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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紘侨①
时下所见江苏溧阳埭头、夏庄《史氏宗谱》（2003年版）、贵州1984年版《史氏族谱》和全国许多地方史氏家谱，其史料多来源于《汉司空溧阳侯史公庙碑》、《大唐氏族志》、《古藤史氏宗谱》、《仁宗朝辑》和《庆传录》。《古藤史氏宗谱》是隐士史维则（原谱载为溧阳侯史崇30世孙）在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年间（960—962）纂辑的，该谱是史氏最早纂辑的族谱。其后维则之子史成又于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四年（980）第二次纂辑。湖南省谱“凡例”溯谱源中称：“溧阳旧谱”肇自宋建隆年间。而溧阳埭头史氏宗谱修辑最早的是北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史彦虬（又名仁彦，原谱载为溧阳侯30世孙）归乐丘园时修辑的。但真正“博采遗迹，编以成集”系统完整的史氏宗谱则是溧阳人越州萧山县令史三友（字益之，原谱载为溧阳侯34世孙）政和丙申（1116）年纂辑的《庆传录》。在宋代以前，史氏的世系记载是从西汉开始的，但亦只记录侯爵名人，其他则概不记述。虽然自东汉以来，各地每隔一定时期都有修辑，如江苏溧阳埭头一隅自宋仁宗朝以后迄今有记载的修辑就有22次；浙江宁波13次、吴中10次、会稽3次；河北沧州5次。这些谱牒记录了史氏族人起源、迁徙、演变、分支、繁衍、风俗礼仪等家族文化，以及史氏先人悲欢离合、感人至深的创业历程，是比较珍贵的家族历史文献，但宋王朝以前私家未修过正规而详细的谱，只有唐朝贞观12年（638）公家组织修过《大唐氏族志》，当时共收293姓，史姓为首称，其后各地史氏家谱多因此资料而修辑，然而迄今已是1367年。由于时代变迁、兵燹离析，文献记载有限等原因，致世系鉴别不全，缺失严重。然而前人在修葺过程中，为了急溯本源，找到原始来历，却未能细加推敲考证，便将那残存之余偶尔见到的一些世系鱼贯起来，以标世数。殊不知，这不但达不到史以传信，让子孙真正知晓祖宗原始来历的目的，反而诬戾了祖宗，贻害了后人。为了澄清那些以讹传讹，将错就错的史实，本文拟就溧阳侯世系1至30世（原谱世系1至30世见表一）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作一粗浅的分析，并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和建议，以期引起史氏族人的注意。 存在的问题 史氏族（家）谱记录所据多为正史及旧谱蓝本，遗憾的是正史及旧谱蓝本本身就有遗漏，不很严谨，因此所记世系结论难免有错误之处，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笔之草率、是非不分 1、据《汉司空溧阳侯史公庙碑》及《史氏族谱》载：“洽之子泽”，而溧阳候四世孙史洽“永寿丙申年六十一薨，谥曰成侯……”永寿丙申年为公元156年，洽享年61岁，当知其生于公元96年（贵州1984年版《史氏族谱》载为：“享年八十一岁”为误）；溧阳侯五世孙史泽“建宁庚戌年七十七薨，谥曰节侯”建宁庚戌年为公元170年，当知泽生于公元94年。 对比四世洽和五世泽的生年可以看出，五世泽的生年较四世洽的生年早2年，其既然为父子，又岂有子先于父而生之理？古人续谱何以粗心到这等程度？不辩生年的早晚，便将只是为侯先后或是族中辈份不同的两人认定为父子关系！
注① 史紘侨（1963.3—— ），原名史洪桥，溧阳侯61世孙（按此文修改后的世次为65世），贵州省毕节市海子街镇五十亩村人，贵州省地矿局113地质大队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2、关于隋时的史万岁（550—600）。《隋书》、《旧唐书》及《山西通志》均载：“万岁父静，周（指557—581年间的北朝后周）沧州剌史，曾跟从周武帝平齐，战殁，追封太平县公，万岁袭父爵。开皇中万岁以功复封。万岁子怀义”而《史氏族谱》载：“万岁父佐，字良弼，南朝时陈国（557—589）司农卿，子一：行可” 《史氏族谱》所记关于史万岁的简历与《隋书》、《旧唐书》、《山西通志》所记的简历完全相同。惟其父与子不仅作官地点不同（北周在北方，陈国在南方）、国别不同（一为北周，一为陈国）、名字也不同！万岁之子名不同似可以解释为他有几个儿子，但谱载又说他只有一个儿子行可。其父二名，一为静，一为佐，不仅名不同、作官的地点不同，国别也不同，这是难以解释通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史万岁有同名者，因此笔者认为《史氏族谱》可能是将名微的史万岁记为名噪一时的史万岁了，并且沿用了万岁的简历。 二、谬缀世系、诬戾祖宗 自东汉至宋朝的1000余年间，溧阳侯世系有几处存在明显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两晋、南北朝、隋、唐时代。 1、《史氏宗谱》和《史氏族谱》等均载：“13世史宪（山阴侯）之子史瑰，史瑰之子史处安” 从简历看，宪乃西晋末期人，永和八年（352）薨于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古属江苏），享年72岁。以此推断，宪应生于三国末期的公元281年；瑰为南朝宋时的乐乡令，后又任新安太守，自应是南朝宋时人，其生卒虽谱未记载，但南朝宋在公元420——479年，其在宋为官，自然应是420——479年这一时期的人。 史瑰是先作乐乡令，再任新安太守，说明其做官是从小到大的。假设其为乐乡令时的年龄为30岁（一般人初入仕途的大致年龄），中年以后再任新安太守，那么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推断其出生时间。 第一、史瑰为乐乡令在宋初，即在公元420年左右，则其出生时间在公元390年（即420减去30等于390），而390年距史宪出生的281年已109年。这就是说，如果瑰是宪的儿子，就应是在宪109岁时所生。可是宪只活了72岁，由此可以认定瑰不是宪的儿子。 第二、假设瑰为乐乡令在宋的中期，任新安太守在宋的晚期，即在公元450年左右任乐乡令，则其生年当在420年左右（450减去30等于420）。如此450年距宪的生年281年已有139年，也就是说瑰如果为官越晚，其出生时间与宪之间相隔的时间就越长，就更不可能是宪的儿子。即便是瑰在宋初并且50岁才做乐乡令，60岁才任新安太守，其生年也在370年左右（420减去50等于370），而370年距宪的生年281年已有89年，此时宪已逝去17年（89减去72等于17）。这一假设说明如果瑰是宪的儿子就应是在宪逝世后17年才出生的，显然瑰不是宪的儿子，因为宪已经逝世，当然不可能再生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瑰的出生时间距宪的出生时间至少在89年以上。为便于和史处安等以下几代进行比较，这里统一选择第一种情况，即每个朝代开始时为官并且为官时年龄都在30岁，以此进行比较分析。 在封建社会时期，史氏人口的发展平均约25.5年1代。如1世崇生于公元4年，13世宪生于公元281年，相距277年，其间12代人，平均23.1年1代；又如贵州毕节五十亩史氏1世祖史明心生于明朝甲寅年（1614），到1984年修谱时的370年间已繁衍子孙平均14代（长房史文选之后传至15世，平均24.7年1代；么房史文详之后传至12世，平均30.8年1代），平均约27.9年1代。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宪和瑰之间的关系，宪生于281年，瑰生于390年（见以上第一种推论），相距109年，109除以25.5等于4.2，约等于4，也就是说宪到瑰之间至少有4代人，除去瑰这1代，其间还缺3代。这可以从溧阳1946年所修的《大同谱》卷首第27页《续宗谱图引》中得到证明。《续宗谱图引》载：“广西思恩军民府经历（官名）史京于明嘉靖壬寅年（1543）解官归，瑕翻遗稿，偶检四明（今宁波）八行（宁波史绍，人称八行公）谱序乃宋太守瑰以下名爵俱载……”很明显，《大同谱》的史瑰以上以下祖讳都在元末缺失。虽然史京在1543年查考了浙谱并补了瑰、处安等几代，但浙谱（指《古藤史氏宗谱》又称为溧阳老谱）在建炎三年（1129）金兵南下侵占宁波时就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并且只剩下一些残卷。虽然1178年丞相史浩到溧阳找来世系图补齐，但都不是直系相连的。史氏最早的世系（原谱的25世史义谦以前）实际是《大唐氏族志》依据正史及有关文献所编录，而正史本来就是扬贵抑贱的，所以其缺略参差也是可想而知的。清朝康熙年间溧阳解元史阁（原在溧阳候世系中的世次为50世）、状元史夔（原在溧阳候世系中的世次为51世）和浙江会稽史在鑛（又名史璞庵，官至湖南永州司马，原在溧阳侯世系中的世次为51世）等人所编的《溧阳侯世系》中也指出：“30世（注：指以前修谱所认定的世次）前不过是鱼贯以标世数罢了”这充分地说明了溧阳侯世系1至30世是不完善的。 同样的道理，可以证明南朝梁（502—557）晋安太守史处安亦非史瑰之子。因为从宪出生的三国末年（281）历经两晋至南北朝时之梁国已经有221年以上，也就是说，从史宪至史处安，其间不可能只有史瑰这一代人。如果说史处安在梁初当上晋安太守时已30岁（为和前面的证明相统一而假设的前提），那么其生当在公元472年，与前面假设史瑰生于公元390年亦相距82年，按平均25.5年1代计算，似应有3代人，除去史处安这1代，也还有2代人。但据1946年版溧阳《大同谱》卷首第27页《续宗谱图引》所载：“自13世山阴侯至18世祭酒（指史仲谟），中间脱失一叶四世无传……”由于前述史宪至史瑰之间缺了3代，因此史瑰至史处安之间至少缺1代，前后两处缺失相加刚好是4代。 2、谱传“13世史援之子史充，史充之子史纂，史纂之子史祺，史祺之子史育，史育之子史仲谟和史省” 这一世系也是经不住推敲的。因为史援是西晋末期人，历经东晋、南北朝、隋朝，至唐朝时的史仲谟，已是350余年。那么何以知史援到史仲谟之间有350余年呢？这可结合谱册记载分析如下： 与山阴侯史宪同为13世的晋宁朔将军史援，曾在晋永和八年（352）组织修过溧阳侯庙并立溧阳侯庙碑，说明宪逝世后援尚健在。援与宪同为史藻的7世孙，宪是长支（大宗）史嵩的来孙（6世孙），而援是二支（小宗）史懿的来孙（6世孙）。他们虽为同世，但一为长房，一为二房。结合么房出老辈的一般规律来看，每5至6代人中长支要比小支多1至2代人，也就是说史援虽与史宪为同世，但至少要比史宪小25至30岁，即至少是1代人的时间，因此史援的年龄应和史宪之子年龄相近，如按25年的时间差算，其出生时间约在公元306年左右（即史宪的生年281加上25等于306）。如此，到352年组织立侯庙碑时史援已有46岁，也是符合其倡修人身份的（壮年为官）。 史仲谟为唐朝时的国子祭酒（相当于今之大学校长），曾在唐景龙三年（709）合族重立溧阳侯庙碑和山阴侯墓碑。设想其以族贤身份倡修庙、墓碑时年龄与援相近，即为46岁左右，则其生年当在公元663年左右（709减去46等于663）。公元663年距公元306年已有357年，357年之间只有5代人，平均71.4年1代人是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也与史氏在封建社会时期平均25年至30年1代人的规律不符。以五十亩么房370年传12代，平均31年1代的情况比较，史援作为8世二支史懿之后，传357年似应有11代人。然而谱载史援之后只有“充、纂、祺、育、仲谟”5代，其间还差6代。当然这是推论，实际情况还得参考有关史料作进一步分析。鉴于史务滋与史净滋为同世的实际，以及《续宗谱图引》记载只缺4世的情况看，笔者认为史援之后至少也缺了4世。虽然自宋代以来的1000多年中，也有人对溧阳侯世系提出过疑问，如43世（原谱认定世系）行人司行人史常，45世（原谱认定世系）史愉等都在《宗谱图序》和《续宗谱图序》中说：“30世以上，旧谱已定，中间稍有缺疑，亦无所考……”但却没有认真研讨过缺失的原因并提出过修正的意见，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三、关于溧阳侯30世孙（原谱世系）、宁波史家的始祖史维则的先世历史上存在三种记载的问题 1、江苏吴中谱记载：史维则与弟史怀则于后晋天福四年（939）自陕西终南山迁浙江嘉兴史家村，是21世（原谱世系）唐武后时宰相史务滋的后裔，其兄弟是史怀则。世系为21世务滋—22世惟肖—23世永潜—24世翙—25世德藏（一名德芷）—26世体元—27世息夫—28世利用—29世守宜—30世维则（字天问）和怀则（字从绳）。 2、江苏溧阳庆传分徙二录记载：史惟则是21世唐武后时宰相史务滋的后裔，但其父亲是后晋安南将军蔡州剌史29世史万寿，而不是29世（原谱世系）史守宜（字定之），其是史彦虬的兄弟。世系为21世务滋—22世洤—23世廉—24世赟—25世端—26世质—27世实—28世淀（又名定）—29世万寿—30世彦虬和惟则。这段记载中惟则的“惟”字与吴中“维”字不同。 3、浙江余姚、湖南、贵州等地史氏族（宗）谱记载：史惟则是21世轻车都尉、溧阳开国侯史净滋的后裔，其父是后晋安南将军、蔡州剌史29世史万寿，其兄是史彦虬。世系为21世净滋—22世洤—23世廉—24世赟—25世端—26世质—27世实—28世淀—29世万寿—30世彦虬和惟则（“惟”字亦与吴中“维”字不同）。 以上三种记载，一说务滋之子惟肖，一说务滋之子洤，又有一说洤是务滋之子，而非净滋之子。说务滋有两个儿子还说得过去，但说洤有两个父亲就讲不通了。另外，惟则不论是与彦虬为兄弟，还是与怀则为兄弟，都讲得过去，最讲不过去的就是他的父亲，一个是29世（原谱世次）史万寿，一个是29世（原谱世次）史守宜。因此，上述三种记载中肯定有两种是错误的，可靠的必然只有一种。 第一种记载称史惟肖是史务滋之子是有一定道理的。史惟肖之所以迁到终南山，与其父亲史务滋自杀有较大的关系。因为史惟肖的老家在溧阳埭头，外出做官在清河县，为什么要迁到终南山呢？笔者以为，原因就是史惟肖的父亲自杀后，其为了避祸才隐居到终面山的。因为在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封建社会里，史惟肖不可能不受其父亲的祸事的牵连。当其受到影响以后，既不可能再在清河县令位置上继续呆着，也不可能跑回老家溧阳，唯一的就是找个地方隐居下来，于是就隐居到了陕西终南山（今咸阳东十里凤栖乡），其后便在终南山繁衍生息。至其9世孙维则、怀则迁到浙江嘉兴史家村居住。在嘉兴期间，史维则于北宋建隆年间修葺了《古藤史氏宗谱》，详述了自已的家世及来历。后来由于金兵南下，《古藤史氏宗谱》遭到破坏，失去了原始来历，维则的子孙便到溧阳找寻世系补齐。但遗憾的是所补齐的世系已经只是溧阳的世系。因为22世（原谱世次）惟肖迁出以后，溧阳就已失其后记。所以《续宗谱图引》中称：“丞相史浩在淳熙辛丑（1181）来判建康，祭庙赈族，寻访支派，还移文县令有云：吾宗人，有知晓宗派者，即津发赴府。则知南渡后浙谱（指《古藤史氏宗谱》）尝散佚，而搜访于溧，今浙谱30世前固所访溧阳谱也。”不难看出，在溧阳未找到史惟肖至史维则之间的接续关系的情况下，无奈之余只好将维则连在与其同世的史彦虬之后，以致维则与彦虬虽然辈份相同，但在出生时间上两人却相差了近百年，而且在29世（原谱世次）万寿公栏下无直线相连。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苏吴中谱的记载应比较可靠（理由详见本文“几点看法和建议”中的第四部份）。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 一、褒贬笔削、扬贵抑贱 以往的族谱，不论是官家私家所修，还是各个地方所修，总可以看出：对于读书而入仕者，叱咤风云而登极位者，饱学而成大儒者，总是谨载封典事迹，详载官阶。盖入仕当敬，世受皇恩当宠。而一般庶民百姓，几乎没有进入宗庙的，在谱册中最多有一个名字符号而已，更多的是连一个名字符号都没有。这就是有功名者，与谱册同在；平民百姓，则难见经传的历史原因。正如宋朝时代成都才子关缜所言：“古时修纪、志者，往往以褒贬笔削自任；修传者，则独以文辞华采为先，不相通知，各从所好”由于这种“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就形成了庶民不入记，即使其子孙进入仕途，亦只能记在别人名下。笔者以为，洽与泽之间的关系，不过就是家族中的一种侯世系而已，因为他们都嗣续了侯爵，从而进入了宗庙、谱册，而其名微之亲则不著矣！ 二、战乱频繁、兵火离析 从东汉至宋初的1000余年中，有战乱上百次，其中较大的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西晋“八王之乱”、淝水之战、公元301年巴氏李特领导的绵竹流民起义、隋末瓦岗军起义等。由于长期战乱的影响，史氏子孙被迫四散迁徙，在迁徙退避的过程中，其踪迹也随之埋没于历史长河中。即使个别人留下纸言片语于断简残碑之中，那也只是记载了极少的一部份入仕之人。就东汉初修建的溧侯庙碑而言，至宋时已反复毀坏过五次：第一次毀坏于三国末期。在镇压黄巾军起义的过程中，出现了东吴、蜀国、魏国等军事集团长期混战割剧的局面。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晋，并于公元280年灭掉东吴，置于东吴的统治之下的溧阳侯庙被毀坏，并且在以后长达六七十年的时间里未得到修复，直至公元352年2月15日才得以重建，其毀坏程度是不难想象的。第二次是毀坏于隋末。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以后，南方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公元581年外戚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并于公元589年灭陈建隋，到了隋朝后期由于隋炀帝的暴政，致使河南、山东等地农民份份起义。公元611年隋炀帝被杀死于江都，隋朝随之灭亡。之后为争夺皇权，农民军和各地留守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溧阳一隅史氏子孙为避战祸，纷纷迁至闽（福建）、越（浙江）等地，以致殿宇崩溃，庙碑被压破长达300年之久，直到唐朝贞观14年（640）才再次修复。在南渡过程中，有的子孙为避战祸，甚至出继他姓，如明代浙江余姚的史琳，其上世就出继张姓达八代，直至弘治17年（1505）才上书恳请并得到上面的同意恢复姓史。第三次和第四次分别毀坏于唐朝。第五次是毀坏于五代。“安史之乱”过后，唐朝逐渐衰弱，往后形成了长达100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黄河流域出现五代，长江流域出现10个割据政权。这一时期的皇帝均为武人出生，实行简单粗暴的军阀统治，彼此混战，造成老百姓流离失所。军阀们为了增加兵员和防止逃亡，常强迫老百姓当兵，并在脸上剌上字。广大百姓不堪凌辱，纷纷逃走，侯庙因此受到破坏。上述情况说明，战乱是导致历史文献残缺的一个重要原因，谱册易散不说，就是碑文也不可能保全，这在现代历史上尚可得到印证，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破“四旧”、立“四新”，各地庙碑纷纷被捣毁便是最好的例证。损坏于庙、墓原地者，还可从残碑之中找到一些踪迹；而被移置作他用者，连踪影也找不到了。 总之，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连生命都顾不及的情况下，谁还有心思去顾及碑墓及谱册？即使有个别忠义者想保护，也只是暂时的保住，最终先人的踪迹还是被埋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庙碑损坏、谱册散失，这就是历史失记、接续错乱、世系脱失的根本原因。 三、急溯本源、“饥不择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在政治上虽然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战争亦时常发生，然而此时的地主阶级中却形成了非常讲究门第的“士族”和“庶族”，至唐朝时发展到鼎盛。那时官家和私家修史之风都很盛行。无谱即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本”，这在当时是一件十分耻辱的事，所以但凡有名望之族都要撰辑宗谱。 史氏在江南一代也属上层之士族，因此修撰谱牒，记录世系亦不例外。从记载看，史氏之谱最早修于晋永和年间。875至884年间受黄巢兵燹后，原谱散失。而后修葺并部份保存下来的谱才是《古藤史氏宗谱》和溧阳埭头宋代至和年间太子正字彦虬公所修的《仁宗朝辑》——简称“宋谱”。《古藤史氏宗谱》（宋内府抄出称《仙源类谱》）是史维则在建隆年间（960—962）纂辑的，它比《宋谱》要早，高宗初（1129）金兵南下侵占宁波，社会动荡，民众流离失所，史氏全族乘船避居海岛，战乱后只留下一些残卷。以致到丞相史浩时，不得不到溧阳找寻根据，并在无奈的情况下，将30世维则与同世的彦虬续成了兄弟。《宋谱》则因当时所据资料有限，加之一时搜集不尽，也只能将那些残存之余的一些史料连缀起来，以致永乐丙申年（1416）43世行人司行人史常撰《溧阳宗谱图序》时说：“……彦虬以上，旧谱已定，然未知何人所作，中间稍有缺疑，亦无所考……旧谱大率与《庆传录》相类，亦必出于益之（指萧山县令三友）之手无疑矣！但《庆传录》以显者称之而微者不著为差尔……”；正德丙子（1516）45世史愉撰《续宗谱图序》称：“……旧谱自30世祖宋太子正字彦虬之上已定，但未知出于何人之手，间有缺疑，亦无所考……”；再就是45世广西思恩军民府经历史京在《续宗谱图引》中也说：“祭酒公（指史仲谟）以谱牒易散而石颇难泐，故详入世系。至于文之曰汉、曰晋、曰唐，今皆不足深究”，“汉碑毁而晋重立，唐再立之，今所撰文，汉、晋、唐皆无测……”以上事实说明，今日各地所存之谱确确实实是辑佚本。《古藤史氏宗谱》及以后的《宋谱》记述的都是从东汉到宋朝近千年的历史，这就等于用今天的著述去坐实1000年前宋朝时的史实，其缺乏力量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二谱所据多为碑文和辑佚本，间或有无遐核对而错误之处，但多数史料毕竟是直抄实录，所以应该肯定其绝大多数史料是可信的。即便有谬，也不能全盘否定，而应该辩证地对待历史文献。 以上分析说明，溧阳侯世系残缺并非人为所造成，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的，现在要解决这些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然而我们对此不应失去信心，因为不管有多么复杂的历史问题，只要找到其产生的真正原因，最终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几点看法和建议 原谱均以帝王的年号或干支记录祖宗的生卒，可历代修谱不知为什么并未由此引起重视，即从时间这一铁的事实去考证上下代的接续关系和生卒正误。今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提出几点个人意见供有兴趣的族人研究参考。 一、阳侯世系是侯王世系而不是父子世系 汉碑是东汉学者左雄（？—138）所撰写，应首先肯定汉碑的真实性。因为茅、洽、泽等是与左雄同一时期的人，其为侯先后秩序应该不会有问题。既然是侯世系就有传侄子或传族人等非嫡传的可能，从3世茅到4世洽再到5世泽，之所以有下一世的生年比上一世早，就是因为非嫡传之故。他们之间不过是一种为侯先后的秩序，即侯王世系。至于是何时何人将茅、洽、泽等以父子辈份记入世系，现还是一个待研究的问题。 二、史万岁名微不著 史万岁名微不著。其父史佐，字良弼，陈司农卿。子一名行可。 三、13世山阴侯史宪之后至史处安之间和13世宁朔将军史援之后至唐朝国子祭酒史仲谟之间都有不同程度的缺失 先人在信息不灵交通不便的古代社会环境中，为急溯本源，在无力考证的情况下接续谱牒，即便有不完善的地方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今天，在有了充分的证据以后，凡是不准确的记述，纵使历代相传，也应当予以澄清。否则传将下去不但影响谱册的质量，更重要的是诬戾了祖宗，背离了史以传信，“远近昭穆，不容紊乱”的祖训，贻害了后昆。 1、史宪不是史瑰的父亲，史瑰也不是史处安的父亲，其间有4代缺失 13世山阴侯史宪（281—352）至梁晋安太守史处安之间是有缺失的，即史宪至史瑰之间有3代缺失，史瑰至史处安之间有1代缺失。这与1946年版溧阳《大同谱》卷首第27页《续宗谱图引》所载：“……茌平主簿君用（原谱载为41世）修葺宗谱，颇亦残缺，与族人德润参订自13世山阴侯至18世祭酒（史仲谟），中间脱失一叶四世无传，蠹食之余，有存其官而忘其名字者，皆不敢妄补，曰某某者是也”是极其吻合的。 2、史援至史仲谟之间也有4代缺失 史援至史仲谟之间缺失了4代。那么缺在何处呢？ 第一、永和八年（352）修过庙碑后，直到唐朝贞观14年庚子（640）才重立，其间相隔了288年没有修续。288年前之事早已在史援时笔之于碑（援为倡修者，其名在当时的碑文上应有记载），即使战乱，尚不至于全部毁灭。而史援之后288年之间的史料，因无碑文记载，要凭记忆记住肯定是不可能的。俗语说：“五世不修谱，子孙不知祖”因此笔者认为是缺在史援之后，史充之前。 第二、即便从352至640年间修有谱，但在618年隋末大乱，史氏子孙纷纷逃往闽、越那样的战争岁月中，连生命都顾不及的情况下，又有谁人顾及谱册？间或有人保存下来，如此长的时间亦难免虫食而支离破碎，因此史援之后自然失记。 第三、史援之后裔充、纂、祺、育、仲谟各代，除史充为布依百姓外，余皆是有一官半职的读书人。史充为布衣，不谒诗书，不修家史是常事，但其他几世均为文人，处在那种修史之风盛行的年代是不可能不记家史或年庚的。也就是说从纂以下这几代都是文人，对家史应有所记载。到了史仲谟组织修续时，想来也只能就近找到史充以下这几代，故译入了世系，但是史充以前则因其为布衣百姓没有记载，只好仍付之于缺失，往后未知谁人将史充和史授连接成了父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13世以后不论是大宗史宪之后，亦还是小宗史援之后，均有缺失。史宪之后裔在南朝宋、梁、陈三朝有史瑰、史处安、史佐三位入仕之人，因此断续缺失，而史援之后则连续缺失。 四、关于溧阳侯30世（原谱世系）孙、宁波史家的始祖史维则的先世历史上存在的三种记载，笔者赞同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溧阳侯60世孙）史美珩先生《中华姓氏谱·史》中所提的看法，即认为第一种记载较合理，即维则与怀则是兄弟，是21世（原谱世系）史务滋的后裔。理由如下： 1、明代嘉靖癸卯年溧阳裔孙（原谱世次记为45世）、广西思恩军民府经历史京在《续宗谱图引》中说：“唐司宾卿纳言务滋者，为四明（今宁波）祖；轻车都尉、溧阳开国侯净滋者，为溧阳祖，此二支之所由分。”说明维则是务滋的后人。 2、1946年，宁波裔孙59世（原谱世次）史日永在《溧阳宗谱序》中称：“夫我30世祖讳维则，字天问。六公（维则排行第六）与弟从绳（怀则的字）当有宋受命为唐遗逸，仕同官、隐同居，而卒同葬，其详于史乘者亦审也。六公有子成，徙四明（今宁波），而从绳之后留居吴中，亦以硕大著称”此记述说明维则与怀则为兄弟，并且也说明史成迁自吴中。 3、《鄞县通志》载：“宁波史氏是从江苏吴中徙浙江慈溪，不久又从慈溪徙居鄞县洗马桥东的。”迁鄞县的始祖是史成，其父“高隐”史维则。此记述说明宁波史氏的始祖史成实徙自吴中，而不是徙自溧阳埭头。 4、宁波的《古藤史氏宗谱》是史维则于北宋赵匡胤隆庆年间（961—962）所修，以后其子史成复修，丞相史浩再修，始迁祖史成在谱中称：我从吴中来。这应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说宁波史氏的始祖迁自吴中，而不是埭头。 5、溧阳埭头1946年修的《大同谱》卷一第11页载：“盖四明始祖讳惟则者实徙自溧阳，与讳彦虬者为昆弟，皆同裔壮侯”，“惟则徙四明为浙宗始迁之祖”，列在彦虬之后，但29世史万寿栏下又未注明有几个儿子。笔者窃意：这是将维则之祖惟肖徙自埭头误认为是维则徙自埭头了，并且连名字都误写成了“惟则”。《大同谱》称维则迁自埭头，是彦虬的兄弟，这是说不通的。因为溧阳谱记载：彦虬修谱的时间是在北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在时间上与维则修谱已相差90多年，所以说维则与彦虬不可能为兄弟。即使是兄弟，也只能是族中兄弟，而不是亲兄弟。 溧阳侯世系1至30世，尽管以往谱册早已传之于口，笔之于书，将世系连缀成了家史并传承了上千年，但上述世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世系在时间上的衔接有出入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应当予以纠正。兹将溧阳侯世系1世至30世校改如下（见表二）。校改后的世系，原大宗史嵩的后裔14世瑰变成17世，15世处安变成19世，处安之后的世次均加了4世；原二宗史懿的后裔14世充变成了18世，充之后也同样增加了4世。
五十亩始祖史明心之十一世孙
史紘侨沐手敬撰
2005年6月第5稿修改于贵州省六盘水市建兴路28号 (责任编辑：春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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