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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人才选拔有多大的影响呢？今天的河图洛书，我们就一起看看古代因为疫情而开始的卖官行为。 引子——从一场虫祸说起 在全球疫情一片严峻的今春，其他各类灾害似乎也没有片刻远离，年初非洲和南亚发生了数十年未遇的蝗灾，让久享安乐的中国人见识到了天道的无处不在。 把时钟往前倒拨两千两百六十三年，也就是秦王政四年（公元前243年），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是年“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面对庄稼颗粒无收，瘟疫笼攫全国的可怕现实，年轻的统治者别无选择，只能听从大臣的建议——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 为了在短时间内调拨足够粮食赈灾，秦始皇把商鞅变法以来用得烂熟的封爵制度作了小小的发挥，从原先的军功扩展到献粮。这一做法不但无可非议，而且应该被看做这位千古一帝的英明决策。不过这一看法只是孤立看待这一事例本身的结果，如果把它放进整个中国古代史，对不起了——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卖官鬻爵！ 税费抵扣，两得其宜 当时中国的官僚制度还处在早期试验阶段，对于某些政策的不良后果，统治者缺乏足够的预见性。大汉王朝开国处处缺钱，对于秦王朝的这项发明全盘认可，从汉惠帝时代开了卖民爵的口子，之后很快放开了官爵的买卖。晁错曾制订“入粟拜爵”制度解决前线军粮不足的问题，而更多选任为官者以纳税额多少为限制。景帝前期是赀算十以上乃得宦，也就是向政府缴纳十万钱的资产作为算赋（人头税），就可获取为官资格，到后来门槛放低，只要算四（四万）就够。  这种制度称之为纳赀，字面意思就是“交税”。它和买官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算赋是人人都需承担的义务，国家只是以授爵的方式，对承担较多税额的积极分子给予奖励。对于这项制度，当时以董仲舒为首的儒家学者公开表示反对，认为“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但平心而论，刚开始纳赀制度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执行机构相对也较为谨慎，通过纳赀方式也确实选拔出了一批人才，大名鼎鼎的张释之、司马相如都是靠纳赀当上的郎官。武帝中后期，国家开支日益庞大，财政入不敷出，光靠多缴税换官位的方式无法填补漏洞，于是朝廷终于决定正式卖官。 世风日下，政策走偏 国家公职与个人贡献直接交换，本身就存在极大风险，更何况钱财收益经常不能得到有效监管和使用。卖官前期其实也还基本稳定，靠着交钱交粮步入仕途的卜武和黄霸，都成长为大汉王朝的优秀干部。但相关部门尝到了来钱容易的甜头，原本头脑中紧绷的防范之弦很快就松了下来，标准渐渐放宽。“入羊可以为郎”，“入谷可以补官”，同时还能购买各级爵衔，只要钱到位，弄个小国诸侯当当也不是没有可能。这就不是什么“未必贤”，而是“必不贤”了。  慢慢地，皇帝眼中的满朝文武，都是一部部活的提款机。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此时大多数可售之官都是并无实权的闲职，尚不至于对国家机器的运转造成严重阻碍。但卖官鬻爵的泛滥影响深远而恶劣，掌管卖官权力的既得利益者胃口越来越大，出钱买官的则千方百计通过非正常渠道捞回投资。汉朝开始走向官僚队伍冗杂臃肿，素质普遍低下，连斗鸡走马的市井无赖，作奸犯科的刑释人员都混迹其中的局面，到后来连实权部门的职位都逐渐允许出售，于是利用职权向下摊派，榨取民财成为了普遍现象。 至尊亲为，下必甚焉 东汉灵帝时代这一现象达到极致。皇帝亲自登台，专门设立交易市场——开西邸卖官，包括关内侯、虎贲、羽林等职位，价格不等。除了明面上的，皇帝还指示身边的近臣操盘玩更大的：公千万，卿五百万。有钱的当场付清，钱不够的呢？先打个借条，等上任后加倍偿还。有个叫崔烈的，通过内部关系，一次交清五百万，当上了司徒，上朝时汉灵帝看着他懊恼不已：早知道他这么富，就该再狠敲一笔——悔不小靳，可至千万！  朕还是太老实了，报价太低！ 历朝历代的卖官制度本质上都是饮鸩止渴，无非是打着补充国用的幌子搜刮钱财，虽然一时解决了财政短缺状况，却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空气污染。皇帝不方便亲自出面捞钱的，大多会委派亲信近臣具体经办，比如北齐后主高纬为了掩人耳目，就把卖官事务全权委托给佞臣和士开。卖官的收入当然大部分被中饱私囊，少数一部分被抵充为官员俸禄。通过交钱方式获得官位的官员，在抬头前都带上“敕用”两字，这样特意加以区分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掌握数字并在合适的时机继续榨取。 昏黑一片，满清造极 实际上到了封建时代中后期，各种社会角色几乎都能通过钱来获取，包括僧尼兵儒，甚至各种社会义务的豁免权等等都可拿钱搞定。到了明清时代，卖官制度已经完全臻于成熟。因为我们今天有机会阅读各类清代野史典故、笔记小说，因而对于清代的相关情况相对熟悉。相比前朝而言，满清政权的捐纳制度具有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这两个基本特点——从康熙前期直至清末宣统，捐纳制度大致贯穿了整个清王朝二百多年的统治期，而且到中后期官职买卖的开放和冗滥程度创了历史之最。 对于捐纳得官者，基本要求是及时缴纳，尤其是缴款额较小（三十两以下）的小官，不允许出现拖欠滞纳。但由于买官者太多，加上走正常仕途的官员队伍本就庞大，因此捐纳者钱缴了，却迟迟得不到实缺的情况日益突出。清朝规定捐班的范围是“简缺”，就是禁止他们承担要害部门和地方工作比较繁重的职位，另外也不许进入教育岗位。  明臣：捐官事业的未来，就拜托各位满大人了！ 清官：放心，我们一定会发扬光大的！ 每次新皇帝登基，总会煞有介事地颁诏取缔捐官，表明澄清吏治的决心，但坚持不了几年都铩羽而归。国家日常开支太大：前方打仗要钱，赈济灾民要钱，鸦片战争以后孝敬各国太上皇更是刻不容缓，取消捐官制度简直一天都活不下去。如果仅仅是经济问题倒还罢了，问题是当时的机构臃肿已经非常严重，尤其到王朝末年，历年积压的捐班人数得不到有效分流，所有的职位都被排满，捐纳出身者人数反过头来超过了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 万岁面前，毋庸讳言 尽管经历多次整顿，捐班队伍素质普遍低下仍是不争的事实，康熙年间就有大臣上书：“乡里童呆，一旦捐资，俨然民上”。其实对当时已经处在工业革命阶段的欧洲，同样的问题也普遍存在，政府职位甚至可以提前数年预定，而这又与寅吃卯粮的国家财政互为因果。《清史稿》认为，如果操作得当，捐官制度能起到选拔特种人才的意外作用，成为科举制的有效补充。这种说法纯属诡辩，捐官挑选出来的不是庸才，就是搜刮手段特狠的贪墨之尤，即便是极少数“异途殊士”，在腐浊透顶的官场大背景下，同流合污也是分分钟的事。  到处都是这种货色，我大清药丸！ 当然万事总有例外，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人总是碰得上。某一次光绪皇帝看到即将上任的捐班县令名单中，有一个是卖布出身，颇感好奇便找来谈话，问他何以想到要捐钱做官。或许是皇帝当时态度和善，氛围比较轻松，此人嬉皮笑脸凑近皇帝说了心里话：“臣想来，当官总比卖布挣得多！”气得光绪当场发飙，命人将他摘去顶戴。此公还不识相，跑去吏部纠缠不休，说既然把我免了官，钱就该退给我——退钱是吧？好的，过来，我给你——结果他直接被抓到九门提督那里，挨了四十大板，掌嘴五十，轰出京城。 谁说无商不奸？这位布贩就很坦诚，只可惜没有考虑到万乘之尊直面黑暗现实的心理承受力。皇帝不过想听几句冠冕堂皇的场面话，说点什么不好，非要扯摆不上台面的生意经，一句话就把自己聊死。不过这种脑子也确实不适合走仕途，还是吃顿嘴巴长长记性，回家慢慢体会人生的残酷吧！  栏目策划：彦稠；图文编辑：旧拾 河图洛书 · 2003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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