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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作角度来看，安史之乱前的元宵诗，其内容大多是祝颂、吉祥之语或直接表现节日风光，肆意表达欢畅的场面。这是对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之中。但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元宵诗虽然热闹不减从前，有时甚至还超过以往，然而已透露出一些盛极而衰的气息了： 
透过王建“如今不是时平日”的讥讽，白居易的“愁”和李商隐有灯不得观的“恨”，可以感觉到时代的变迁在诗人心中留下的投影。  初盛唐士子的志向是建设一个强盛的帝国，时至中晚唐，这个理想便不得不降低标准，变成渴望中兴，重振祖威，乃至挽救日见衰颓的国运了。那些忧心国事的士人，不得不更多地批评时弊，揭露腐朽，鞭挞黑暗，因为值得歌颂赞美的政绩实在太少了，而他们热情的谏译却愈来愈被漠视，被置之不理。于是洋溢于盛唐士人诗文作品中昂奋轩扬的豪迈情调和阳刚之美，渐渐地变成了悲愤的呼唤、悲枪的沉吟甚至是悲哀的哭泣。 同样的元宵节，安史之乱前后诗人们的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乱前的诗人喜欢写外在的热闹场面，而乱后的诗人们则注重内在的主观感受，这一点从上面所列举的诗歌也可以看出。 此外，从总体上看，乱前的元宵诗作者喜用五律或五言排律来表达火树银花的场面，而乱后的元宵诗人则多用七律或七绝来抒发自己的情怀。据统计，乱前的五言诗是七言诗的一倍多，而乱后的情况正好相反，七言诗差不多是五言诗的一倍。其原因何在呢？  苏味道、崔液、陈子昂、陈嘉言、王维、孙逛生活在武则天、唐明皇执政之际，其时正是诗风行五律定型成熟期间，诗人们受此影响也在情理之中，而且这种体裁也适合歌功颂德。 而到了中唐以后情形就不一样了。较之于安史之乱前的元宵诗，以王建、白居易、李商隐为代表的中晚唐元宵诗人扩大了诗的容量，丰富了诗歌的内涵，少了一些共性，多了一些个性，从中不但可见诗人元夕独特的心境，而且还可以从中窥见时代给诗人心绪的影响。 毋庸置疑，唐代元宵诗虽然如一般节俗诗题材诗歌一样有遵时敷衍之作，有些作品视点单一，意象雷同，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诗篇，而那些运用对比手法表达诗人心绪的诗篇尤为引人注目。 白居易《长安元夕》：
和徐凝((正月十五夜呈幕中诸公》：
 白居易和徐凝诗人都是中唐诗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正月十五写出了两幅画面：三五之夜，明月春风，外面车马喧嚣，万人行乐，而诗人却一人枯坐，独抱浓愁。通过对比，热闹背景下一种苍凉孤独的意绪弥漫在整个画面之上。 当然，这种苍凉孤独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白头”、“羁病”而引发的感慨，而其深层原因恐怕还是伤时忧国，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道。 但这层意思需要读者去领会去咀嚼，作者并未直接表达，而中唐的另一位诗人王建的《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则非常干脆:“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极力渲染元宵气氛之热烈，而“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两句掉转笔锋，声若洪钟，在今昔对比中给那些歌男舞女们当头棒喝，有一种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千载之下，犹可感觉到诗人那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心。  晚唐的李商隐以朦胧而包孕密致的七律诗著称于世，但他的七绝《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同样写得十分精彩：“月色灯光满京都，香车宝荤隘通衙。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京城有灯可想而不可及，故有“恨”;同长安城的豪华气派相比，乡间赛紫姑实在显得有点寒掺、俗陋，故以之为“羞”，既“恨”且“羞”，李商隐这一年的元宵节实在是过得不怎么样，“身闲不睹中兴盛”一句多少表达了自己处江湖之远而怀庙堂之忧的情慷。唐代这类元宵诗给人们的艺术回味是永远的。 “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这是唐末卿云《长安言怀寄沈彬侍郎》中的一联。遁入空门的一位僧人尚且对长安如此留恋，更何况其他渴望建功立业的士子文人呢？  于是唐代元宵诗中除了大量出现“长安”一词外，还出现了很多长安城的代名词：金殿、京都、帝京、帝王州……真是“长相思，在长安”。虽然“美人如花隔云端”，但是唐代诗人多是时代与社会的热恋者，尽管这种爱实际上是一厢情愿，是一种“辗转反侧，痞寐思服”的单相思，时代给了他们粉红色的梦想，却又把他们推到了黑色的悬崖下面，使他们生活在无奈和痛苦之中。 一座长安城负载了多少文人士子的理想、青春、白发和太息……不管怎样，执着的追求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他们身上的可敬品格，这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贯品格，它己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 《唐代元宵节风俗及其元宵诗论》顾国华 《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唐才子传校笺》傅漩琼主编中华书局1987一1995年 《唐诗学引论》陈伯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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