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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民英游击队，是一支没有红军正式番号却又实实在在从事工农武装斗争的革命队伍，是一支没有共产党员却又的的确确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武装。贺民英游击队多年活动在湘鄂边山区，在红军几度离开、白军频繁“围剿”的情况下，与苏区人民一道辛苦地坚持着，顽强地战斗着，为红军守护着这块得以进退依托的地方。
我在贺民英游击队里经历了湘鄂边的游击生活，这是一种充满着生与死、血与火、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斗的严酷生活。
§坚持湘鄂边
1930年春，贺龙领导的湘鄂边红4军奉党的命令从鹤峰东下洪湖，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鄂西红6军会合。
关于这次行动，红4军军长贺龙、党代表额代英（未到职）共同署名，在鹤峰城里出了告示。
这是我看到贺龙自1928年创建工农革命军以来第一次公开署名出告示。我感到很新鲜，看得特别仔细，记得告示中有这样两句话：
“与我六军会合，直下武汉三镇。”
红军临走时，对坚持湘鄂边苏区的工作做了部署，健全了中心县委和苏维埃，并把一个独立团留下，由贺文渊当团长，还留下原红4团团长陈宗瑜烈士的父亲陈连振率领的“五路军”和贺民英游击队等游击武装。贺民英带着我们上了桑植与鹤峰交界的大山四门岩。
红军主力东下洪湖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对湘鄂边苏区进行“围剿”。苏区党政军民坚持游击战争，英勇抗击敌军“围剿”。以后敌军撤走，形势有所缓和，贺民英带领我们下山住到鹤峰太平镇东边的洞长湾。
1930年底，红军从洪湖回到鹤峰。这时已经不叫红4军了，改为红2军团。原来这年7月间，贺龙率领红4军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6军在湖北公安县实现了会师，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创造了规模宏大的洪湖苏区。而后，红2军团奉命配合1、3军团攻打长沙，走到半路上，1、3军团停止打长沙，撤回湘赣苏区，红2军团也撤回来，在石首县杨林市，遭到敌军围攻，部队损失惨重，段德昌带着一部分人回到洪湖，贺龙率主力转往湘鄂边。
就在红2军团刚刚进入鹤峰境内的走马坪时，从川东来了一股二三千人的武装，领头的叫甘占元，在苏区内征粮派款，闹得鸡犬不宁。我们游击队住的太平镇正是甘占元队伍进入鹤峰城的必经之地，贺民英派人先去与甘占元联络，要我送信到走马坪把干部情况报告给刚到那里的贺龙。红2军团前委根据中心县委及贺民英报告的情况，在走马坪把甘占元的队伍强行收编，处决了几个拒不服从的头子，红军一下子扩大了2000多人枪。
红军这次回来，在党的领导上已经有了“左”的东西。1931年1月湘鄂边特委负责人以“不服从党领导”为名错杀了“5路军”指挥陈连振等人，撤销了“5路军”番号。正月间，又把一贯支持革命的谷大姐错杀了。谷大姐名叫谷德桃，桑植县人。她和丈夫邓仁山跟贺龙同期搞武装。谷大姐夫妇俩和贺民英、谷吉廷夫妇一样曾参加过哥老会，邓仁山是龙头大爷，谷德桃是风头大姐，也有几杆枪。
1928年贺龙组织工农革命军，谷大姐夫妇同情革命，支持贺龙。不久邓仁山被人打死，谷大姐带着人枪到了鹤峰县七郎坪，先后给红军送来物资，收治伤员，照料家属，为革命出了很大力。我到走马坪向贺龙报告甘占元的情况时，贺民英要我首先到谷大姐那里，我在她家住过两晚，没想到一个月后，谷大姐这样一位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竟被以“通敌谋叛”的罪名杀掉了。
1931年春，红2军团奉命二下洪湖，再次离开湘鄂边苏区。红军留下一个独立师，4师师长王炳南当独立师长，陈协平任政委，不久独立师又改为独立团。此外还有一个桑植县游击大队，大队长贺炳南。苏区军民在中共湘鄂边特委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我随贺民英在走马坪送别了红军，重新上了四门岩。
四门岩是桑植与鹤峰交界的一处高山区。我们从1929年底到1933年初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里。开始住的地方叫割耳台。
我们这支队伍，领头的是贺民英，所以人们也管我们叫贺大姐的队伍。副手是徐焕然，他原是贺民英丈夫谷吉廷的弁兵，谷被人害死后就跟着贺民英。其他成员大多是贺家亲属旧部，有：徐焕然的弟弟徐武生，我和我的妻子肖艮艮，贺龙北伐时的弁兵唐小洋，贺龙的二姐贺戊姐、幺妹贺戎姑，贺龙三妹的女儿谷大妹，满姑的么儿子向轩，戊姐的么儿子肖庆云，以及做饭洗衣的田幺姐、张月圆和雷连生、向连生、王化正、刘烈璜等十多名战士，男女老少共有二三十人。
这样一支小队伍，要在敌人“围剿”中坚持下去，很不容易。在贺民英的带领下，我们不论大人小孩，能拿枪都拿起枪，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边打仗，一边生产。砍掉山岩上的树丛茅草，用火烧过，开出几块岩壳田，种上苞谷、南瓜，还养了猪 、喂了鸡。由于肖庆云、谷大妹、向轩等都是未成年的小孩子，贺民英说他们不能光跟着一道舞刀弄枪，还要学点文化，就给他们请了一位教书先生谷波如，以后又叫我来当教书先生，教他们认字、唱歌子。
1931年和1932年国民党反动政府调集大军对全国各个苏区发动了第三、第四次“围剿”。在湘鄂边，敌军开始是南来北不来，北来南不来。尔后两省敌军举行联合“会剿”，苏区各地相继被敌人占领，鹤峰县城也几次落入敌手，斗争越来越残酷，越来越艰苦。
我们在四门岩山区，敌人拿我们没办法。大队人马上不来；小股敌军爬上来，我们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湖南敌军从南边来了，我们就跑到鹤峰一边；湖北敌军从北边上来了，我们又跑到桑植一边，从这座山头跑到那座山头，跟敌人来回转圈子。
我们这里有吃有住，能打能藏。在情况紧张时，湘鄂边特委和苏维埃的人员也上了四门岩，敌人退走了，他们就下山回到鹤峰城，情况紧张了再上来。红军伤病员和一些家属也时常到我们这里来休养、躲避，特委委员、桑植县委书记杨英就在割耳台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在山上始终同党组织和苏维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贺民英有时亲自去，有时派我代她去，找特委书记周小康，找鹤峰县委书记兼苏维埃副主席郭天明，找农会特派员、我在常德二师附小读书时的级任教员刘植吾，找独
立团团长王炳南、经理处主任谷容年，主动接受他们的领导，互相通报消息，互相给予帮助。
1932年6月，就在敌军“围剿”日益疯狂的时候，苏区内部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由贺炳南率领的桑植县游击大队发生叛乱，贺沛卿、王湘泉也裹在其中。
贺炳南是桑植洪家关人，当过工农革命军大队长、红4军游击司令，后因违犯纪律被撤了职，他带着一些人枪回到桑植槁武装，红军二下洪湖时任命他为桑植县游击大队长。
贺沛卿是桑植罗峪人，贺龙北伐时的一个排长，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家。贺龙回洪家关聚义时，贺沛卿有两杆枪，他和妹夫王湘泉各背一杆，手下还有几个人，参加了工农革命军，以后一直跟到贺龙身边，从特务连长当到营长、团长。赤溪河大捷歼灭向子云部，贺沛卿被传为“一蒲扇就把敌人扇下河”的神奇人物。红2军团驻在走马坪时，他和王湘泉俩请假回桑植探家。红军走后，我随贺民英从走马坪回割耳台，半路碰上他俩急急忙忙去赶队，后来他俩没赶上又返回来，到了桑植县游击大队。
贺炳南与贺沛卿、王湘泉都在红军里战斗了多年，很能打仗，贺沛卿、王湘泉还加入了共产党，他们对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建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在离开红军主力后，贺炳南等与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桑植县委书记杨英发生了分歧，特委、县委不信任他们，他们也不服从特委、县委的指挥。
桑植县游击大队与在鹤峰县活动的湘鄂边独立团也发生了矛盾。开始这两支武装的关系不错，有了敌情互相通报，互相配合。后来有一次，游击大队要求独立团配合，独立团因为有战斗没能赶去，贺炳南等便对独立团怨恨在心，当独立团受湖北这边敌军压迫退入桑植向游击大队借粮借弹时，贺炳南等挟嫌报复，拒绝支援，独立团数战不利，站不住脚，不得不退出鹤峰。
贺炳南等又借口特委不信任他们，要缴他们的枪，竟然进行叛乱，叫喊着所谓“反共不反贺”的口号，打死了桑植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杨英、县委委员李少栋，接着闯上四门岩特委驻地，提了贺龙派给蹇先任的警卫员朱绍田的枪，打死了独立团经理处长谷容年，特委书记周小康因外出得以幸免。事件发生后，特委会合了独立团，转往洪湖找红军主力去了。这个事件是贺炳南的主谋，贺沛卿、王湘泉也跟着一块干了。
贺炳南等人的叛乱是一起十分严重的事件。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借口，实际上是走上一条以武力对抗党的领导、毁灭革命的道路，给湘鄂边苏区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也使自己走向了毁灭。叛乱之后，贺炳南把桑植游击大队拖到方头山上自立山头，结果被国民党团防包围，消灭了，贺炳南死后被砍了脑壳，提到桑植城示众。贺沛卿、王湘泉带着十几个人死里逃生，爬上四门岩躲藏起来，不再有什么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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