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接二连三地向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发送电报汇报他所了解的情况。林久治郎在9月19日的一份题为《关于断定此次事件为军部有计划之行动》的电报中写道：
在这份电报中，林久治郎已做出了“此次事件完全是军部有计划之行动”的正确判断，但日本政府在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却向外界撒了一个弥天大谎，极力掩盖其侵略中国的事实。  一、“九·一八”事变之初，日本强大的舆论攻势使各国的报道出现了重大偏差从《纽约时报》的报道来看，日方几乎每天都有政府要员出来宣扬日本政府的“自卫”理论。《纽约时报》在事变之初的报道就深受日本政府宣传的影响，例如关于“九·一八”事变由何而起，它就认为是“三小队中国士兵在距离奉天三英里的柳条湖附近捣毁南满铁路的主干线。”。 《纽约时报》起初就认为，事变的责任方是在中方，关东军所采取的行动是为了自我保护。据《纽约时报》报道，一名日本官员在谈及这次冲突时说“日本一直在为发生紧急情况做准备，但当中国军队在9月18日晚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驻屯兵时，我们感到吃惊。为保护生命，占领城镇是必要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很不幸。”  日本的政府官员就这样在字里行间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同时还为随后的侵略行动找到了借口。直至10月8日关东军轰炸锦州，日本政府仍打出了“自卫”这张王牌。日本对关东军轰炸锦州的解释和以往一样，称日本的飞机在对由土匪和流亡士兵占领的地区进行侦查时遭到中国士兵无缘无故地射击，日军关东军迫不得已做出反击。 随着局势的发展，日本在东北的占领区不断扩大，各国媒体才渐渐地认识到日本这是一种侵略行为。《纽约时报》在10月14日的报道中说“关东军在满洲继续进行侵略性的轰炸”这是《纽约时报》第一次以记者的口吻说出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是“侵略性的”，而且在它当天的社论中就把日本置于“侵略者”的地位，这说明报纸在舆论倾向上实现了转变，正一步步脱离日本的影响、寻求事实真相。  二、关东军占领沈阳后，“不扩大”政策出笼关东军占领沈阳后，日本政府在9月19日匆匆举行内阁会议，通过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日本政府对关东军及驻外机关发出的内部指示称“尽量不使局面扩大，根据在我军保持优势的战线上停止行动的方针进行处理”由此“不扩大”政策出笼。日本政府希望中日间的冲突问题能通过双方直接谈判解决，拒绝国际社会干预。 日本政府自始至终都在强调中日双方只有通过直接谈判才能解决此次冲突。关东军轰炸锦州以后，国联准备邀请美国一起解决“九·一八”事变，但日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把这次事件看作是远东地区家庭内部的争吵，因此中日两国必须自行解决。  三、币原内阁在着手解决“九·一八”的过程中总是受到军部的干扰并不断向军部妥协“九·一八”事变之初，很多人就认识到了日本政府与军部的不和，有的报道中提到“外务省虽已表达了不扩大事态的立场，但实质性问题是外务省还是军部负责日本的对外政策。日本许多知名人士认为，如果关东军在满洲的不满得不到解决，军部就不会放弃手中的王牌”。 媒体自始至终都只看到了军部与日本政府的不和，并没有认识到两者在侵略中国问题上的一致性。日本政府的“自卫”和“不扩大”方针，是很牵强的，时任日本驻法大使、驻国联首席代表的芳泽谦吉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在9月19日收到了日本外务省发来的电报得知中国军队炸毁了南满铁路，日军为了保护侨民而出兵。政府电令不能使事件扩大，他相信了这份电报并向国联理事会作出解释，使气氛归于平静。可是，接着关东军占领了长春并向吉林推进，日军占领区的不断扩大使问题变得非比寻常，“事态不断扩大，与日本政府的电报背道而驰”。  一个职业外交官都对自己国家政府的政策感到困惑和不解，但是日本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谅解。哈雷特·阿班在回忆录中所写的“自1931年9月18日起，我们便满耳都是日本人的空洞借口，一直听到1941年12月7日，整整当了十年又三个月的轻信白痴”，这样的说法一点都不为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