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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妈妈身上知道的事|口述实录

 阿里山图书馆 2020-08-23

记者/魏晓涵

编辑/计巍

《女人系列·节育环》

缠绕的、扭曲的、形态不一的三百个铜环,挂在一面蓝丝绒底的画框里,泛着金属光泽。

来来往往的人,大多不知道这些指节大小、首饰似的物件是什么,直到看到作品的名字——《女人系列·节育环》。

它们并非真实的节育环——一种鲜少被提及,被放置在女性子宫里用来避孕的常见物件——但每一种都真实存在过,艺术家周雯静搜集了几百个历史上存在过的不同形态的节育环,按照1:1的比例将它们还原。

今年夏天,《女人系列·节育环》在北京重新展出。现居巴黎的周雯静陆续从朋友处和媒体采访的留言板中看到评论,更多关于节育环的故事正在浮现,有人取环之后大出血,有人生完孩子后强制上环,有人宁愿自己忍受长时间的身体不适,也不让丈夫去配合避孕。

翻着评论里的故事,周雯静有时候会看哭。这个作品和她的妈妈有关——2011年,妈妈取出二十多年前放置在身体里的绝育环,因为置入时间过长,节育环嵌入子宫,甚至因此切除了一小块肉。

在周雯静出生的八十年代,几千万和妈妈一样的女性,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下往身体里置入节育环。她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知道节育环的时效通常在几年或十几年,往往是置入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到绝经或身体不适时才知道要取出。此时节育环可能已经嵌入身体,取环变得艰难,伴随着痛苦和创伤。

以此为开端,周雯静进行了一系列关于身体、性别、身份、疾病和权力的创作,她提供了一种可能——用最直接的方式,重新审视自己这样的年轻一代和妈妈那一代女性之间,相同又不同的生命体验。

以下是她的自述。

《女人系列·节育环》展览现场

“你不要这样平行展示,

可以把它们拼成一个巨大的节育环形状”

如果不是因为取环引发的大出血,以及后续的并发症,我和妈妈可能永远都不会聊起节育环。

那是2011年,我刚刚升入四川美术学院研究生一年级,学的是舞台美术戏剧。大学城离市区很远,我常常需要坐三个小时的车去剧场做舞台布景设计。就在那个冬天,远在湖南株洲的妈妈去医院做了取环手术。

当时她已经停经,身体稍微有点不适,突然想到佩戴了二十多年的绝育环还在子宫里,可以拿掉。去医院检查发现,因为佩戴时间过长,铜环已经嵌到身体里了,和肉长在了一起,需要切掉一小块肉才能取出。

这些细节我后来才知道,做手术是爸爸陪着的,妈妈直到取环之后身体出现问题,才告诉我。

我没有见到那个放置在妈妈身体里二十多年的小铜环,甚至她自己也没有仔细看过。手术结束,医生把取出来的节育环给躺在病床上的她匆匆看了一眼,在医院就地销毁了。

取环手术结束后,将近一个月时间,妈妈经历了一次大出血。当时正值过年,医院没有门诊,病情耽误了一阵。从那时候开始,妈妈的身体状况不太稳定,需要去医院做检查,或是进行一些小的治疗。

从那时候,我开始陪妈妈频繁地进出医院,有了想要表达的冲动。其实当时学设计,很难在这个领域表达自己想说的话,也不知道怎么说。

给我很大冲击和启发的是德国舞蹈家皮娜·鲍什的舞蹈影像,她把生活中一个个稀松平常,不被注意到的动作在舞台上放大,不断重复,我感受到的力量特别强大。我在学校的小剧场看了两天,热泪盈眶。那时候我想,从自己最熟悉的,亲身经历的事情开始,表达我的感受。

2014年做毕业设计的时候,我开始完成自己的第一个系列艺术作品——都和妈妈的生活有关,其中一个就是节育环。我想知道的是,它背后究竟是什么?

我开始查询它的原理、副作用、历史,知道节育环是使子宫内膜形成炎症反应,让精子难以着床来避孕,我意识到,它的功能基础是通过一种看似残忍的方式来实现的。

现代节育环的开发者认为,节育环一次干预即可产生持久效果,也似乎很容易大规模应用,能大幅降低国家的生育率。此后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奇形怪状的节育环,有些是过去欧美的私人诊所为了减少子宫排出节育环的几率发明的,有的设计缺陷甚至会导致使用者不孕。

在妈妈的那个年代,节育环是使用范围最广的避孕方法。

我找来三百种历史上有过的节育环形态,用它的早期材料铜,按照1:1的比例还原。当时想用一种比较刺激的、讽刺的方式来表达,就把它们挂在蓝丝绒布上,装在画框里,看上去像女性的首饰。

我当时的另一个毕业作品叫《取暖》。我们家有一个巨大的衣柜,存着妈妈所有的衣服。我把她从2004年到2014年买的所有衣服的商标剪下来,排列在一个1米2乘1米4的画框里。

它展出时,我突然发现它也是一张(妈妈的)肖像——她的身材可以穿下S码的衣服;结婚的时候她穿的是印有“双喜”标签的旗袍;她平时在铁路集团工作,具体的集团名称在标签上还清晰可见;从某一年开始小城株洲开始引进国际快销品牌了……

这些衣服标签和节育环背后,是她所经历的时代政策和经济增长。

当时很少有人公开谈论节育环这个话题,展出的时候,在小范围内还是有点震撼人的。那次展览妈妈没有看到,直到2018年我在广州开办自己的第一个个展的时候,邀请父母到场,他们才第一次看到。

开幕那天,我拿着话筒一个个作品介绍,他们就在旁边。我心里猜测,他们会觉得羞于启齿吗?妈妈好像并没有表现出这一面,甚至还有批评建议——“你不应该平行地展示在框里,可以把它们拼成一个大型的节育环形状”。

《红色系列N°6》,节育环在身体上留下的是什么?

展厅的一个清洁阿姨等了我三天,

就是为了聊聊自己的故事

在看我的个展之前,妈妈可能不太知道我在做什么,在她生活的语境里,做艺术可能就等于“画画的”。我的家乡株洲,曾经最出名的是火车,这里是京广线和浙赣线的交汇点,集中了很多工业资源。妈妈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铁路集团工作,调换过一些岗位,财务呀,人力资源呀,都和艺术没有太大关联。

我没有太多解释自己做的事情,即使完成作品需要剪掉她的衣服标签,她好像也不问,然后会不时打消我的积极性——“哎呀,够了够了”。

这过程中我还发现了妈妈小小的虚荣心,她现在会把一两件比较贵的衣服偷偷藏起来,并告诉我,“我买的就是这个标签”,千万不能剪。

更深入的话题在家人之间反而很难进行。在初高中时代,妈妈一直扮演着一个传统的母亲形象,我们之间的沟通很少,更不会谈到性和生育相关的话题。直到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读大学,才慢慢开始分享彼此的生活和工作。我尝试谈及她佩戴节育环的情况,这些问题她拒绝回答,我只是大概知道对她那一代的人来说,上环属于强制手段,至于具体父母之间是怎么商量的,她没有提过。

我想了解更多,开始寻找同样佩戴过节育环的女性做访谈。这其中,有妈妈的同事、年轻网友,还有楼下开店的阿姨。

妈妈那一代的中年女性,表达欲之强烈你可能很难想象。几乎没有人对这个话题感到扭捏,她们都很坦诚,我甚至不用提问,倾听就够了。听了很多故事,我的感受是——生活的苦难各有千秋。妈妈的状况不是个例,楼下打印店的阿姨就和我讲到,她因为佩戴节育环脊椎疼痛,反复摘取过好几次;有的阿姨当年为了给孩子上户口,才去佩戴的节育环。

《节育环》第一次在学校展出的时候,很多人联系我。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展厅的一个清洁阿姨,她等了我三天,就是为了聊聊自己的故事。她当时三十多岁,已经戴环六七年了。过程比较辛苦,换了三四个,都滑落了,引发了盆腔炎,还因此衍生出一些家庭矛盾,希望从我这里听到一些建议来减缓问题。

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医生。和我聊过的人,包括一些很年轻的女性,几乎很少有人了解节育环,包括它的使用时间、副作用等等,即使这些信息在网上很容易查到。和清洁阿姨接触的经历,推动我把关于节育环的女性访谈继续下去,整个过程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年,包含50位佩戴过节育环的女性。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真带着一定的成见——大概会听到很多控诉吧?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也遇到过完全站在对立面的女性,她的职业和医学相关,觉得节育环是一种很好的节育手段,为女性争取了一定的权利,不用总是怀孕。逐渐这样的声音也越来越多,有的女性对女性的要求反而比男性更严,这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

那时候我结束了在川美的研究生学习,到了离家更远的法国,在南特美术学院学习艺术。查阅过英语和法语的资料之后发现,中西方在节育环的使用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西方选择上环的女性,一定提前咨询过医生,查过资料,了解自己是否适合,才自主选择是否佩戴节育环。我意识到,节育环本身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当事人是否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我重新创作了一版《节育环》,选择一种最接近皮肤材质的陶瓷材料,把三百个绝育环的形状嵌在里面,留下印记后烧制,变成永恒的痕迹,再注入红色墨水。原本作品中讽刺的感觉减弱了,但它更接近我的初衷,展现节育环嵌入取出之后在身体上留下的是什么。

这是我的“红色系列”作品之一。红色让人联想到血液,代表女性在生物性层面上最频繁的经历——经期、生育、疾病等等。除了重新创作“节育环”这个主题,我还用红色墨水绘制了1:1大小的手术刀,浸染只有女性特征的石膏躯体,透过红色亚克力看避孕药,它们可能和妈妈的个人经历无关,是女性共有的生命体验。

作品《以疾病之名》

我看着妈妈,

她脸上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严肃神情

妈妈取环之后,每年会去医院,做检查或是有小的手术。我曾经在重庆一家很老的医院帮妈妈排长队的时候,眼前一边是妇科,一边是堕胎的人,每个人可能讲述下病史,医生说个几十秒就结束了看病的过程。

我看着妈妈,她脸上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严肃神情,也不和任何人说话。穿过医院的大厅,等候室里不锈钢的座位上,横着男性家属在睡觉。有时看到丈夫带着妻子来检查的时候,妻子已经是恶性肿瘤晚期了,医生问为什么不早点来?他说我们生意很忙,没有时间。

在医院里你常常能看到一个人的社会性和生物性冲突的时刻。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穿着华丽的女性,画着浓妆,吹了一个很蓬的头发来做检查,拍了片子之后,医生告诉她,子宫里的血管都粘在一起,很难治疗,让她回去了。出医院的时候,我看到她坐在树荫下,神情落寞地发呆。

我会发现这背后有家庭的矛盾、性别的歧视,或是女性对自己的身体的认知不够,它是复杂的机制最终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像一块石头一样,“咣”地砸到了我脑袋上。我很庆幸妈妈没有遭遇那样的事情,也庆幸自己没有那样的疾病,但还是会强烈地感同身受。

这些陪妈妈去医院看病的经历,让我看到人身上很残酷的、生物性的一面。我看了很多医学资料,完成了一系列关于疾病和身体的作品,比如主题包含血液、经期、生育和手术刀的“红色系列”。

其中我最喜欢的之一,是被红色墨水浸染的石膏女性躯体。四五十斤重的石膏在红色的颜料里放置了一个月,从记录的影像中,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开始石膏表面是粉红色的,像温柔的云;干了以后红色从毛细孔里渗透出来,越来越强烈;最后,石膏表面长出的黄色和白色的斑纹,像疾病纹理。

这些作品展出的时候,观众的反馈大多数是特别直接的感受——“哇,这个好看”,或者“怎么这么刺激,这么暴力”,有人觉得“很血腥,不想看”,甚至觉得不堪入目。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人们有时不愿去谈这个话题?如果有一小部分观众能往更深处走一步,思考“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对我而言就是某种意义的成功。 

妈妈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不会觉得羞于启齿,可以很直白地聊这些话题。虽然我们很难突破代际的差异,在生育婚姻之类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或者做更深入的艺术性的探讨,但对她这个年代的人来说,愿意接受这些作品的出现,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

前一段时间,我陪妈妈去做了乳腺增生的手术,想到又要做手术她很紧张。我陪她排队的时候,前面有一个比我还小的女孩,21岁。医生直接告诉她,你的肿瘤是恶性的,有好几块,有的和神经长在一起了,必须做手术切开取出来,在乳房上会留下一道很大的伤疤。那一刻的感觉是很残酷的。

妈妈切除的增生组织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透明袋里,我拿着袋子穿过走廊去另一栋楼化验。路上我看着透明袋里的东西,甚至能看到里面钙化的点,当书上的“增生囊肿”出现在眼前时,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最近,我搜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乳腺增生的X光图片,准备对照片子的图像,创作一百幅绘画,从艺术的视角来看这些病变。它是《以疾病为名》系列的一部分,讲述的是,病人来医院寻求治疗,却变成一种景观。

从节育环、服装标签、城市影像,到身体、手术刀、增生,有些和妈妈有关,更多的和她无关,和更广阔的人发生关联。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缓慢地和上一代人的生活靠近了一些。

一些关于妈妈的记录还在继续。2014年的《取暖》只有一个框,现在被我剪到已经快有两个框的体量了。每拿出一件衣服,我都要问妈妈,这是哪一年买的?当时是什么情况?说着说着,两个人就会想起聊起一些共同的生活经历,过程会变得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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