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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升降理论是中医“气机升降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脾主运化、主升清，将精微物质上输心肺，布散周身；胃主受纳、腐熟、主通降，使糟粕秽浊向下排出，传导无滞。脾为阴土，喜燥恶湿，体阴而用阳；胃为阳土，喜润恶燥，体阳而用阴。二者燥湿相济，升降协调，形成升清降浊的一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共同完成对水谷精微的运化与输布，使人体阴平阳秘，生命安和。所以说，脾胃为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脾胃升降调达，气运行才能正常，人体的各项生理功能得以正常维持。脾胃升降失常，是疾病发生的关键，即“内伤脾胃，百病由生”。 《内经》将此理论有机地贯穿于人体气、血、津液的生成、转化及代谢过程之中。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曰 : “升降息则气立孤危……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和降是哲学上的一组矛盾，即对立统一，又相互依赖，两者互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相互制约，矛盾双方的此消彼长，清阳得升，浊阴得降，构成了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自然界。又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二者一脏一腑，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表一里，相互配合，构成了表里相济，升降相因的对立统一关系，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活动，促进机体的生长、发育。《素问·经脉别论篇》云 : “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简要阐述了机体水液代谢的生理过程。《素问·脉要精微论》曰“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清气在下，则生飧泻；浊气在上，则生嗔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若升降失司，脾胃失调，清气不升，浊气不降，则会出现一系列的疾病及全身症状。《内经》为后世脾胃升降理论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1] 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重视脾胃升降理论，首创“辛开苦降”之法，治疗脾胃疾病，最早将升降学说运用于临床实践。如《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篇》云：“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方中半夏、干姜为辛开，黄芩、黄连为苦降，一辛一苦，一升一降作用于脾胃，调节脾胃气机升降，使脾气得以升清，胃气得以降浊，促进水谷精微正常吸收和输布，糟粕秽浊正常排泄，达到回旋气机之功，恢复脾胃之升降及其生理功能的作用。通过组方配伍应用切合病机关键，升降同调以顺其气机，其病乃治。其所创经方三泻心汤、旋复代赭汤等，分别作为代表辛开苦降法、和胃降逆法的经典方剂，为后世医家诊疗脾胃疾病学习的良方。 金元时期，李东垣继承并创新了先辈的学术思想，遵《内经》“土者，生万物”，“以胃气为本”，“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的思想，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开脾胃论之先河，对脾胃气机升降理论做了具体论述。他认为 :“脾胃之寒热虚实，宜燥宜润，应当详辨，至于升降二字，尤为紧要”，提出脏腑的“升降浮沉”，是《内经》中自然界升降理论的继承与延伸，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体内部同样以升清降浊为正常的生理活动，而升降之枢在脾胃，水谷精微升发，滋润濡养全身；糟粕秽浊下降、排出，人体得以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否则将产生各种疾病。李氏认为在治疗脾胃病时，要掌握调节气机升降这一关键环节，重视升发脾阳，降逆胃气。并且他又提出“脾胃不足之源，乃阳气不足，阴气有余”，故在临床实践中，特别强调生发、生长的一面，更加重视升发脾胃之阳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水谷精微上升，脾气得以升发，元气得以充养，生机才能活跃，阴火才能潜藏，不致上乘为患，在临床上喜用柴胡、升麻、黄芪等具有生升特性之药。李氏首创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升阳除湿防风汤、升阳汤等著名方剂来治疗脾胃疾病，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明清时期，叶天士提出脾胃分治、胃分阴阳的观点，创立了养胃阴等治胃之法，形成胃阴学说。他认为“胃易燥，非阴柔不肯协和”，重视甘润养胃，首创益胃汤等名方。叶氏又提出“纳食者胃，运化者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脾脏居中，为上下升降之枢纽”，明确提出了脾胃运转气机的中轴地位。《临证指南医案·脾胃》中明确强调 : “脾胃之病，虚实寒热，宜燥宜润，固当详辨，其于升降二字尤为重要”“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以脾喜辛燥，胃喜柔润也”，反映了他重视调畅脾胃升降出入的治疗思想。[2] 脾胃升降理论是中医气机升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脾胃升降失司是脾胃病的核心病机，其相关理论的形成、发展、成熟、完善过程也是中医脾胃病理论发展的过程，对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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