之一隐约流露了《山河故人》的主题表达，《江湖儿女》最终因过于杂糅而失却了那种纯粹而犀利的洞察力，以及那种专注而真诚的艺术探询。也就是说，《江湖儿女》在部分片段仍然是有冲击力的，但整体来看各股力量之间的粘合性并不理想，影响了影片达到更高的成就。但是，这仍然是一部写下了贾樟柯签名的影片，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对人生斑驳状态的独特呈现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