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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于早期秦史、秦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我钟情于故乡出土著名秦器秦公簋的研究，我有幸与甘肃秦文化研究会长祝中熹先生相识相知并成了名副其实的忘年交。 祝中熹先生1938年3月生于历史文化名城山东诸城，他是甘肃省著名的先秦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献学家，是甘肃秦史研究的权威（赵逵夫语），在全国秦史秦文化研究领域也享有崇高的学术威望。他长期致力于早期秦文化的研究，在先秦史领域尤其是秦人在甘肃东南部的历史即早期秦人历史研究做出了独特贡献。 （作者与祝中熹先生） 祝老师多年来在秦史和秦文化研究方面执着的追求和可贵的探索精神，纯正严谨的治学态度，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而令人敬佩。他“德高而不显，望重而不骄”，无论是学问上还是道德上，都无愧是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人物。说起他在先秦社会形态领域的耕耘，可追溯到学生时代。1957年秋天，19岁的祝中熹以优异的成绩从胶县一中（今胶州市一中）考入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其时山大历史系特别有名，号称“八马同槽”（指八位正教授共聚一系，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我国高校中是极为罕见，也是非常难得的佳事），的确不乏夺席谈经的气象。缜密善考的黄云眉先生，多识能辨的童书业先生，博学睿思的王中荦先生，厚重求实的韩连琪先生等。他们的渊博学识和儒雅风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那些天之骄子的心境和兴趣，陶冶着他们萌育中的治学精神。那时又正值史学界“五朵金花”争奇斗妍的岁月，特别是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开展的热火朝天；而山东大学则是这场讨论的重要平台之一，论战中涌现出的三大学派，在山大均能找到其代表人物。祝先生书生意气，挥斥方遒。1961年本科毕业因家庭成分问题被分配至距离老家山东诸城2000公里的遥远甘肃原天水地区，后又分配到下属的礼县任教。一直到1986年，时任礼县一中教导处主任的他调入庆阳师专今陇东学院历史系。1992年，祝中熹从庆阳师专调入甘肃省博物馆工作。文博业务对他来说，是个全新的环境，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但他生性不肯安于现状，凡是从事的工作只要做起来，总是尽心竭力，从不敷衍了事。他认为，既然决定吃文博行业这碗饭，就得适应专业需要，培养胜任份内职责的能力。因此，他开始进行与年龄很不相称的“恶补”，大量阅读业内文著，浏览相关的考古发掘报告，观察揣摩各内历史文物，参加专业性考察和培训，恨不能一夜之间变成文博工作内行。时隔不久，《甘肃日报》社计划在“社会周刊”内开辟“甘肃文物精华”栏目，专文配图，鉴赏陇原文物珍品，展示甘肃古代文化的辉煌。为此，要求省博给予支持和配合。馆领导当即把在媒体上开辟一片向大众宣传文物园地的任务，交给时任历史考古部主任的祝中熹。他珍品正如著名秦汉史学家、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光华先生所言：“由他来写这类普及型的读物，引人入胜是必然的。”【1】事实果真不负众望，祝中熹接受了上述任务之后，在报纸版面规定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掘每一件文物的文化内涵，尽可能地展现其风采和魅力。他力求改变以往只介绍文物的呆板程式，营造较为高雅的鉴赏品位，树立一种丰实清新的文风。具体地说，就是要有资料性、知识性、学术性、可读性。行文要求活泼流畅，饱满有致，表述清晰，不要让读者触目数行即生倦意。由于他主办的专栏图文并茂，形象而生动地展示着古代甘肃的辉煌。除了对文物本身的详尽介绍，还对其本身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起源和演变、社会功用及其意义，产生的背景和时代特征，出土状况和传世经历，制造技术和工艺成就等等，有选择的作了重点叙述。此外，还介绍了学术界对其的研究和评价，包括存在的争论，以及他对争论的看法。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些文章汇集起来便是后来的《物华史影—陇原文物赏萃》【2】。这是他撰写的以介绍鉴赏甘肃文物为内容的文献著作，全书文笔流畅，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所介绍的文物形象地反映着古代甘肃的社会历史情况，通过对甘肃文物本身的详尽介绍，揭示文物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内容。甘肃是我国位居前列的文物大省，负载巨量历史文化信息的珍贵文物浩如星海，一直备受海内外青睐。全省出土文物浩如星海，仅由国家鉴定的国宝级与一级文物即多达数千件。这些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实物见证。祝中熹从事历史教学和考古研究长达半个世纪，曾在甘肃省博物馆历史考古部工作多年，参与发掘、鉴定过多件甘肃文物，积累了丰富的文物考古经验，有多部学术专著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物华史影》是他集毕生研究成果，历时近十载完成的一部甘肃文物“信史”，不仅具有普及意义，同时也是专业考古工作者的一本工具书。本书介绍甘肃省的文物，内容包括国宝类、青铜类、玉石类、陶瓷类、金银骨木类、书画寺帛类、有关文物的论辨与综述。 嬴秦是在甘肃东部崛起的，秦国的发展不仅在陇原大地与中原王朝之间构筑着牢固的纽带和桥梁，而且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引领着甘肃的社会进程。在秦史、秦文化研究这一领域的甘肃学者中，祝中熹先生的学术成果最为引人瞩目。1996年，《陇右文博》创刊号发表了他的《秦人早期都邑考》，该文对古文献记载、方志碑刻、考古发现、实地考察等多方面资料进行综合研究，以全新的视野梳理了秦人早期历史上都邑变迁的复杂经历。与当时新发现的札县大堡子山秦陵提供的考古信息相呼应。随后，秦文化探讨新热潮就此掀起。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后，祝中熹先生以《陇右文博》为平台和窗口，发表了有关秦史、秦文化的论文近30篇。基本上形成了他对早期秦史认知的完整体系。其对赢姓族源及西迁动因的辩正；对西邑、汧邑和陇上秦邑三处秦都地望及演变史实的澄清；对大堡子山秦陵墓主的判识；对秦国青铜器特征及演变轨迹的析述；对秦国冶铁技术成就的探究；对放马滩秦战国木板地图的解读等等，均以资料充实、思路清晰、见解新颖而深获学界好评。 近三十年来，祝中熹撰写了200多篇专稿和60多篇围绕先秦社会形态的论文。它以通俗平易、清新刚健、活波丰富的内容，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不能不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和奉献。如果没有深厚的历史研究功力，可以说是无法做到的。人们常把许多事情的发生归于“偶然”。其实，真正的偶然并不存在。偶然背后总站着必然的巨大身影。正如哲学家所言，偶然是必然的表现形成。他常说，历史是一种合力，是无数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每一种因素都在其他诸多因素制约下发挥各自的能量，并消融在合力内。所以，历史不能假设，它在合力驱动下，由现在向未来单线演进，一路吞噬掉所有的变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如此，一个人的历史又何其相似。祝中熹治学方向的转移自不待言，正是多重因素交织互动的结果。 1990年代初以来，在今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出土大量秦早期先公及秦子青铜器器等，发现了两座大型墓葬和一个车马坑，时间当在春秋早期，于是，又引起学界关于秦人始源的讨论。虽然在一些看法上仍然不一致，但这是在新的出土材料基础上的探究。1990年代以后，在一些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更为明确，尽管结论完全不同，但都更接近于真理。先是王子今先生有《从玄鸟到凤—试探东夷族文化的历史地位》一文【3】，后祝中熹先生发表《阳鸟崇拜与“西”邑的历史地位》【4】，结合历史文献、礼县大堡子山一带出土的大量文物及相关文物上的图案等，对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更深入探索。接着，祝中熹先生的《秦人远祖考》、《秦人与西周王朝的关系》、《秦人早期都邑考》、《地域名“秦”说略》、《再论西垂地望》、《“南岈北岈”与西垂地望》、《大堡子山秦西陵墓主及其他》、《试论礼县圆顶山秦墓的时代与性质》等文先后问世。 1993年6月20号，时任甘肃日报社驻陇南地区记者站记者祁波先生顶着重重压力撰写的《古墓悲歌》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中反映了当时礼县古墓盗掘的严重情况，《甘肃日报》转载了该文。随后《盗墓贼西窜》、《礼县盗墓狂潮为何愈演愈烈》等文章相继在媒体刊发，同年11月引起了甘肃省主管文物工作的陈绮林副省长的高度重视。祝中熹从《中国青年报》和《甘肃日报》等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中看到礼县境内掀起了一股举世震惊的盗墓狂潮。千古未现的嬴秦西垂陵区，以劫后惨不忍睹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曾经是1994年礼县大堡子山秦国墓地考古发掘队领队的戴春阳先生在文中写到：“经1993年春至秋的大规模疯狂盗掘，大堡子山墓葬难以计数的大量珍贵随葬品被洗劫一空。发生在现代文明社会光天化日之下的盗墓丑行及其令人发指的恶果，却又不得不说是历史的耻辱和不幸。”【5】天嘉福地的秀美山川到处千疮百孔变体伤痕，民间散布着各种骇人听闻的盗墓悬疑，坊间暗售着价值连城的稀世奇珍异宝。见证岁月沧桑的许多品相绝佳的青铜重器，被窃至海外的信息不断反馈回国内，一些有胆有识之士曾怅然感叹主流媒体也大声疾呼，从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西垂陵园所在的大堡子山，一时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焦点。对祝中熹先生而言，天嘉古郡礼县尤其是大堡子山，绝非无关痛痒的两个普通地名，这里是他名副其实的生活了25年之久的第二故乡。山环水抱的大堡子山脚下，曾是他漂泊陇上的安身之地。他在礼县从教25年，期间数年最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是在位于大堡子山东侧川原上的“五七干校”度过的。妻子是“老三届”知青，他们结婚后落户在她插队的黑家崖村，就座落在蜿蜒的大堡子山东边坡沿地带。妻子郑玉芹的故乡盐官镇即汉代卤城，实为赢秦故都西邑的东大门。而他本人，一度就在与大堡子山隔西汉水相望的永兴中学任教。因此，可见这是一片承载着他深厚感情和寄托着他厚望的土地。综上所述，可见在他工作性质大转换的节点上，当他准备全身心地充实文博知识，涉猎田野考古，学习文物鉴别尤其是钟情于青铜器研究的时段内，被历史积尘掩藏了2700多年的赢秦西垂陵园，竟然以悲剧性地面世，呈现于养育他妻子儿女的第二故乡，呈现在他曾长时间生活、劳动、工作且异常熟悉的地域。对此，他岂能漠然置之，毫不动情，一言不发？无疑，他要求索拷问并寻找答案，舍此别无选择，1995年写成发表于1996年的《秦人早期都邑考》是他转移向秦史、秦文化研究领域的试水之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历数度寒暑撰成出版的《早期秦史》和《秦西垂陵园区》两部专著，使浩如烟海的秦早期历史初显端倪。这是他多年心血和汗水的结晶，也显示了他多年来执着的追求和可贵的探索精神。 （位于礼县的秦文化博物馆） 早期秦文化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在秦史学界可谓显学。从司马迁撰写《史记·秦本纪》开始，就有学者不断进行研究，寻找秦文化的早期渊源。但是过去苦于资料太少，有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近四十年来，随着大量有关早期秦文化考古资料的发现，早期秦文化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成为学者们关注和讨论的重要学术问题之一。近些年，由于秦早期考古数据的不断涌现，大大带动了早期秦文化的研究。尤其是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秦早期先公及贵族墓葬群的发现，使我们对秦国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代状况有了清楚的认识。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如其中就有祝中熹先生的以早期秦文化命名的《早期秦史》【6】，该书是一部历数自嬴秦族西迁到都雍以前，即春秋中期以前的那段嬴秦历史的著作。作者从族源来历至西迁，又从都邑入手，研究了早期秦的崛起历史，不仅展现了雄浑壮阔的历史场景，而且为读者精心展示了早期秦历史的遗迹。作者力示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对嬴秦早期历史作出比较深入的梳理论述。在有选择地吸收学术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同时，旗帜鲜明地陈述一家之言。这本书的出版，充分说明早期秦文化的研究已经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祝先生《早期秦史》便是一部将历史学、考古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方法和理论结合的典范之作。 祝中熹先生是山东诸城人，正是秦人东来说的始源地，1961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至甘肃，曾长期在礼县工作，他的夫人便是距发现了秦先公陵墓的大堡子山不远的盐官镇人，祝先生1990年代初到甘肃省博物馆工作。他对山东、甘肃有关文献和地理状况、民俗、文化了然于心，尤其对大堡子山秦早期陵园、圆顶山秦贵族墓地出土器物及遗址 20世纪9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及圆顶山秦贵族墓地的发现，揭开了厚重的岁月积尘，再现了嬴秦在汉渭文化圈内崛起的那段历史。这不仅在文化考古领域填补了一片不小的空白，也为华夏文明整体构塑找回了一个重要环节。学界对嬴秦早期遗存的关注迅速升温，从而把秦史、秦文化研究推向了新阶段。2012年金秋时节，甘肃秦文化研究会在礼县成立，这是甘肃秦文化事业进程中的一大盛举，不仅对秦史、秦文化研究具有深远意义，也在秦公故里礼县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德高望重的祝中熹先生当之无愧地被全票当选为该会会长。他把这看做是礼县人民对他谦虚朴实、勤奋好学的思想品德和在秦史、秦文化这片园林开垦耕耘，付出心血和汗水，首倡为天嘉古史拂尘，大力张扬兰仓西垂文化辉煌的肯定和褒奖。这个学术团体的诞生，已作为联结秦文化专业人士的纽带和推动秦文化研究的平台，在全省人文领域的天地间新辟了一片充满希望的园林。祝中熹能为自己在这片园林中辛勤耕耘而兴奋不已。他十分感慨地表示要以加倍的努力回报礼县人民的期望。为了把秦文化研究推向的新的高度，他自勉自励，不辱使命，以极大的气魄，召集全国有关研究先秦史、秦文化的专家、教授和一大批宏才志士，在高度关注秦文化物质遗存的发现和影响的同时，倾心投入赢秦史的剖析和阐释。这种地域性的文化热潮呈现出兼具方志学、民俗学、收藏学等多因素绚丽多彩的风貌，为秦文化研究引来了第一缕春风，使开发地方文化资源的智库增添了无限生机。如今的礼县，人们在茶余饭后，无论高层社交圈中，还是寻常百姓家里，似乎无人不在谈论秦文化。从而，使庄穆的学术氛围中注入了一些轻快活泼的儒雅，平添了些许文明的元素，滋润着这片古老神奇的沃土，孕育出热衷研习和崇尚文礼的社会风气，形成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几乎所有勤奋的史学家，艺术家都有这样一个规律，当一部作品刚完成时，另一部新的作品已经开始孕育了。祝中熹也不例外。他始终秉承史学几千年锤炼出来的立实、求真彰隐、辨疑的宗旨，并坚持文献资料与考古信息紧密结合，问题析证同史事阐述兼容并重的原则，相继参与完成了《青铜器》、《陇上珍藏》、《甘肃文物精华》的撰写和《物华史影》、《嬴秦西垂文化》等论著的编撰任务。2012年新著《秦史求知录》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论秦文公》一文是他潜心于研究述评那些发挥过关键影响的秦国先君的应有之作。他认为应该发扬自伟大史学家司马迁以来我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以此来凸显嬴秦发展历程的主线，以人物为纲，以事件为目；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8】。尽管材料并不充分，但这条路仍是值得一试。基于这种认识，他又接连对人们较为熟知的六位秦先公作了述评，进行了专论。在早期秦史部分有几个关键问题，诸如嬴秦族源及其鸟图腾崇拜，西邑、西犬丘及秦邑、汘邑地望，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墓主，秦国最早的的祭祀西畤传统等在许多文章中都曾涉及，均作了系统阐述。著名学者赵逵夫教授为该文集写了议论高远的长序，并以夸父逐日的精神赠喻，激励他抱定坚定的信念，在秦史求知之路上开拓奋进，在秦文化的矿藏中淘沙澄金，使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发扬更上一层楼。无需勒诸金石，笔墨当随时代。笔者坚信，这位治学态度纯正严谨、具有殉道精神和创造力的史学家，老来仍保持旺盛的研创热情力，必将会不断分享其收获的喜悦！ 祝中熹先生主编的《秦西垂陵区》【9】，是一本大型图录，图文并茂，是对早期秦文化研究的贡献。这部书的出版，正适应了学木界当前探索早期秦文化的需要。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祝中熹先生的论文，不仅对大堡子山、圆顶山墓地的发现和发掘清理工作做了详细的概述，对两地点出土的器物有逐一的描写，而且把文献与考古成果结合起来，深入讨论了与发现有关的种种问题。文中广征博引，在综述已有各家看法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的独到见解。特别是关于大堡子山3号墓为襄公墓，2号墓为文公墓的论点，值得专门注意。第二部分图版，将两墓地出土器物尽可能搜罗在一起，为今后研究提供了便利。第三部分附列礼县境内所出的相关器物，也足供今后参考。祝中熹先生的辛勤，我们应当感谢。《秦西垂陵区》这部书的出版博得关注秦历史文化的读者广泛欢迎，并对秦早期文化研究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关于这本书，祝中熹先生是以严谨的态度、规范的体例、图文结合的形式编辑而成的。该书共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其真实性。书中编选的大部分器物，是经文物考古工作者实地发掘出土，由博物馆收藏；虽然有少量器物分藏在省内外，但均是经过著名考古学家鉴定推荐才编入的，故资料真实可靠。二是其科学性。对所选文物图片的安排，依据出土的地点、时间、类别、组合等规范排列，有尺寸和编号、既有整体又有局部，图版前有总论，图版后有收录器物表，所以显得既系统又科学。三是其唯一性。众所周知国内出版的文物图录可以说是琳琅满目，但以秦西垂陵区为内容的大型图录该书是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的一部，可谓是开了秦西垂文化研究专著之先河。四是其鉴赏性和可读性。由于本书是以礼县出土文物图片为主，期盼得到这些宝贵资料的专家学者得到此书如获至宝的心情溢于言表自不待言。即使是一般的读者朋友，也会被这些图片所吸引和震撼。 历史记载着文化信息，文化引领着历史前进。甘肃作为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众多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密切交往，休戚与共，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文明，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的《河间献王传》，该传文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唐颜师古注云：“先秦犹言秦先，谓未焚书之前。”可知“先秦”本来只指秦朝建立以前不很长的一段期间，因而有学者主张“先秦”不能包括太早的时代。不过长时期以来，我们历史学界讲的“先秦”就是秦代以前的历史全部，包括了所谓“史前”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这已约定俗成，我们今天没有必要再回归“先秦”的古义了。祝中熹先生的《甘肃通史·先秦卷》【10】涉及的重大历史问题至少有以下四个：第一，是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第二，是伏羲氏、女娲古史传说的问题。第三，是周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问题。根据传世典籍记载，周人发祥于甘肃庆阳，先世居甘、陕地带，及至伐纣成功，才逐渐向东扩展，以至奄有“天下”。第四，是秦人兴起的问题。“秦”字，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清代学者孙楷在《秦会要》一书中论及秦法时云：“自汉以来，递相沿袭，群以为治天下之具，无外于此。”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中亦有“百代都承秦政体”之论。秦对于中华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怎么估量都不过分，以公元前221年为界，我们把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前的历史时期称为“先秦”，而之后无论汉唐宋明，无论在文治武功上有过多么辉煌的成绩，也没有一个朝代能够被用来作为这样一个大时代的划分线，没有“先汉”、“先唐”或者“先宋”这样的说法。但是，大秦帝国不是凭空出现的，秦朝的法制、政体，也不是秦始皇天赋异禀拍脑袋想出来的。“秦”，曾经只是一个偏处一隅的附属小族，连国都称不上，大多数人都并不了解，在数百上千年的传承中，秦人一脉经过多少次迁移、战争，挣扎起伏，涌现了多少出色的人物，才终于站稳脚跟，一步步从立国，到扩张，直至统一天下。“秦”这个族名是怎么来的？秦的早期都城到底在甘肃还是陕西？非子、秦仲等似乎从未听说过的名字，在秦的历史上究竟起过怎样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统一之前，秦国采用的是怎样的制度、它的百姓怎样生活？许多问题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无从解答；然而也有不少问题，是能够找到答案，只是长期以来或是被遗忘忽略，或是虽有研究关注却未得到确切的答案和充分阐述的。《甘肃通史·先秦卷》一书，为我们解答了许多这样的问题。 《秦史求知录(上、下)》【11】是祝先生多年来关于秦史相关研究论文的结集，从文献和文物两方面入手，考镜源流，辩诬纠讹，还原了大量史实，让我们得以一窥数千年前那段秦史的部分面貌。全书共分四个大块。甲编“族源·人物”收关于秦人的文章12篇，追溯秦人的族群起源，大致按时代排列。此编以详实的史料，细致的分析，考证秦人起源于东方少昊集团，为颛顼的后代，后迁移至西方；并详论其图腾、迁都时间和位置、嬴赵姓氏之关系等关于族群的重要因素。随后对非子、秦仲、秦襄公、文公、武公、穆公、献公等重要人物进行专门论述，考证他们的生平事迹，评价他们的功过地位。可以说，甲编是对秦早期历史作了一个纵向的整体勾勒。乙编“制度·社会”考察了秦代的婚俗、田制、官制、货币与祭祀等习俗，收文12篇。该编则是从横向截取若干个点，娓娓道来，为读者展开一幅画卷，呈现了秦人的田制、商业与货币形态、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用铁及驯马、赘婚俗等各种生活的方方面面，使读者深入到那段历史中，对秦人的生活获得更真切的了解体认。在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描绘出早期秦史的总体框架后，丙编“都邑·地域”就秦人都邑地域进行了考辨，收文6篇。该编对“秦”地、“西”邑、“汧渭之会”等事关重大然而又歧说纷呈的地理问题进行了考证，梳理自《史记》至《汉书》，自王国维至李学勤等学人的各种记述和判断，参考《水经注》和各种方志相关记载，辅以出土文物，并亲至相关地点观察山川地貌，进行实地考察，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如果说前三编是以传世文献为主的话，丁编“墓葬·文物”收文11篇，作者从自身长期从事历史考古的研究所得，考察了秦襄公墓、秦西陵墓、秦先公西垂陵墓、大堡子山墓等墓葬，以及秦鼎、铜虎、青铜器铭文。书中对早期秦史部分的几个关键问题，如图腾、地望、墓陵墓主等，都有一一涉及。内容包括秦人与西周王朝的关系、秦人远祖考、阳鸟崇拜与“西”邑的历史地位、春秋秦史三考、“废井田，开阡陌”刍议、战国秦汉新爵制的社会基础和历史作用、秦始皇与赘婚俗、青川秦牍田制考辨等。此编则完全以出土文物为主，显示出作者在考古方面的深厚功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结合对墓葬形制和陪葬物器形的辨认，在将之与其他地区类似墓葬情形乃至国内外所藏相关文物进行比较，并充分论证后，作者对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和圆顶山秦墓等几处近年来新发现的重要墓葬群的时代、墓主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其中不少观点已经引起学界同仁的共鸣。李学勤先生说：“特别是他提出的关于大堡子山3号墓为秦襄公墓，2号墓为文公墓的论点，值得专门主意。”【12】总体而言，本书四编各篇既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相互印证，兼及早期秦史的方方面面，涵盖广泛，研究系统而深入，在全面占有资料并精细爬梳辨析的基础上，“发前人所未发，提出许多新的见解和思路”【13】。兼之文字清通流畅，读来毫无艰涩之感，可说兼顾学理性与可读性。此书的出版，已经受到对早期秦史和先秦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们的欢迎。 由祝中熹先生担任编委会主任的《嬴秦西垂文化》【14】，是甘肃秦文化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共收录了吴镇烽、王辉、王学理、赵逵夫、刘光华、祝中熹、赵化成、张天恩、汪受宽、梁云等全国数十位权威人士、知名学者的37篇学术论文，涉及早期秦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其中有31篇考证嬴秦族源、嬴秦西迁、图腾崇拜、考古文化特征、嬴秦族体活动所涉地域、秦早期都邑名称、秦周关系、秦戎关系、大堡子山秦公及秦子等重要器物铭文释读、大堡子山秦公陵去墓主归属问题、清华简《系年》的秦初史事略析、传世秦公簋与秦人发祥地问题等等，其余6篇谈及秦早期文学、汉水与西礼的乞巧民俗问题，该书的精华在于对嬴秦族源作了科学的表述。 《青铜器》【15】一书以甘肃地区以商代、西周、春秋、战国与秦代的青铜器为主，嬴秦文明为主，旁及两汉时期诸青铜文化，系统、概要地叙述了甘肃青铜诸文化的类型、分布、分期和研究情况。比较系统、全面地叙述了嬴秦文明即秦文化自古史传说时期的今山东地区、经夏、商、周、春秋、战国至秦代，至陕、甘地区的发生、发展、传布、迁徙过程，叙述了有关秦文化诸考古发现的分布、类型、分期、演化和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及各种不同意见。凡是作者认为可以裁断和可以发表学术见解的地方，都尽可能作出了裁断和充分发表了个人的学术见解。本书既是了解上述诸考古文化发现、研究基本状况的入门图书，也是作者个人研究上述诸文化、特别是秦文化总集其成的学术专著。还有不少的论文结合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对秦早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先后发表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有百余篇。以上这些著作大多是借助于新的考古成果结合考古数据写成的。
祝中熹先生退而不休，勤于耕耘，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调入甘肃省博物馆工作，二十余年间内围绕先秦社会形态问题，撰写了30余篇论文，大致勾勒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轮廓，结集《古史钩沉》【16】一书已出版发行。其中“史事人物述论”中的《从皇帝传说看甘肃古史影迹》、《伏羲女娲传说与甘肃远古史》、《禹的功业及其与甘肃地区的关系》、《豳国史事考述》、《西戎与犬戎》、《嬴秦崛起史事述略》、《太昊与少昊——兼论五帝时代东西文化的交融》等综论商周时代甘肃古史，视野开阔，引据丰富，开掘很深。夏朝末年，周人先祖公刘迁居于豳。《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云：“宁州、庆州、原州，古西戎之地，即公刘邑城，周时为义渠国，秦为北地郡。”祝先生据此推论早期豳地在今陕甘相邻地区，包括今甘肃的宁县、正宁，陕西旬邑、长武、彬县一带。《西戎与犬戎》一文说西戎与周、秦的斗争除了历史原因外，还有农耕经济同牧猎经济的矛盾。《嬴秦崛起史事述略》说犬戎的活动中心地域“太原”在“泾渭之间”即今甘肃庆阳、平凉地区，见解独到。祝中熹先生推断商代中期至春秋中后期流行于甘肃中东部乃至陕西宝鸡西部地区的寺洼文化是犬戎族的遗存，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和民族交融过程，亦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在《从黄帝传说看甘肃古史影迹》、《伏羲女娲传说与甘肃远古史》、《禹的功业及其与甘肃地区的关系》三篇中，作者试图追寻黄帝、伏羲、女娲、大禹这些神话传说人物事迹中的甘肃古史影迹。神话传说产生的时代及其与客观现实的关系极为复杂，这就决定了以之证史难度很大，风险极高。祝先生说:“司马迁以黄帝为纽总结的上古史脉一元化体系，不单纯是秦汉时代大统一精神的产物，实际上更是史前多元文化区系汇聚成华夏文明中心的史态反映。”这就比较客观。《国语·晋语》云：“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姜水学界公认在宝鸡，姬水已难详考。比较保守、深受古史辨派影响的当代著名学者刘起紆先生说:“今甘肃临夏就有姬家川的地名，而流过临夏注人黄河就有一条大夏河，夏与姬的渊源关系很深，则姬水也有可能就是这条水。”《水经·渭水注》：“（渭水）又西北入泾谷水，乱流西北出泾谷峡，又西北，轩辕谷水注之，水出南轩辕溪。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七十里轩辕谷。皇甫谧云生寿丘，丘在鲁东门北。未知孰是也。”祝先生说：“黄帝族原来生长活动地区，自今渭水北境，陕西中部，向西至甘肃之境，恰好就是齐家文化区域。”古史学家吕振羽、范文澜等亦主张夏族自西而来。故在甘肃境内寻找黄帝部族踪迹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工作。不过也不要把话说死，连郦道元都不敢肯定黄帝是生在上邽还是山东寿丘，我们还是不妨稍留余地。甘肃是伏羲氏发祥地。伏羲氏是远古一个氏族，有氏族就有氏族首领，故在长久的传说中伏羲是指一个具体的人。文献中说的伏羲时代，确实代表了我国史前社会种植农业繁荣以前，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一个时代。秦安大地湾文化、天水西山坪一起文化、天水师赵村一期文化都早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伏羲、女娲的传说产生时代较晚，大约始见于《庄子》、《楚辞·天问》、《大招》等。《帝王世纪》、《路史·后记》都说伏羲为华胥氏子，“生于成纪”，在今甘肃秦安、静宁间，今天水市又有规模宏大的明清建筑群伏羲庙。此地为大地湾文化流行区，属石器时代，约与伏羲、女娲生育人类的时代相当，说亦平实【17】。大禹是远古时代的传说人物，其事迹见于《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诗·商颂·殷武》、《长发》、《大雅·文王有声》，及西周中期铜器豳公盨有铭文“天命禹尃敷土，堕山浚川”。在春秋时代，西方秦国中晚期的铜器《秦公簋》的铭文中提到“鼏宅禹迹”，东方齐国的铜器《叔夷镈钟》铭文中也提到“处禹之堵”（也是禹迹的意思）。王国维说，东西二大国无不推崇禹。在那个时代，“禹迹”是华夏世界普遍使用的地理关键词。在中国古代地理学文献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词—“禹迹”。《左传》“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等，可见其影响之大。原来九州的后台是禹迹，是把禹迹分为了九份。那么，“禹迹”是什么？从字面上看，“禹迹”，就是大禹走过留下痕迹的地方，或者是他做过事情的地方。禹是何等人，是上古圣贤。祝中熹先生说:“禹的时代是国家机构趋于形成的时代，各主要部族已被纳入一个权威性统属体制之内，地域观念已开始在社会政治思想中凸显出来。”甚有见地。说《禹贡》九州之重在梁、雍二州，可见禹部族最早可能在甘肃。《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或非无根之谈。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以为羌有二支，后来一支留居西方，另一支“以羌族为主建立夏王朝，在进入中原后接受龙山文化的影响，可能就逐渐改变其习俗，形成中原文化。而仍居于西方的羌族则仍保留其文化”。陈梦家先生有类似说法。祝先生主重证此说，不无意义。【18】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祝中熹先生根据神话讨论古史，都是基于对典籍与考古数据的比对与解析，而且一再声明这只是“假说”，是一种“尝试”，尽量或少想象与附会，而且完全把这些讨论都限制在纯学术的范围内，如徐旭生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所做的那样，绝不受现实政治、经济的干扰。可是这种良好的作风如今已被糟蹋得不像样子了。鉴于这种情况，我觉得发扬良好学风，实有必要。论文《关于〈诗·卫风·氓〉的几个问题》讨论“氓”的身份，方法是考据。此篇重点在考据故实，与社会形态较为疏远。祝先生的考据文章，用的虽也是传统的方法，但探讨的问题与运用的资料多与历史有关，和一般语言文字学者不尽相同。这种优良传统也是应该发扬的。 纵观祝中熹先生的学术之路，笔者以为他至少也以下几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第一个论述了秦人最早至西汉水上游的时间应在尧舜时代。
学界关于嬴姓族源及其何时西迁的问题异说纷呈，但无人关注过《尚书·尧典》的记载。该篇所说五帝后期或夏初和仲一族肩负测日、祭日使命所移居之“西”，就是嬴秦兴起的今礼县西汉水上游地区的峁水河流域；而和仲一族所承担的天文历法方面的任务，又恰与《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所述嬴秦始祖少昊集团在部落联盟中的职司完全一致；尤为重要的是，和仲同嬴姓母系始祖颛顼集团的族源关系，这在古文献中昭然可寻。依据这三层因素，完全可以作出嬴秦可能是和仲一族远世后裔的推断。《尧典》中有关天象和历法方面的内容，已越来越受到古史学界尤其是天文史研究者的重视和承认，和仲一族的“宅西”决非杜撰，何况此事还有《尚书·禹贡》篇“和夷厎绩”一语的辅证，故，虽然和仲一族同赢秦之间存在巨大的时代跨度及史事资料的断层，虽然这是一家之言，祝中熹先生还是坚持这“一己之见”。在他看来，与诸说相比较，此说的文献根据更充分些。关于秦人最早至西汉水上游的时间，祝中熹先生认为应在尧舜时代，说：“《尚书·尧典》中说帝尧曾经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别到东、南、西、北极远之地的观测点（所谓‘四极’）测定节气，‘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曰，平秩西成’。意思是说，命和仲在西方的昧谷，恭敬地迎送落日，辨别测定太阳西落的时刻。”【19】实首开“秦人最早至西汉水上游的时间应在尧舜时代”之论，其后田佐、魏建军、赵文慧等均持此观点。 （二）首先提出新颖的“汉渭文化圈学术观点”。 《史记·秦本纪》记载：商代晚期嬴姓中潏族军西进，为王朝保“西垂”。商朝晚期奉命到“西垂”守边的中潏族军、周共王时期由赵城（在今山西洪洞县）迁于西犬丘的赵大骆及非子族人，从渭水中游到达上游，经学者杨东晨先生实地调查，他倾向于是沿千河（今陕西千阳县）到达陇县，之后进入今甘肃清水县，不同时期、不同地位的秦族人，在发展过程中，占有今天水市和陇南市礼县、西和。对这一地区秦文化的论述，怎样进行科学概括呢？他早在2013便提出了使学界耳目一新的“汉渭文化圈学术观点”，该学术观点新颖，他说：“田野考古和文献记载均明确告诉我们，汉渭文化圈即以陇山为依托、以天水为中心、汉渭二水支流的这侧邻的这片区域，是嬴秦的崛起之地。它南含礼县、西和，西涉甘谷、武山，北至清水、张川，东达汧渭之间。域内经历过嬴秦的长期开发和治理。这一无可置疑的史实，在民俗文化中寓含其影迹，应属合情合理的社会现象。即以‘乞巧节’言，粗看起来，似与嬴秦历史没有什么关联，但经过学者们的探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实情，却是二者的血脉相同，渊源昭然。赵逵夫先生《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一文，即非常有说服力地揭示了这期间的文化经络。读了他的文章后，你不得不承认，牛郎织女这个美丽的故事，最早就是在嬴秦活动区诞生并流传的，故事中隐含着秦文化许多基本要素诸如嬴秦始源、鸟始生神话、部族特性、生活区域、与姬周的关系等信息。‘七夕’也即‘乞巧’节，至今在汉渭文化圈最为兴盛，最受重视，绝非偶然。”【20】后来他又在《嬴秦对汉渭文化圈的历史影响》文中重申：“‘汉渭文化圈’是‘笔者近些年来综合研究了甘肃东部上古历史，新提出来的一个人文地理概念。具体指以陇山为依托，以今天水市为中心，汉水和渭水上流邻侧密布的那片地域。”这一文化圈不仅概括了“秦”“西垂”（西犬丘）的地域，而且概括了今天水市和礼县秦公重要陵墓区以及商代为殷守“西垂”的嬴姓族军及其后裔生存地。他又指出：“嬴秦在生产形态上的示范、引领效应，奠定了汉渭文化圈经济昌盛的基础；嬴秦在行政方面上的制度、措施，将汉渭文化圈纳入了统一的管理系统；嬴秦秦在民族关系上的方针、谋略，加速了多元民族的涵化和融合”。“经过嬴秦近千年的经营管理，汉渭文化圈已和华夏中心地区联结成血肉难分的共生体。”【21】该学术观点即受到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著名先秦史学家杨东晨认为：“这一研究成果是具有开拓性和纲领性的。”【22】 关于嬴秦的起源地、族属问题，段连勤先生在《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23】一文中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秦贏是东夷吠夷族的一支。林剑鸣著《秦史稿》【24】，当时也认为秦人祖先伯益是东夷族，由东向西迁徙，再由 “西垂”地区东徙，直至秦朝灭亡。《史记·秦本纪》又说伯益为颛顼帝后裔女脩所生，自然应是华夏族人。祝中熹先生认为秦嬴是东夷阳鸟部族和仲一族的后裔，他赞同段连勤秦赢是西迁东夷一支的观点，但认为它不是畎夷的一支，而是崇鸟的风夷，即少昊部族同崇拜太阳的阳夷即颛顼部族通婚融合而成，以阳鸟为图腾的新部族，其首领之一“和仲”被尧任命“宅西”，即住在“西”这个地方，负责“测日、祭日”的工作。“羸秦，应当是和仲一族的后裔”【25】。夏商之际畎夷西迁，有一支来到陇右，赶走了和仲一族的后裔，占据了“西”地，易其名为犬 丘。后来秦赢又夺回了这块地方，但西犬丘的名称却被沿用了下来。到了西汉时代，才又被设为西县（同上，第62—63页）。总之，“西”或西犬丘，是秦人在今甘肃最早建立的一个政治据点。对于祝先生的这一观点，有西北师范大学李清凌教授指出：“这一观点自备一家之说。只是在我国文明的初曙时代，尧的疆域能达到陇右地区吗？于此，使人疑焉。”【26】
（祁山堡） （三）对西畤地望进行了卓有成效地研究，认为祁山堡正是秦襄公所立的西畤。 由于田野考古不断有令人兴奋的进展，以及与此相应地域文化的蓬勃兴起，近二十多年来，以西汉水上游为地理背景的早期秦史研究，热度经久不衰。人们的视野大幅度拓宽，考察内容愈具深度，学术进展引人瞩目。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对秦国西畤的探讨。《史记·封禅书》载，嬴秦开国之君秦襄公即位后，所做的头一件事便是“作西畤祠白帝”。此举基于西方唯一诸侯国的政治需要，承袭了东夷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天帝崇拜意识形态，确定了嬴秦祖神少昊西方上帝的地位，开创了秦国宗教生活的主导架构，奠就了神权、祖权、政权三者强势结合的治国理念。近些年来，对秦国西畤地望的探寻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综观诸家文著，大致归纳为天台山、鸾亭山、祁山堡三说。祝中熹先生曾多次论及西畤，他先后专门撰写了《秦国西畤地望研究述评之天台山篇》【27】、《秦国西畤地望研究述评之鸾亭篇》【28】、《秦国西畤地望研究述评之祁山堡篇》【29】三篇论文加以论述和评议，指出天台山、鸾亭山两说的立论基础多为臆测性推断，缺乏有说服力的直接依据，论证方式也不够严谨，空判误释较多，旗帜鲜明地指出位于礼县祁山乡西汉水北岸的祁山堡是襄公所立的西畤。它东距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约15华里。学界关于嬴秦西垂都邑所在的诸说中，有“天嘉古郡”说，所考定方位即在祁山堡以西不远处。西汉水以北祁山一带峰系又被视为秦人建邦立都的祖山。此山名称历史久远，“祁”字本义即同对先祖的祭祀有关。祁山堡的位势正合乎古文献所言畤坛须建在高山之下临水的小山之上的要求。祁山堡附近的“九土堆”，乃人工夯筑而成，且含丰富的古代传说，论者认为它们是秦国畤祭文化中的“畦畤”。西畤与畦畤的配置，更充实了祁山堡西畤说的内容。此说和天台山说、鸾亭山说虽认识各异，却都对早期秦史、秦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大有裨益。西畤祁山堡说论证角度比较全面，推理合乎人文思辨的通则，能充分利用文献资料、考古信息和已有的学术成果，并将实存的地貌古迹融入到畤址考察中。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位置，秦都西邑 的地望，祁山和祁山堡的形势，西畤和畦畤的关系，畦畤的景观，这诸多要素被紧密结合起来，文化视野集中在一个地域圈内，形成了十分完整的考论体系。对于祝中熹先生立意撰写这组评述文章的缘由，他说：“在我看来，秦国西畤地望目前存在的三说，都还是未成定论的假说，因为都摆不出有足够说服力的实证来：用乾嘉学派所尊奉的‘无征不信’治学理念衡量，还都很不成熟。我倒很欣赏审定古文《尚书》疑案的阎若璩所言：‘事无所证当求之迹，迹有 不明当度之理。’西畤地望三说都在求迹、度理，可备察备议，益学益思，有助于今后此领域的学述进展。”【30】他撰写三文的目的就是以便关注秦国西畤这一课题的学人了解些动态，希望能能为今后更深入的研究作些铺垫。 嬴秦在汉渭文化圈内所建方国、都邑名称在文献记载中相当纷乱。其母元性邑名为“西”，另有犬丘、西犬丘、西垂、西新邑、秦等名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十分复杂。西之名缘自五帝后期西方测日祭日标位点的确定。犬丘、西犬丘、西垂与西同地，缘自东夷集团畎夷（即犬戎）一族的西迁。畎夷在东方的原居地名犬丘，又名垂，他们中的一支西迁后曾长期占据西地，依地名常随族而迁的上古通习，西地也便有了犬丘与垂相配的双名，文籍中有时在名前加西字，是为了与东方的原地名相区别。西新邑是秦襄公和戎政策的产物，他在原西邑即犬丘之旁另建新邑，与犬戎同地分邑，和平相处。秦为嬴族非子一支受王室“附庸”之封，在汧渭之间别立的新政治实体，后来其曾孙秦仲率族转移到陇上闢拓领域，秦邑之名随之带到了陇上。关于嬴秦方国的都邑，祝中熹先生写过不少东西，有长文专论，也有辅助性略述，但大都以探究地望和地理环境为主体，与史事联系比较紧密，而对名缘及其演变的阐析则颇为零散，不成系统。其实，造成邑名多元化的因素很多，既牵涉族体活动中心的转移，又牵涉族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秦史、秦文化研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微观领域。“秦”是非子一支赢人别祖立宗，被周王室以“附庸”名义分封于汧渭之间而形成的新政治实体，非子曾孙秦仲率族人越陇西上，在渭水河谷地带扩拓领域，秦之邑名也便随之盛称于陇上。此事祝中熹已有专论的多篇成文，如除了在《早期秦史·都邑篇》【31】中作过论述外，另有专文《地域名“秦”说略》和《“汧渭之间”与“汧渭之会”—兼议对〈史记〉的态度》。两文均收入作者的《秦史求知录》（下）一书【32】。《嬴秦早期都邑名称考论》【33】一文立意对嬴秦早期都邑名称作一番梳理，寻本探根，溯源求流，力争能形成一个完整而明确的认知体系。
（峁水河流域） （四）第一个论证了“昧谷”地望就在西汉水上游的峁水河流域。 传世秦国重器秦公簋里有秦汉间刻辞“西一斗七升大半升，盖”。关于“西”，王国维先生早已作过非常精彩的论述，他于1923年撰写的著名《秦公敦跋》中指出：“盖西者，汉陇西县名，即《史记·秦本纪》之西垂及西犬丘。秦自非子至文公，陵庙皆在西垂。此敦之作，虽在徙雍以后，然实以奉西垂陵庙。直至秦汉，犹为西县官物，乃凿款于其上……故此器出土于秦州，得以其为西垂陵庙器解之（汉西县故址在今秦州东南百二十里）。”“东南”系西南之误。【34】民国时期甘肃著名学者天水人冯国瑞是最早论及“和仲居西土”的学者，云：“按西之地望，《史记·五帝纪》申命和仲居西土。徐广曰，西者，今天水之西县也。”【35】可惜未有具体论述。为探讨嬴姓部族西迁的最早时段和动因，早在1998年祝中熹先生就认为《尚书·尧典》所载受部落联盟中央委派，肩负西方测日、祭日使命的 “羲和四子”中和仲一族，是最先到达西汉水（实即汉水）上游的嬴姓族体，后世崛起于斯地的秦人乃其裔胄。和仲一族所“宅”之“西”，从宏观地域上说，当包含后来嬴秦早期活动中心“西”邑，也即秦汉时陇西郡西县所在。以群体生活分布范围而言，当含今礼县东部、西和县北部、秦州区西南部、甘谷县东南部那一片地域，如今陇右学者习惯于称 之为“秦源”。域中之“昧谷”，即“日人”之地，又称 “蒙谷”，实为当时人们认知所能达到的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西极标位点。【36】可惜当年祝先生未细考此“昧谷”的地望。其实它就是曾称“杨廉川”的茆水河谷，许多学者都曾言及此事，其中以赵逵夫先生的论述最为切当。他引用《离骚》言御日之羲和“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云：“崦嵫，日所人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泉。”引《淮南子·天文》“日人崦嵫，经细柳，人虞泉之池，曙于蒙谷之浦”，引《尚书·尧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伪《孔传》：“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冥，故曰昧谷。再引《十道志》：“昧谷，在秦州西南，亦谓之兑山，亦曰崦嵫。”在说明《后汉书·郡国志》引郑玄此语作“八充山”，实即嶓冢山之后，指出：“所谓‘昧谷’、‘蒙谷’，我以为即是礼县东部的茆水（今作‘冒水河’，‘昧’、‘蒙’、‘峁’、‘冒’一音之转）。其水发源于朱圄山东南，秦人正是沿着这条水到了西汉水上游众水交汇之地的‘西垂’的。”【37】祝先生认为“和仲”一族是西汉水中上游地区最早的开发者，而嬴秦就是和仲一族的后裔。【38】
（秦公簋） （五）多次论述秦公簋，考定器主为秦桓公。 1919年出土于天水西南乡一带的秦公簋因其多样价值，面世百年以来不断引发学界对它的介绍、阐述、考论、评说和引证，在器物学和文献学紧密结合的基础上，体现出了鲜明的构史、证史趋向。关于此簋认知的各个环节，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持续探讨，学界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判断和认知，大多数学者认为属于春秋时期秦国中期偏晚阶段，器主为秦景公。但在“十有二公”的问题上，近年来“庄公起算说”的影响比较大，主张此说的除了早有的柯昌济、容庚外，还有李零、陈平、朱凤瀚、祝中熹、李峰等先生。他们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秦本纪》中秦国称公自秦庄公开始，“庄公”系秦襄公追谥于其父之号，如不把庄公算在内，便是逆襄公意而行的“篾祖”行为。【39】祝中熹大著《青铜器》【40】、《早期秦史》【41】、《物华史影》【42】、《甘肃通史·先秦卷》【43】等著作中均论述过秦公簋。他从此簋的形制、纹饰、器主、工艺、铭文字体及其该簋在我国青铜器发展流程中的地位等多方面考定器主为秦桓公，“十有二公”当从庄公算起，计静公不计出子，即指：庄、襄、文、静、宪、武、德、宣、成、穆、康、共公，十二公之后即为桓公，秦公簋的器主应是秦桓公【44】，并认为“此簋事实上已成为秦国青铜器断代研究中的标准器。”【45】 （六）论述古汉水始源问题。 时代较早的文献对汉水源流的记载，同后世水系实况严重不符。魏晋以来，许多学者力求解释这一现象，但众说纷纭，歧见丛出，久无定论，遂成史地学上一大疑案。直到近代，方弄清汉水中断、河道变易的真相。这一疑案的获解，对于古地志学和古代史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有必要做一番全面、系统的梳理工作，以为涉及此域的学人们提供些资料信息的查阅线索。鉴于此，祝中熹先生撰写了《嶓冢山与汉水古源——对一桩史地疑案的梳理》【46】一文。他认为今日汉水的上流，为陕西汉中勉水（古沔水），但这并非古汉水的始源。魏晋以前，今嘉陵江上游流经甘肃东南部的两大支流，乃汉水的正源。一条是纵贯徽县全境南下，曾被称作漾水的永宁河；一条是绕穿礼县、西和、成县，与永宁河相会的西汉水。二水均发源于天水市南境古称嶓冢山的齐寿山。永宁河上流白家河，源于山之东麓；西汉水上流盐官河，源于山之西麓。此即《水经·漾水注》 所言：“东西两川，俱出嶓冢，而同为汉水者也。”这种水系实况，在时代较早的几部地志著作如《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均有明确记载。但后来自然环境发生变化，导致水道改易。在今阳平关以东地区，汉水被壅阻而中断，由东西汉水组成的原汉水上流南冲入川，形成了嘉陵江，汉中西部的沔水遂成汉水正源。并运用十余部古文化典籍的材料，“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论证了汉有东西二源皆出嶓冢的史实，南北朝以前人的看法总体是一致的。指出水道变易的真相是该地于东汉后期发生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地震，引发了山体大滑坡，导致了河道的壅堵而发生河流改道。最早明确揭示这一千古历史疑案的便是《华阳国志校注》的作者四川大学资深教授刘琳先生。他在《汉中志》“汉有二源”那段文字中，他有一条极其精彩的长注： ……很多学者指出《禹贡》与《汉志》乃反应古河道，汉以后河道变迁，不能以今说古。按此说甚是。嶓冢山跨西县、氐道等县界，所出之水非一。西县在西，氐道在东，古人以发源于西县者为西汉水，而发源于氐道境之永宁河为漾水或东汉水。永宁河南流至今陕西略阳西北与西汉水合。此地盖曾属汉武都县，故《汉志》云漾水至武都为汉。此水今直南流入四川，而在古代，此水至阳平关附近曾东流入汉中。《地理知识》杂志一九七八年第七期载李健超《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阳安扶路》一文，谈到阳平关至汉江中源一带地形时说：“列车由阳平关（车站）出发，跨过嘉陵江后，沿着它的支流黑水河向东。不到三十公里的路程即可越过分水岭（按即陕西嶓冢山）到达汉江流域。……车过戴家坝，穿过一条近两千米的分水岭隧道，就了汉江中源青泥沟。奇怪的是从戴家坝到青泥沟，不像一般河流的上源谷地那样的幽深，而是一条宽敞的谷道，宽谷中流水潺潺。就是在分水岭上也有合流堆积的卵石层。表明这里过去曾经发生过河流‘袭夺现象’。原来嘉陵江上源由北向南流到阳平关附近，不是继续南流入四川，而是东流入汉江的。如今铁路所经过的地方，就是一条被遗弃的河床。”此说可以解开千古之谜。盖在战国以前嘉陵江至阳平关附近东流入汉中，故《禹贡》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而至西汉，嘉陵江至此分为二水，一水东流入汉中，一水南流入四川，故《汉志》有东、西二汉之说。进而至东汉，嘉陵江不再东流入汉中，故三国人所著《水经》专以出于 冢者为西汉水。”【47】顺便提及一句，事实上祝中熹先生早在20多年前的《早期秦史·都邑篇》中引用《华阳国志校注·汉中志》刘琳先生的注文后，写过这样的话：“这段注文真是太重要了，把围绕嶓冢山、西汉水、漾水和嘉陵江千余的聚讼纷纭，全部给予了澄清。明确了嘉陵江形成以前的陕、甘交界地区的水道关系，一切便都豁然贯通，西汉水为什么被直称为汉水，也便不再是疑问。”【48】由于充分认识到李健超、刘琳两位先生这一卓越发现的意义，祝先生在一系列文章中都曾引述、阐发、张扬过。此项成就已融汇在他对早期秦史和汉渭文化圈的研究中，成为一些重要论点的地域性基石。他坚信：“一项史证新知，只有在人文领域被适当运用，同学术探求凝结在一起，才能焕发其生命力。”他之所以着意于此，除了研究课题本身的需要外，还蕴含着人生旅途中一个小小的情结。十几年前，有位朋友在谬赞他为嘉陵江“正本清源”后，又用调侃口吻说：“这是你研究赢秦历史的副产品。”若认真追究，此语不确。他关注这个问题，远在涉猎秦史之前的30年前。1961年大学毕业分配至礼县工作，天水至礼县公路的后半段，一直沿一条河流的北岸前行，同车人告知这河名西汉水。到岗位后翻查地图，知该水是嘉陵江的一条支流。当时就纳闷：此水与汉水毫无瓜葛，何以名西汉水？那时当然不可能也无条件考究此事，但西汉水名缘这粒 种子，却已深埋在心中。上世纪90年代，因工作性质有变，他开始踏入秦史、秦文化领域，随着古 地志阅读量的增大，西汉水名缘的种子迅速萌发.，产生了获知答案的强烈愿望。然而，面对文献记载的纷乱和抵牾，他长时间苦思冥想而终未获解。直到读了刘琳先生的《华阳国志校注》，才豁然开朗，疑雾顿消。如同“阳平关”嘉名所喻示的那 样，我的学思似乎一下子进人明亮的坦途。【49】
（秦公大墓） （七）他是第一个全面论述“嘉陵”和为嘉陵江正本清源的学者。指出“嘉陵”就是大堡子上的秦公陵园，也包括圆顶山的秦国贵族墓地；“西汉水”从大堡子山下即嘉陵流过就叫“嘉陵水”或“嘉陵江”，并进一步指出“嘉”可能也与赵国公子赵嘉有关，此乃一个全新的课题，值得学界深思。 早在2004年祝中熹先生在其大著《早期秦史·都邑篇》中就论述了嘉陵及其嘉陵江的由来。嘉陵江是古汉水中断后的产物，是其上源东、西二汉水（今嘉陵江上游与永宁河相会的水系）与西汉水合流后南冲入川所形成的一条新的长江支流，晚至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才第一次称此水为嘉陵江。熊会贞疏《水经·漾水注》已指出该志视故道水为嘉陵江之误。【50】此水名实缘自西汉水，乃西汉水中后段别名的移用。西汉水中后段名嘉陵水，这在诸多文献中有明确记载。《水经·漾水注》说，汉水即西汉水在流经今永兴川之后，“又南入嘉陵道而为嘉陵水”。嘉陵道为西汉所置，东汉即废，据刘林先生考证：“嘉陵道故城在今甘肃西和县西，临近西汉水，故称西汉水流经嘉陵道之一段为嘉陵水。”【51】嘉陵道所辖区域大致为今西和县、礼县的中南部地区。嘉陵道其命名“嘉陵”，当缘于秦先公西垂古陵以及主管陵区的贵族赵嘉族人。《元和郡县图志》“緜谷县”条下曰：“西汉水，一名嘉陵江。”《通典·州郡四》云：“嶓冢山，西汉水所出。今经嘉陵曰嘉陵江。”那么，我们要问：西汉水何以拥有此名？“嘉陵江”之名缘何而来？“嘉陵”何义？即缘西汉水而来，因为西汉水别名嘉陵江，说得更确切些就是西汉水的一段叫嘉陵江。《通典·州郡四》曰“今经嘉陵曰嘉陵江”此说更是简明，据此“嘉陵”应是一处位置确定的地带。“嘉”作为形容词，意为美善；“陵”含丘陵和陵墓两个义项，区别很大。“陵”当指陵墓义时通常指古代君王的大墓而言。“嘉陵”之陵使用何义？如无其他人文信息作参证，很难作出判断。值得庆幸的是，文献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线索。礼县古称“天嘉”，几乎所有的礼县志及含涉礼县的州志、府志，都有这种记载。乾隆年间的《直隶秦州新志》乃至说“由来称礼县曰天嘉”。康熙年间的《礼县新志》（手抄本），时任礼县知县王揄善在《序言》中称“卑职不敏，备员天嘉”，其县学之匾额已题“天嘉书院”，可见天嘉已成礼县之别名。诸方志还众口一辞地说，在今县城东40华里处，曾经有座城邑，名“天嘉古郡”，元、明两代都曾在那里设置过军政机构。而天嘉古郡所在的那段西汉水川原，就叫“天嘉川”（即今东起盐官镇西至大堡子山脚的永兴川，俗称店子川）。这有比诸方志时代更早也更可靠的碑文为证：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所立《礼店东山长 生观碑》： ……是郡也，东北掖乎秦巩，西南跨彼阶文。汉阳长道之清流，夾涤污染；红岫漱山之茂麓，两助祯祥。郡之震方有川曰天嘉，四顾则秀入画图，六仪则合乎地理。 元至元五年（1339年）所立《大元崖石镇东岳庙之记碑》（文记元李店文州军民元帅府之初设)： ……上命秦国忠宣公按竺尔镇抚三方，开帅阃于西汉阳天嘉川冲要。 以上两碑实物均保留至今，“震方”即东方，此为西汉水上段称天嘉川的确证。“汉阳”即西汉水 (古汉水上源）之阳，在古代陇右这是个大地名。东汉改天水郡为汉阳郡，曹魏复天水郡名，至北魏又把天水郡南部分出，再设汉阳郡，郡治就在天嘉川南岸的今西和县长道镇。西魏改郡名长道而县曰汉阳，隋又改汉阳县为长道县。后来汉阳地名渐缩小范围，指今长道、永兴一带。元末明初这一地区政治、文化中心西移至今礼县城区，“汉阳”这一地理概念也便随之西移，县城以西的西汉水便有了汉阳川之称。后人未察此历史演变，晚出的方志遂把元代军民元帅府在县西所设的分支机构，误认为帅府所在，以至于东西并言，矛盾百出。其实，至元碑文明言“开帅阃于西汉阳天嘉川冲要”，所谓“冲要”，指西汉水与西和河的合流处（古河口在今河口以东五、六华里处），该地是扼控西和峡（古称 塞峡，又称鹫峡，乃陇右南通汉中、巴蜀的必经要道）的咽喉，史称“当蜀陇之冲”。彭小峰提出了元代军民元帅府初建于长道附近的李家店子，后于元代中后期在今礼县城东的“旧城”兴建了元帅府。此说很值得重视。【52】李店后来改称礼店，乃 “天嘉古郡”消失后在其附近新兴起的邑镇，故俗称天嘉川为店子川。元帅府在大地名“文州”前冠以小地名“李店”，就是为了标示其府址。须特别加以注意的是，所有言及“天嘉”的方志，都把此称和秦联系起来，说它是由秦设立的或县或郡的行政建置。康熙二十七年依明代天启年间稿本修成的《巩昌府志》，其“古跡”目下甚至说天嘉古郡“在礼县东四十里，秦武公所置”。雄才大略的秦武公是秦国第一个推行郡县制的国君，陇右的邽、冀二县就是由他于公元前688年首创的。天嘉郡或县不见于史载，但后世如此一致地把“天嘉”邑名同秦国，尤其是同创立郡县制的秦君紧相联结，不可能是一种凭空编造，其中必隐含某种历史影迹。祝先生曾详考过贏秦早期都邑“西”（也即秦汉西县治所）的地望，它应在永兴川也即古天嘉川的最开阔处，今永兴与祁山堡之间西汉水北岸红土嘴一带，实际上也就是方志盛言县东40里处的“天嘉古郡”之所在。1990年代初面世的大堡子山秦公陵园，西距此处不过10 余里；以生产井盐著称于史的天嘉川东大门盐官，东距此处也不过10余里。这里面临西汉水与西和河交汇形成的肥美川原，背依上有祭祀先祖宗庙古称“人先山”的祁山，确为枢纽要路、襟带山河的立都胜地。【53】这一区域，从三国魏晋到宋金时期，长期陷于战乱，军阀割据，政权频仍，文化凋敝，曾经作为赢秦活动中心的辉煌，早已被岁月积尘所掩埋，人们已全然忘却。甚至连两汉时礼县地境为西县的史实，在民国年间所修《礼县新志》中也予以否认，其《凡例》声言这是旧志之误说，故“削而不书”。故“天嘉古郡”实乃遥远的秦都史影在群体记忆中唯一被保留下来的痕迹，其意义不论怎么高估都不过分。辨明了这一历史线索，“天嘉”之名的立意即可昭然，当为秦人遵持先秦主流意识形态天命观理 念，对祖邑故都的颂誉之称，意为天赐福地。沿此思路，“嘉陵”则可理解为天嘉之陵，实指天嘉川最西端的大堡子山秦先公陵区。这就是嬴秦第一处国君陵园，两座大墓的墓主很可能就是嬴秦开国之君襄公和奠定了嬴秦崛起基石的文公。故古地方志把流经大堡子山之后南下的那段西汉水，称之为嘉陵水，西汉水由此有了嘉陵水的别名。此别名，后被移用为汉水中断后其上源南冲入川水流的全称，因为西汉水实为此水上游主流。
（出土于大堡子山的金箔饰） 祝中熹先生说：“嘉”是个美好字眼，赢秦族的后裔，为了表示对先祖陵墓的崇仰，故用此誉称。这种认识无可非议。不过，我还想提供另一种带假说解释：嘉陵的“嘉”字，最初不是美称而是个人名。由于他有非常特殊的关系，乃至他本人的墓葬就是陵区的组成部分，后世称那片墓地为嘉陵。我之所以敢于作这样的推断，是因为记载和考古实物，都存在这种启示。说来话长，但信息线索却清晰可寻。《史记·赵世家》的“太史公曰”告诉我们：战国末年的赵悼襄王，废其嫡子嘉而改立嬖妾所生子迁。赵国亡于秦之后，流亡于代地的赵国贵族拥立原太子嘉为代王。《秦始皇本纪》也言及此事，云：“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自立为代王，东与燕合兵，军上谷。”六年之后，秦又灭代，“虏代王嘉”。代王嘉的下落如何，正史未作交代，而唐代林宝所撰《元和姓纂》，宋代郑樵所撰《通志·氏族略》，以及邓名世所撰《古今姓氏书辨证》，却透露了一条重要信息，它们说代王嘉降于秦，秦命嘉之子名公辅者主西戎，西戎怀之，号曰赵王。这支赵国王室末代后裔，受秦之命，远徙陇右，“世居陇西天水西县”。大家都知道，秦、赵同姓同祖，只是到了蜚廉这一代才族系分支。蜚廉的长子恶来，是大骆、非子这一系的先祖；蜚廉的次子季胜，则是造父这一系的先祖。造父穆王驾车有功，被封到了晋国域内的赵城，那便是日后赵国的前身。两族人虽已“别祖立宗”，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关系还是密切的。由于造父一族在西周王朝受宠得势，故僻处陇右的嬴秦一族也“皆蒙赵城，姓赵氏”。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强调此事，战国时人们甚至称秦王嬴政为赵政。因为有这层族源关系，故秦王室让公子嘉一族迁到陇右去“主西戎”，并且居于西县。这决不单纯是三代政治、军事斗争中盛行的“废父兴子”传统的遗风，也是一种经过周密考虑的政治伦理安排，反映了秦王室对其祖邑、祖茔的重视。公子嘉一族到西县去，无疑肩负着卫护、看守嬴姓先祖故都和陵墓的任务，并主持定期的祭祀，因为该地宗庙里祭祀的是秦、赵共同的远祖。民国年间出土于礼县东境的名器秦公簋，以及史籍的多处记载，都表明西垂地区一直保有嬴秦的宗庙祭统。按宗法制之余绪，这支赵王室末代族人必然尊嘉为宗主，嘉之名也必显闻于当地。是时王公墓地早已开始称“陵”，原代王嘉一族驻守秦之故都，并主持秦先祖陵墓的祭祀，后世遂称该陵区为“嘉陵”。或者更直接的，人们把原代王嘉的陵墓称为“嘉陵”，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由于嘉陵的名缘过于遥远，而由汉魏至宋元陇南地区长期困于战乱，历史文化地位大受冷落，故后人已不明“嘉”字之来历，遂以美誉之称视之。既为美誉之称，在其上再加一“天”字则更显其崇高、祥瑞，于是便有了“天嘉”之名，其涵义也不再专指陵墓，而是指秦都所在的那片川原，尤其是指那座曾经作为秦都的西县故城。此名更加符合当地居民怀古的心态：这是一片上上天给予特别眷顾的神圣土地，上天将永远为它降福。【54】
（龙城天水） （八）论述“天水”名缘，指出“天水”之名始于秦代，而非西汉武帝元鼎三年。 “天水”一地，自汉武帝元鼎三年从陇西郡析置天水郡开始，其地望的变迁历程史籍记载基本明晰，目前在学术界无大的争议，唯“天水”地名的渊源众说不一。当代有关“天水”地名出土文物资料的新发现，给传统的说法带来了冲击。“天水”之得名，歧说叠出，多达10种左右，但通常认为是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从陇西郡分置出的新郡名。为何采“天水”二字，后世说法很多，引用率较高的是《水经注·渭水注》的记载。《注》文言耤水即今耤河流经上邽县故城，“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龙出是湖，风雨随之，故汉武元鼎三年，改为天水郡”。此说神话色彩过于浓厚，似难凭信。何况有学者已经指出，天水郡初建时郡治在平襄（今甘肃省通渭县西），上邽仍留陇西郡而不属天水郡，上邽城内湖出白龙，和天水郡的创设扯不上关系。【55】1981年礼县永兴乡蒙张村出土了一件鼎，高 22.5厘米，口径22厘米，圆腹圜底，腹正中一周凸弦纹，三蹄足，宽厚射耳，浅弧盖，盖面三鞍形鼻纽，盖表及上腹部各刻同文篆隶13字：“天水家马鼎容三升并重十九斤”。该鼎现藏礼县甘肃秦文化博物馆。从形制及字态看，当为秦器（不排除战国后期器的可能），而“家马”为秦官，系掌舆马的“家马”太仆所属三令之一。《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云：“家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军国所需，故谓之家马也。”秦都东迁后，故都西邑仍旧是族基腹地，祖茔宗庙在斯，故有公室高架贵族留守。与大堡子山秦公陵园隔西汉水相望的圆顶山贵族墓地，即是明证。该墓地跨时甚久，从春秋至西汉，在已发掘的墓葬中，即不乏五鼎墓和车马坑，而家马鼎的出土地就在这片重要区域之内。嬴秦向向来素有养马传统，西邑地区又有优越的畜马条件，所以家马令之设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据说铭含天水的秦鼎民间也有收藏。总之，出土实物已确证，“天水”地名在天水郡创设之前是早已存在了。另一件文物的出现，则为“天水”名称的初始地望，提供了可靠线索。田佐先生在《话说西汉水》一书中告诉我们，礼县红河乡草坝村向有传说，谓古时村内有座规模极大的寺院，有5华里长廊，300多僧人。有块寺碑留存到文革时期，当地群众怕被毁掉，将它砌在一农家墙内。1990年随着墙倒塌碑出，知为宋代的《南山妙胜廨院碑》。碑文称 “南山妙胜廨院在天水县茅城谷，有常住土田”。先是“唐贞观二十三年赐额昭玄院、天水湖”，宋太祖建隆元年赐敕改称昭玄院为“妙胜院”，改称天水湖为“天水池”。该寺有天水池佛殿，朝廷曾多次降旨，初赐名“惠应殿”，最终改名为“法祥殿”。【56】草坝村现属于红河镇管辖，正处秦州南山一带，宋代的天水县治在今秦州区天水镇，俗称小天水，其辖境含草坝地区。小天水是西汉水出齐寿山后流经的第一个邑镇，此邑即三国时颇受兵家关注的天水关。民国年间刻印的《天水县志》“古蹟”目下曰：“天水故城：在县城西南七十里，汉上邽地。唐初置天木县，属秦州，旋废，宋复置。……即今之天水镇是。”此为“天水”一名最早的实地归属，是时后世的天水尚称上邽。 碑文所言天水湖，当为前引郦道元《注》出白龙之湖的历史因子，此湖在传说中被移位到了上邽，因为后来上邽有了天水之名。碑文所言“茅城谷”，《水经·漾水注》所言杨廉川，也就是今礼县与天水接界地区流经红河乡全境的峁水河（不知所故今地图莫名其妙地改为冒水河），为西汉水上游第一条大支流。别看此水当今不咋滴也很不起眼，在上古它的名望却不同寻常。20年前祝中熹提出一个假说，认为《尚书·尧典》所载肩负测日、祭日使命而“宅西”的和仲一族，是西汉水中上游地区最早的开发者，《禹贡》谓“和夷底绩”即对此而言。而嬴秦就是和仲—疾的后裔。【57】《尧典》说测日、祭日具体地点为“昧谷”，孔《传》：“昧，冥也。日入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史记·封禅书》：“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集解》引张晏：“神明，日也。日出东北，舍为阳谷；日没于西，故曰墓。墓，濛谷也。”此“濛谷”，也即《淮南子·天文》言羲和御日黄昏时“沦入”之蒙谷。蒙、昧同声，蒙古即昧谷，古人视为日落所入之处。赵逵夫先生提出，蒙、昧、峁乃一音之转，蒙谷、昧谷实即峁谷，也就是礼县东部的峁水河。【58】所言甚是。《尧典》昧谷，郑玄以“柳谷”释之。《尚书大传》述和仲居西，亦云：“曰柳谷”。柳字从卯，虞翻所见郑注古文本即作“卯谷”，王应麟《困学记闻》对此已有考辨。【59】峁水河中流川原，正是近些年来田野考古在礼县境内发现的三个秦文化中心区之一；而峁水河源出的朱圄山，又是清华战国简《系年》 所言一支嬴族西迁陇右的居地。何况，《尚书大传》、《山海经》皆有嬴秦始祖少昊之神主司“日入”的文字。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双重因素考察可知，当年和仲测日祭日之地，确同嬴秦活动中心区域重合，而西汉水最上流的峁水河，上古时代就已经和太阳运行即“天”结了不解之缘，象征着日之归宿。 祝中熹先生云：天水家马鼎出土于西汉水上流之畔，天水故城高据西汉水近源处，天水湖坐落在西汉水上游最大支流即被视为日入之地的古“昧谷”。这一切都在昭示：西汉水上流古称“天水”。东汉改天水郡为汉阳郡，陕西汉中为何称“汉中”，均可作辅证，因为那时西汉水就是汉水，“汉阳”就是汉水之阳，“汉中”就是汉水中游地区。【60】最早认识到天水地名缘自西汉水的是麦积山文管所的夏阳先生【61】，随后赵文汇、马建营、田佐、赵逵夫、李子伟、王若冰、赵文慧【62】、程遂营等学者，又据家马鼎和妙胜院碑文作了更深入的考辨【63】。他们的立论依据比较可靠，为此课题的研究开拓了新视野。 先秦时期人们非常尊崇汉水，把它与长江并称 “江汉”，把它与黄河并称“河汉”。《尔雅·释水》谓江、淮、河、汉古称“四渎”。《禹贡》述荆州 云：“江汉朝宗于海。”《左转》昭公十七年蔡墨言孔甲时，“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更引人瞩目 的是，天上的银河被称作“汉”。《尔雅·释天》“箕斗之间，汉津也。”注云：“箕，龙尾；斗，南 斗。天汉之津梁。”称银河为“天汉”。《古诗十九首》有“皎皎河汉女”、“河汉清且浅”等句，也以“河汉”喻银河。《诗经》中崇汉例句更多，如《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视江、汉为南中国的命脉。《大雅·云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大雅·大东》：“惟天有汉，监亦有光。”皆把天中银河名之为“汉”。汉水既和天上的银河对应，它也便是地上的银河。天汉为天上之水，汉水为地上的天汉，天水之名即缘此而来。汉水发源于古墦冢山，水源之最高处可与天比齐，故汉水上流便被泛称天水，汉水最高支流便被视为日入之处称之为昧谷，所形成的湖泊便被称作天水湖，而近言又水之源的居邑也便有了天水之邑名。后来，行政级别更高的上邽占用了天水之名后，天水成为域含更广、名声更大的地理概念，原天水故城便被加了个“小”字称为小天水了。
（清华简） （九）关于清华简《系年》的论述，提醒我们对其史料价值的判断，应持慎重态度。 清华楚简《系年》简13—16：“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录子耿。成王继伐商邑，杀录子耿，飞廉东逃于商蓋氏，成王伐商蓋，杀飞廉，西迁商盍之民邾圉，以御盧之戎，是秦先人，世作周扞。周室既卑，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64】 这段话关乎早期周秦历史，特别是秦人族源，对周秦史研究极具价值，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因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李学勤先生《清华简关于秦人族源的重要发现》【65】、《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66】、《清华简〈系年〉“奴之戎”考》【67】指出“飞廉”、“商盍”即“商蓋”、“商奄”，“邾虐”即“朱圉”、“朱圄”，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都是很对的。李先生说：“飞廉参与三监之乱，失败后逃到奄，奄也即是《秦本纪》讲的运奄氏，原属赢姓，飞廉向那里投靠，正是由于同一族姓……奄是东方大国，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由《系年》简文知道，商朝覆亡之后，飞廉由商都向东，奔逃商奄，起了促动的作用。乱事失败之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统治‘商奄之民’。同时，据《尚书序》讲，把奄君迁往蒲姑，估计是看管起来。但在《系年》发现以前，没有人晓得，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苏秦谓燕王章’云：自复而足，楚将不出沮漳，秦将不出商阉（奄），齐不出吕隧，燕将不出屋注，所说是指各国的始士居地。秦出自商奄，正与《系年》所记吻合。这几句话后世的人们不懂，所以传世本《战国策》把‘商奄’等都错误地改掉了。” 秦之族源，历来有“东来”，“西来”两说。“西来”说认为秦人出自西方，是西戎族的一部分，以王国维、蒙文通、俞伟超、刘庆柱等为代表；“东来”说秦人出自今山东地区的东夷集团，与殷人、东夷人有共同的鸟图腾崇拜，共同的先祖颛顼、少昊、殷亡之后，秦人西迁至今甘肃天水地区（西垂），傅斯年、顾颉刚、林剑鸣、邹衡等为代表。两说争论七十余年，迄今无定论。然而清华简为“东夷”说提供了重要的论据。目前，“东来说”是学界压倒性的主流意见。 对上引《系年》那段话，也有个别学者指出了其与传世文献不合乃至明显错谬之处：著名秦文字学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辉先生在《一粟居读简记（三）》【68】指出，《逸周书·克殷解》、《作雒解》、《史记·殷本纪》、《史记·周本纪》与《汉书·地理志》都说周武王伐纣后已封纣子武庚，“清华简乃战国中期人追记七百年前的历史事件，误以为在伐灭三监后才封立了‘录子（耿）’”，“‘商邑兴反’的主角应是武庚，‘杀三监’者应是周公。”张天恩先生《清华简〈系年〉的秦初史事略析》【69】在肯定《系年》里一段话的重大价值的同时，也指出：“《系年(三）》却记载武王去世后商人反叛，杀了三监并立录父，不仅与《史记》诸书、列传不同，亦与其他先秦文献所记大异……二《系年（三）》之谓，若非出自其他传闻琐记，必为编撰者对史料的自行剪裁，未穷事实，以致意旨含混，恐难以完全征信……‘秦仲焉东居周’其中的人物显然有误……当平王东迁时的秦先人肯定是秦襄公、文公。秦仲是襄公的祖父，早在周宣王早期就已战死在伐戎的疆场，可以说是壮烈殉国了，如何能东居周地……另外，‘以守周之坟墓’一句，也从不见其他文献记载。故此语是原本有之还是记录者的度情推论，实不能确定。”张先生指出《系年》百余字记载中有几处明显的错误，是极有道理的。张先生又说：“《系年（三）》其实还有一处较大的漏洞，如没有交代飞廉与商奄的具体关系，只讲了其逃到商奄，是属于本家，还是他国呢？如果飞廉出自商奄，那西迁的商奄之民为秦先人即无误。但若非其家族，飞廉仅是逃到他人的国族，商奄迁民为秦之先就存在较大问题。《史记·秦本纪》是司马迁主要依据《秦记》撰写而成，说飞廉是秦之先祖，那么商奄之民就非其源。如果真是出自后者，飞廉及其父中潏以上，就是秦人冒认的祖先了。”李学勤先生已指出，商奄就是《史记·秦本纪》末尾“太史公曰”提到的“运奄氏”，与飞廉同属嬴姓，是本家，这可以解释张先生的疑问。不过飞廉以上，还有大业，大费（益）、大廉、费昌、孟戏、中衍、中潏，中潏已“在西戎，保西垂”（《史记·秦本纪》），则在飞廉之先，秦人已居于西垂，并非飞廉时迁到到朱圉山（朱圉山在甘谷、礼县界上，西即礼县，所以西与朱圉山属于一个大的地域范围）。 祝中熹先生支持东来说，但是他指出：《清华简·系年》关于“秦人始源”问题上提醒我们对其史料价值的判断，应持慎重态度。我们强调田野考古对秦史、秦文化研究的推动，决不意味着对传统史学的轻视。历史学与考古学的有机整合问题，向来为学界所关注，这方面的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过分依赖文献记载，将考古发现与之盲目对号；过分尊信考古资料，怀疑乃至排斥文献记载。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应当极力避免，此已为学人之共识。毋庸讳言，在学术实践中将二者完美地融为一体并不容易。台湾著名史学家汪荣祖先生称历史阐释为“史学之重镇”，说“史家之功力也最见之于阐释”【70】。确为睿识灼见。在对待《清华简·系年》关于“秦人始源”问题上，祝中熹说：“就以近年面世的清华战国简《系年》来说，对于先秦史研究领域，其重大意义自不待言。所涉内容有些和已知的古籍记载一致，更加坚定了学界对那些记载的信赖；也有些内容同已知的古籍记载相违，引起学界对某些史事的重新思考。《系年》既是考古实物，又是文献资料，如何对待它，就存在一个传统史学与物质遗存切实结合的阐释问题。应清醒地认识到，《系年》毕竟只是战国时期人们对我国古史众多杂说中的一种，既不能轻易否定它的可信度，也不能未经鉴别便全盘接受。必须把它纳入现存的古史认知构架内，通过与其他相关资料的参照分析，权衡其来源和性质，肯定其可靠成分否定其虚妄成分，考辨其可疑成分。对此，张天恩先生《清华简〈系年〉的秦初史事略析》一文，即颇能起示范作用。《史记·太史公自序》讲《史记》的撰写宗旨不同于《春秋》:‘余所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这告诉我们，当时关于古代史事即‘故事’，社会上存在许多说法即‘世传’，司马迁给自己定的任务是‘整齐其世传’，即对已知史料(包括文字和口传）加以鉴别、梳理、选择，构成合理的史事体系。当然，司马迁的‘整齐’完全可能有失误，但《系年》就不可能有失误吗？所以我们说，仅凭几支战国简文便否定《史记》的记载，是不够审慎的。周初飞廉余众被迁至陇右朱圄山一带，当为史实，因为有另外的文献记载及田野考古可作辅证；但由此就说这是秦人的‘始源’，则失之武断，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史记》所言商时一支赢族已在陇右生活是错误的。依笔者愚见，飞廉余众之所 以不迁他处而远徙陇右，正是因为飞廉的主族早已经在陇右活动，并建立了一个小方国。张天恩先生文章中指出《系年》的那些显性错误，也提醒我们对其史料价值的判断，应持慎重态度。”【71】
（礼县红河镇） （十）论证“西”为嬴秦早期都邑的正名，无可置疑。 西垂又名犬丘，即尧舜时代肩负“寅饯纳日”使命的和仲一族，西迁后所宅之“西”。它的位置，汉代魏晋至唐朝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就是汉代陇西郡的西县。《史记·五帝本纪集解》：“郑玄曰：‘西者，陇西之西，今人谓之兑山。’”又引徐广：“西者，今天水之西县也。”何谓“兑山”， “兑”字乃“八充”二字之误合，八充山即嶓冢山，位处今天水市秦州区南境。徐广说西县属于天水，此乃因汉代后来从陇西郡中分置出来一个天水郡。《史记·秦本纪》言及庄公收复大骆祖地而号称“西垂大夫”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上邽”即今天水。《史记索隐》也认为襄公所居之“西”，为“县名”。史文言“文公元年，居西垂”，《正义》曰：“即上西县是也。”《史记·封禅书》言及襄公及献公作畦畤时，《正义》、《集解》、《索隐》亦均言在陇西西县。既然西垂古邑就是汉代陇西郡之西县县治，那么，只要能确定西县县治的所在地，也便解决了西垂地望问题。《汉书·地理志》陇西郡属县中确有西县，新莽时改名曰“西治”，东汉时又复称“西”。汉代西县位置，《括地志》说在“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史记·封禅书正义》也同此说。乾隆《甘肃通志》、乾隆《直隶秦州新志》、民国《天水县志》等皆言在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王国维《秦公敦跋》，以及今人马非百《秦集史》、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均采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之说。《汉书·地理志》曰：“西，《禹贡》嶓冢山，西汉所出，南入广汉白水，东南至江州入江。过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后汉书·郡国志》云：“西，故属陇西，有嶓冢山、西汉水。”《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嶓冢山在陇西西县，汉水所出也。”根据这些记载为确定西县故城的位置不仅有方位、距离可参，又有山和水可依。嶓冢山，即位于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中南部的齐寿山。而西汉水，源于嶓冢山的西麓。由今秦州区西南流入礼县，上游为盐官河，西行折而南下，又东过西和县，经成、康二县交界入陕，会嘉陵江。在魏晋以前，西汉水与发源于嶓冢山东麓的古漾水（即今由秦州区南流纵贯徽县东部后人嘉陵江的永宁河。“永宁”实由“漾”字缓读而来）会合后并不入川，而是在今陕西阳平关附近注入汉水上游沔水（今称勉水），实为汉水上游东、西两大支流西边的一支，故名西汉水（与之相应，古漾水也称东汉水），有些古地志，还常直称之为汉水。《读史方舆纪要·陕西》（卷52)名山目下有“嶓冢”，曰：“嶓冢山在汉中府宁强州东北四十二里，《禹贡》‘嶓冢导漾’是也。”又云：“又秦州西南七十里有嶓冢山，则西汉水所出。”其实魏晋以前只有位于今天水市秦州区南部的那座嶓冢山。古漾水即今永宁河发源于其东麓，其上游即今由麦积区中部南流的花庙河；西汉水发源于其西麓，其上游即今由秦州区平南镇附近西南流经罗家堡入礼县境的盐官河。而与西汉水相关联的西县，才是我们要探寻其地望的秦汉时代陇西郡的西县。王国维先生云：“余疑犬丘、西垂本一地，自庄公居犬丘号西垂大夫，后人因名西犬丘为西垂耳。”【72】徐中舒先生认为“天水西南之犬丘称西犬丘，又称西垂”即二者为一地【73】；段连勤先生则肯定中潏至非子八世皆在犬丘，也即西垂，地处今天水之西南方，而非子所邑之秦，处今甘肃清水县境内【74】；何清谷先生认为：“西垂大夫应是以今甘肃天水市一带为食邑，治所在西犬丘，所以西犬丘又名西垂。”【75】笔者同意何清谷等先生的意见，即犬丘、西犬丘、西垂作为秦的都城在一个地方，即现在甘肃天水市西南的礼县。既然西垂和犬丘的地望在西县，那么探讨秦时西县的治所是非常必要的。实质上只要弄清楚了西县的治所，秦早期都城的地望便迎刃而解。 在以上古文献记载所大致划定的方域内，当代学者对西县故城位置作过一些推断和论证，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1)今礼县盐官、永兴一带。该说法系商承祚1942年所作《秦公簋跋》一文已提出此说，但未详加论证。祝中熹后来撰《秦人早期都邑考》，对永兴附近说作了进一步阐发。他的观点得到了西北大学徐卫民教授的支持，徐先生结合西汉水一带优越的地理环境、古代文献记载及现在的考古发现，认为秦的西垂（西犬丘）就在现在礼县的永兴附近【76】。（2）今礼县红河乡岳家庄。【77】 ( 3 )今西和县纱帽嘴。【78】( 4)今天水市北道区（麦积区）西南。【79】（5）今礼县盐官镇东南方。【80】（6）今西和县长道镇。【81】《水经注·漾水注》云：“西汉水又西南，合阳廉川。水出西谷，众川泻流，合成一川，东南流，迳西县故城北。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其大略大丘之地，为西垂大夫，亦西垂官也。王莽之西治矣。”《水经注》这段记载实质指出了犬丘、西垂的所在位置。但人们在对这段话的理解上是有偏差的，因而具体位置上也有差异。上述六种观点和认识，其中前五种大都直接、间接地涉及《水经·漾水注》的这一段文字，有的甚至主要以这段文字为立论依据。大略即大骆，大丘乃犬丘之误写。郦道元这段话不仅明言西县治所、犬丘、西垂为同一城邑，而且指出西汉水支流阳廉川流经“西县故城北”，因此颇受学界重视。这条阳廉川，据郦氏说 “杨广川”。两汉之交割据天水地区想当西北王的隗嚣，在与刘秀争锋失败后率妻、子奔西城，投靠其部将杨广。后来杨广死于该城，俗即以杨广之名名其川。繁体广字为廣，与廉字形似易混，后人遂讹杨广川为阳廉川，北魏时即在该地置阳廉县。阳廉川今名峁水河，流经礼县与天水县交界地区礼县一侧，东南注入西汉水上游盐官河。郦道元在为西汉水支流杨廉川作注时指出：北魏时在该地置杨廉县。因此只要搞清杨廉川的位置，西县城所在就清楚了。按照郦道元所记西汉水支流的顺序，杨廉川水是西汉水发源后盐官水以东的最后一条由东南流注西汉水的支流，因此，可知杨廉川水即今之茅水河（或峁水河)【82】。郦道元此说为许多学者所接受，王国维就曾经说：“使西垂而系地名，则郦说无以易矣。” （《观堂集林》卷十二）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一）》将西垂位置标在今天水市与礼县城联线的中点上，想必即主要依郦说为依据。原礼县县志办主任康世荣先生在对《水经注》考证后认为犬丘（西垂）位于今礼县红河乡岳家庄、费家庄一带，他指出：“茅水河发源于今天水市秦城区辖地芦子滩右，上游的杨家寺一带分别有十条支流左右汇聚，中游的最大支流花石水，是由七条小流汇聚而成。茅水河的正流与花石支流两水均为东南流河，交汇于今红河镇东南，费家庄正北，六八图村西南，形成一广阔的三角形平缓地带。岳费家庄不仅是‘众川流泻，合成一川’的水系，也符合‘东南流经西县故城北’的方位，两岸山势陡然变得窄狭，直至石沟门。如果在岳家庄前面窄狭处筑堤堵水，茅水河即可倒流人庄，更符合吴岑‘围嚣壅水灌西城’的地形。”【83】康世荣先生所持红河乡岳家庄说，也由郦说而发。实事求是地讲，在前列六说中，惟康先生的红河说最符《水经·漾水注》这段话的义涵。其他诸说有的已远离了阳廉川乃至西汉水流域，有的尚须对郦道元之说作—些引申或修正。 祝中熹先生针对康先生的观点进行了商榷，他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指出：郦道元关于西汉水流域的记述虽堪称详备， 却有两处十分明显的矛盾：（1)上文既言“杨廉川东南流经西县故城北”，下文却又说汇纳杨廉川之后的西汉水，“又西南经始昌峡，始昌县故城西。《晋书地道记》曰：‘天水始昌县，故西城也’。”汉代的西县故城就是晋代的始昌故城，这么说的不仅是《晋书地道记》，《通典·州郡四》谓天水郡所属上邽县之西南，“有汉西城县，域一名始昌”。《后汉书·隗嚣传》李贤注：“西，县名，属汉阳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县西南。”《太平寰宇记》：“始昌城一名西城，城即汉西县城也，今废，在县西南。”亦言始昌城即汉代的西县城，晋省西县而置始昌。《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也持此说。显然，始昌即西县。那么，其故城究竟位处阳廉川经域呢，还是位处西汉水主流经域？（2)《水经注》通例，介绍水道汇入之支流，是沿水流方向按汇入之先后顺序叙述的，郦氏记西汉水也应该不例外。但郦氏注文述西汉水汇合盐官水及左谷水之后，却先介绍建安水，后介绍祁山。建安水即今甘肃西和县西部之西和河，它由南而北，在今礼县永兴镇西侧入西汉水。而祁山在永兴镇以东十余华里处。西汉水此段走向大体是由东而西，须先经祁山脚下，再西流十华里后，方与由南而来的建安水也即今西和河相汇。祝先生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漾水注》的这段话是否可靠。 大堡子山秦公陵墓的发现，为研究早期秦史，为弄清天水及礼县一带的历史文化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新发现的诸多铜器及新的材料也为历史学者准确地解读提供了有利条件。祝中熹先生先生善于捕捉相关信息，曾撰写《秦人早期都邑考》、《“西”邑衰落原因试析》《“南岈北岈”与西垂地望》、《再论西垂地望——兼答雍际春先生》等文详考嬴秦早期都邑“西”（也即秦汉西县治所）的地望在今永兴川最开阔处即今永兴与祁山堡之间西汉水北岸红土嘴一带，考定西新邑也即后世西县城的地望在与西汉水南岸犬丘相对的北岸今礼县永兴镇捷地村附近。也就是所有礼县旧志所属州志、府志都曾盛言过的，东距礼县城40里处的“天嘉古郡”故址。祝中熹先生指出祁山是嬴秦祖山，西新邑背靠此山，东距大堡子山秦公陵园10余里，与犬丘隔河相望。并且指出秦襄公被分封为诸侯后所立供奉始祖少昊的西畦有可能就建在祁山主峰向南翘起的一座小石丘即今称祁山堡的平台上，言“祁山是探寻西新邑具体位置的可靠坐标。”【84】
（十一）对天水放马滩地图的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是放马滩附近(亦即甘肃省天水县大部、天水市及礼县东部）水系简图。他认为，木板地图所显示的，就是今甘肃省天水县中南部地区。所绘水系、主河道流向及分水岭格局，正与天水县中南部地形地貌实况相符。 天水放马滩战国、秦墓群的发掘，是1980年代甘肃省考古事业的突出成就。特别是其中一座战国秦墓(M1)，出土了460枚竹简和7幅木板地图，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重大学术价值，令文博界兴奋不已。天水《放马滩地图》，是1986年夏天，在天水放马滩1号墓出土的7幅绘在松木板上的区域性地图。研究者一致认为，《放马滩地图》是当前我国考古所见的时代最早的地图，在中国科技史和地图学史的研究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已有许多专家学者对其内容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祝中熹先生发表了《对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的几点新认识》【85】，何双全是最早从事放马滩地图研究的学者，他有关七幅地图可以编连的看法，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很大，但错误也不少。对于这七幅地图，何双全、曹婉如、藤田胜久、祝中熹和《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一元)》有不同的称呼(表一)【86】。其中曹婉如的说法比较流行。1989年《文物》发表放马滩墓地的发掘简报【87】，同期还刊发何双全关于放马滩木板地图的资料介绍和初步研究文章【88】。由于木板地图的重要性，此文刊发后，立即引起众多学者参与讨论，比较重要的有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89】、张修桂《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绘制年代》【90】、藤田胜久《战国时秦的领域形成和交通路线》【91】。《天水放马滩秦简》一书【92】，除公布放马滩木板地图全部资料外，还附有“天水放马滩墓葬发掘报告”。2010年6月，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利用红外照相技术对放马滩木板地图重新拍摄，并进行解读，结果不仅发现地图的线条更为清晰，而且还发现一些以前利用常规照相技术没有发现的文字字迹，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木板地图上发现了“北方”二字，由此可以确定木板地图的方位是上南下北，与此前考古发现的中山国“兆域图”和长沙马王堆汉代帛地图的方位一致，这与此前研究者所设定的“上北下南”方位正好相反。【93】其中最重要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何双全先生的《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以下简称“何文”），另一篇是曹婉如的《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曹文”）。何双全先生是著名的简牍学专家，又是天水放马滩秦墓的发掘领队，无疑有较大的发言权。他的研究尽管存在几处重要失误，但从总体上对一些关键问题作了较科学的梳理，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后来关注这一领域的人受益匪浅。曹先生是长期从事古地图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所依据的又是经过纠误之后的地图释文，故在图形与实地对应方面，提出了许多更合理的意见，弥补了何文的不足。但在局部问题的推断上，仍有可商榷之处。祝中熹先生以为图七为今放马滩附近(亦即甘肃省天水县大部、天水市及礼县东部）水系简图，图七采自曹文。他认为：“约略估算，各图所涉全部地域的范围并不太大，当在方圆150里之内。这套木板地图作为随葬品置于棺椁之间的头箱内，图中所示想必是死者生前所熟悉的、有某种精神联系的地区，很有可能就是他居住、生活、工作的地区。何文、曹文也都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分析、判断的。但何文由于把图一的封丘误识为邦丘，又作出了‘全幅地图以一条东西向主河流为中心轴，南北两翼展开许多支流’的错断，从而把图示地域定位在今甘肃省清水县、天水市区及其以东地区，视那条所谓‘东西向主河流’为渭河，这样便使图示地域北移了许多。而曹文一方面认为图中所绘当为放马滩邻近不大的地区，并正确地抓住了图中地名‘邸’这一重要信息，指出图一右上方（也即图三、图四）所示乃今花庙河的上游；另一方面却又囿于‘西’邑的影响，硬把西汉水拉扯进来，造成了新的混乱。”他认为，木板地图所显示的，就是今甘肃省天水县中南部地区。所绘水系、主河道流向及分水岭格局，正与天水县中南部地形地貌实况相符。那一带由于秦岭山脉东西绵亘，成为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的分水梁脊，故山南麓的江河谷溪大都由北向南流。木板地图描述的情况正是如此。更有力的证据是，图一中部二水合流处，用方框标注地名“邸”，同墓所出竹简文字中又言及“邸丞”。“氐”本为先秦西北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称谓，氐字加邑旁，表示与氐有关的地名。秦制，地方行政长官的副手称丞；邸有丞，表明这里是一级行政建制的治所。李学勤先生曾撰文指出，此处之邸，就是西汉时陇西郡的氐道所在。【94】“道”是与县同级的、专设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行政建置。从这组木板地图看来，战国后期秦已置氐道，汉承秦制。汉代氐道位置，据古文籍记载，应在甘肃省天水县境内。《汉书·地理志》陇西“氐道”下曰：《禹贡》养水所出，至武都为汉，莽曰亭道。养水，即《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的漾水，故《水经》云：‘漾水出陇西氐道县嶓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嶓冢山即今主峰位于天水市南齐寿乡境内向南伸延的一支山脉，在先秦它是非常受世人关注的西北名山，且曾经是汉水上游主流的发源地。古漾水源于嶓冢山东麓， 实即今纵贯徽县南入嘉陵江的永宁河（其流经天水县的上游一段称花庙河）。永宁之名，缘于漾字，为漾字之缓读。《诗·汉广》“江之永矣”，《说文》引作“江之羕矣”。在嘉陵江未形成前，漾水和源于嶓冢山西麓流经礼县、西和县的西汉水合流后，在今陕西省勉县阳平关附近入汉水，它们是汉水上游著名的东、西二源，即袁山松《后汉书·郡国志》所云：‘汉有二源，东出氐道，西出西县之蟠冢。’后因自然环境变化，此水与汉水连通的河道壅阻而改道南流入川，形成了嘉陵江古地志均言漾水出氐道，又说它源于嶓冢山东麓，我们由此可知氐道在嶓冢山之东。清代学者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说，氐道故城在上邽之东南、下辨之东北，并与西县接壤。其说确当不移。上邽今天水市一带，下辨在今成县及徽县西南部，西县位于今礼县与西和县北部交接地区。王氏所言氐道位置，正在今天水县中南部与徽县北部，同放马滩木板地图（图一)所标‘邸’的位置恰好相合。祝先生指出，曹文指出总图右上方也即图三、图四所绘的那条水系，就是今永宁河上游花庙河，是十分正确的；曹文对图六的分析尤具慧眼，最为精彩，那正是今花庙河上游地貌与水系分布的实情。图六左上方的河流，即今北流入渭的永川河，麦积山乃其与花庙河水系的分水岭。南流水系北端标有关隘符号的“燔夬闭”，位置约与今燕子关相当。然而，曹文说总图左上方那条水系是西汉水，并认为图二所标亭形符号“或即陇西郡西县的位置”，却是一个明显的失误。曹婉如认为，有文字注记的六幅地图绘有三条水系，一条是放马滩所在的自北向南流的永宁河上游花庙河，另一条是亭形建筑所在的自东向西流的西汉水，第三条自南向北流入渭河，或即东柯河或永川河。曹氏判明木板地图中花庙河的所在，诚为卓识。张修桂则认为，七幅地图除图五属半成品外，其余六幅，按所绘水系的相关形态，可分为两个相关图组。第一图组包括图一和图二。图二是图一左半部的局部扩大图。在仔细分析天水地区之内所有大小河流流域之后，他认为唯有放马滩南北的花庙河上游和东柯河流域才完全符合上述前提条，除此之外，无论渭河流域或嘉陵江流域的其他地区，再找不出如此对应的水系。张文的最大贡献是在曹婉如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了花庙河的存在。【95】不过，他把简文中的“邽”释为“邸”，“邽丞”释为“邸丞”值得商榷。
（大堡子山遗址） （十二）认为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墓主为秦襄公和秦文公。 礼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区的发现是20世纪90年代甘肃省文博领域最具轰动性的事件。尽管由于墓区惨遭盗掘、珍贵文物大部分流失而严重损害了这一重大发现的意义，但发现本身即具极高的学术价值。特别引起史学家的关注的是有关墓主的问题进行的学术讨论。该秦公墓地出土铜器为墓主自作用器，器铭自称“秦公”，说明这必须是秦襄公被封为诸侯以后才有可能。孔颖达《毛诗·国风·秦普》中即已指出“襄公始为诸侯，庄公已称公者，盖追谥之也。”襄公始国之前，秦仲、庄公都不可能称“公”，将大堡子山出土秦公诸器定在襄公之后，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秦仲、庄公时为周之附庸，不仅不能生前称公，在墓葬规模上如此越制，也是不可能的。最早言及大堡子山秦公墓主问题的是李学勤先生，1994年他和艾兰教授介绍在纽约见到的一对大堡子山所出秦公壶时，通过与传世的颂壶比较，首先提出器主可能是庄公【96】。然庄公身份仅为“西垂大夫”，生前并未称公，庄公称公是其子襄公追谥，怎能持有“秦公”器？自然不会是庄公。饶宗颐先生云：“礼县秦公诸器，学者或谓庄公物，王君（王辉）指出庄公时未称公。襄公始受周封，庄公出于追谥，故礼县之秦公，只能属于襄、文二公。”【97】韩伟先生主要依据大堡子山秦公陵墓所出金虎木心朽质的碳14测定，推断两个大墓的墓主应为秦仲和庄公【98】。陈平先生对该陵区是否葬有两位秦公，尚持慎重态度；他认为如确系二墓，则墓主当为文公和宪公【99】。李朝远先生通过上海博物馆所藏秦公鼎、秦公簋从形制、铭文、纹饰、铸造特点研究，认为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墓主为襄公和文公【100】，王辉先生亦主张两座大墓墓主为襄公和文公，并对上博馆藏秦公器铭文中的“秦”的两种写法进行了探讨【101】，陈昭容、张天恩、袁仲一、徐卫民等先生同意两位墓主应是襄公和文公【102】。2000年，曾主持发掘、清理工作的戴春阳先生则以墓地发掘者的有利条件，挟残墓所存形制与器物资料，参照附近赵坪墓地夫妇异穴合葬墓和关中雍城秦公陵园布局之例而创夫妇异穴合葬的新说，他撰文介绍1994年大堡子山发掘情况，并认为大堡子山的大墓是夫妻异穴合葬墓，M2为秦襄公墓，M3为其夫人的拊葬墓。【103】该说突破了以往大堡子山两公对两墓的思维定式，主张大堡子山陵区只是一位秦公即秦襄公的陵园，此系后说，却颇有新意，影响较大。但是要是秦公夫妇，则是襄公墓小于夫人墓，这种国君墓比夫人墓为小的现象，就现有的考古资料似还没有发现过，故该说已不可取。祝中熹由于正从事先秦史的研究，又曾多年在礼县工作过，故对秦人西垂古陵的发现极为关注，他在《物华史影》里以《秦陵高古襄公鼎》一文就论述过该墓葬的器物及墓主，后来写过几篇涉联此事的文章【104】。2004年祝中熹先生不同意戴春阳先生的“夫妻异穴合葬说”这个观点，他从墓葬时差、墓葬位置与规格及器铭称谓三个方面进行反驳，祝中熹先生列举秦的关中雍城陵园和芷阳陵域的例证，说明时代比大堡子山秦陵晚很多的凤翔秦陵跨时近300年，埋葬着二十位秦公，四十三座大墓无一有封土。晚至芷阳陵域，才出现墓上封土的现象，证明春秋中期以前的墓葬均“墓而不坟”、“不封不树”，否定了“异穴合葬”之说。【105】他论证在大堡子山陵园所出器物显示的时段内，秦仲、庄公、静公、宪公为墓主的可能性均应排除；那个时段内葬仪有资格称公且文献明确记载葬于西垂的秦君，只有襄公和文公，有进一步指出：两座大墓埋葬着两个秦公，即M3为秦襄公墓，M2为秦文公墓。此观点目前在学界几成主流。理由为首先是依据文献记载辨析，有资格以“公”的身份入葬的秦君，除秦襄公、秦文公葬于旧都西垂外，其余秦公的陵墓都在关中，所以这两座大墓的主人只能是秦襄公和秦文公；其次M3出土的秦器时代偏早，制作工艺粗陋，纹饰草率简约，铭文为錾刻而成，字体略嫌草率，笔画细浅，而M2出土的秦器，制作精致、华贵，其腹部的纹饰较为繁复，足底也更粗欠些，时代较晚，所以M2的时代比M3晚；再者，M3全长113米，规格较大，在北，北为上、为尊，地势也居高处；M2全长88米，规格较小，在南，南为下为卑，地势也较M3为低。如果M2为秦襄公墓，这种襄公墓反而小于其夫人墓，而且是开国之君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位居夫人墓之下的葬制，有悖常理；第四有学者指出，大约每隔50年，青铜器在形制、纹饰、铭文及制作工艺诸方面就能看出较明显的变化，秦襄公（前770一前765)和秦文公的去世世（前715)，相距恰好50年。故大堡子山秦器从襄公时的工艺粗陋，纹饰草率简约，发展到文公时的制作精致、华贵，纹饰较为繁复，乃是很正常的事。史载文公在位五十年，文公墓葬与襄公墓葬的时差达半个世纪，他认为：“文公在这么长的时段内，墓制与器物特征发生变化，则是合乎情理的事。秦人有自己独特的葬俗，但在公室墓葬形制上却完全承袭商周传统。依商周墓制，中字形墓为公侯墓式。从后来关中地区秦君墓葬基本上都为中字形墓这一现象来看，大堡子山陵区内的目字形大墓，应早于中字形大墓。质言之，目字形墓应为襄公墓，中字形墓应为文公墓。襄公死时为诸侯方数年，是时秦人还不熟悉中字形墓制。秦君墓葬采用中字形墓式，可能就是从文公开始的。依笔者之见，大堡子山秦陵所出那些制作较为粗陋、铭文系刻成的青铜器，当为襄公墓中之物；而那些形制与纹饰均较精美、铭乃铸成的青铜器，以及作为大型金鸷棺饰构件的各类金箔，应出自文公之墓。目字形墓中虽也出过金饰片，但形制较小，似非大型金鸷的构件。……那件鼎有可能出自襄公之墓，而编钟则可能系文公墓中物。”【106】祝中熹先生在这里没有人云亦云，而是实事求是地列举论据，对大墓的主人提出了新看法。因此李学勤先生说：“特别是他提出的关于大堡子山3号墓为秦襄公墓，2号墓为文公墓的论点，值得专门主意。”【107】 然而，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统一在墓室开口以上覆盖五花土，这一罕见的怪现象已经引起了专家的注意。祝中熹先生说:“纯匀的五花土完全覆盖着这三座大墓，这在以往的古墓发掘中是十分罕见的。”【108】发掘者也以此种现象判断出该墓地“和关中的秦公大墓不同，这些墓葬历史上从未被盗扰过。”【109】对于墓主是襄公和文公的说法田亚岐先生予以否认，他反驳说“几成定论的襄公、文公丧葬时差50年，怎能同时埋葬或在襄公丧葬半个世纪后殡葬文公时再揭开襄公墓口和车马坑以上封土而统一封填均匀的五花土呢？仅此遗迹，亦足以证明大堡子山秦陵中心区的两座秦公大墓不可能是襄、文二公墓。”【110】田先生以为：“‘秦子’，即秦文公太子静公，认为两座墓之一M3为嬴秦第二代国君秦文公之墓，型制较小的M2则是未享国而卒的文公太子静公墓，即以秦公礼制而葬的秦子墓。”【111】
（作者与祝中熹先生） 在秦早期文化研究领域，关于“秦子”的意义与历史身份，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聚讼纷纭，诸家各执一词。三十年前，陈平先生最早提出“秦子”是文公太子静公【112】，王辉先生则以为“秦子”是初即位的秦君，宪公、宣公、前出子都有可能，而可能性最大的是出子【113】。这一说法得到很多同行的赞同，董珊、梁云、侯宏伟先生的文章则采用此说【114】，李学勤先生也说“这是最流行”的说法；后来陈平先生的看法有所改变，以为“秦子”是宪公、宣公、前出子中的一位，而以宣公的可能性最大【115】。多数学者认为大堡子山出有秦公铭文青铜器的两座大墓为襄、文公二公墓，几成定论。然而大堡子山不仅出土了带有铭文的“秦公”铜器，同时还出土了“秦子”器物，这给推断大堡子山大墓的墓主提供了前所未知的线索，所以关于其墓主又有了新提法。传世有秦子戈、秦子矛等数件青铜兵器，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礼县大堡子墓地出土了一批秦子青铜礼器，其时代均属春秋早期，专家们看法基本一致，但秦子究竟是谁，研究者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吴镇烽先生在1985年《金文人名汇编》中就主张秦子是未即位而去世的秦文公长子，死后文公追封其为静公。近几年又有一批大堡子出土的秦子器发表，以及乐器坑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新的重要的资料，他根据这些资料，结合文献进一步论证秦子就是秦静公，同时进而可以确定大堡子2号墓就是静公墓。【116】近年，由于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发掘后，乐器坑劫后余生出土了“秦子鎛”等秦子器，是研究秦子、秦子器的重要材料，关于“秦子”是谁的问题，在学界已形成一个热点，李学勤作《“秦子”新释》，主张秦襄公在未封为诸侯之前称“秦子”，受封后称“公”，他说：“‘秦子’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秦君在称‘公’之前使用的称号。襄公在位的十二年中，前一半尚未封为诸侯，没有称‘公’，以‘秦子’为称号是应该的。墓中既有‘秦子’又有‘秦公’，正反映了襄公始受封为诸侯得历史。”【117】两年之后李先生作《论秦子簋盖及其意义》，则又放弃前说，该主“秦子”为静公。他根据新出现的一件簋盖，已经残缺，但盖内文字基本保存，系全铭的后半。由铭文释读知道，器主为秦子。盖捉手内的纹饰，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M2所出漆匣花纹相似。结合近期所见秦子钟、戈等考虑，秦子年代当定在东周初年，很可能是秦文公太子静公，他比文公早卒两年。【118】王辉先生的看法亦有改变，由原说改为静公或出子。【119】著名考古学家田亚岐先生认为：“大堡子山的两座秦公大墓，其一M3为嬴秦第二代国君秦文公之墓，另一座形制较小且祔葬于文公墓的M2则是未享国而卒的秦文公太子静公墓，即以秦公礼制而葬的‘秦子’墓，不但‘秦子’自用的‘秦子元用’戈当出此墓，该墓被洗劫一空，流入东瀛的‘秦子’钟亦应出此墓。‘秦子’墓出‘秦子’器，理所当然。”【120】发掘主持者赵化成和王辉在《文物》杂志2008年11期发表大堡子山遗址3篇发掘简报的同时，曾撰写了《礼县大堡子山秦子“乐器坑”相关问题探讨》的论文。【121】文中列举了十点理由详细论证秦子为太子静公，并认为大堡子山两座被盗大墓的墓主为文公和太子静公，主张M3为文公之墓，M2为秦子即太子静公墓。太子静公为文公之子，早于文公两年死去，虽未即位，但死后被谥为静公，身份等同于国君。这一观点并非他们首倡，而是在新发掘资料的基础上，汲取诸家观点之长，进一步系统归纳、综合分析的结果。目前，一些学者的认识正逐步趋同，但仍存在不同意见。【122】发掘主持者的表态使关于秦子的讨论趋于缓和，目前学界多数赞成赵化成先生的观点。祝中熹先生起初认为襄公未即位前，以太子身份称秦子，秦子器和秦公器并为襄公墓所出，对此他作过如下的解释：“秦襄公时秦立足未稳，百业待兴，青铜工艺尚处较低水平。其在位时间也较短，以致死后随葬器物制作简率，铭文錾刻而成，并以生前未称公时之用器配置其中。”【123】后来明确了日本MIHO博物馆所藏秦子钟也出自大堡子山秦陵襄公墓的祭祀坑，他认为“M3和M2两座大墓祭祀坑是同时营造的，坑中所出乐器铭文中的秦子，乃同一个人，即秦宪公。”【124】祝先生的理由是：“伯丧戈、矛与秦子钟、鎛属于同一时代的器物，故‘秦’字显示出统一的书写习惯。襄公去世时，国丧之制未备，尚无专设乐器祭祀坑的桂花；文公去世时，秦国文化已趋昌盛，故墓制合规，丧礼循制。宪公在为文公墓附建乐器祭祀坑的同时，也为其曾祖父、开国之君襄公增建了一个，故两个乐器祭祀坑所出乐器的形制、纹饰、铸作工艺以及铭文风格，都完全一致。在国君大墓西南侧设祭祀坑制度，可能即始于宪公此举。M2祭祀坑铜虎与秦子鎛相伴而出，推想日本MIHO博物馆所藏秦子乐器和铜虎亦当同坑共存。”大堡子山所出“秦子”器“宪公”说系一家之言，可备一说。【125】吴镇烽、李学勤、田亚岐、陈昭容等多数学者认为“秦子”是文公太子静公。【126】
（祝中熹先生） 祝中熹先生是个历史学家。在这个世界上，能把历史尤其是秦早期历史作为自己毕生至爱并坚持不懈，历经磨难而无怨无悔的人本来就少，而在今天这个日益物质化和世俗化的现实生活中，仍不改初衷，不忘初心，以秦史秦文化为荣、为乐、为叹、为痛的人则更是少之又少。然而，我的忘年交朋友祝中熹老先生做到了。他的生活中似乎缺少很多东西，他不吸烟，不打麻将，不跳舞，只是喝少量的一点酒，但他却永远遨游在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里，他用厚重的沉甸甸的秦史著作诠释了自己的一生。祝中熹老先生已年过八旬，他是我素来敬重的历史学家，在长期的交往中我受益匪浅。祝先生治学辛勤，一丝不苟，虽然是耄耋之年但常有重任在身，笔耕不辍。遥祝他身体康健，和乐吉祥！ 注释： 【1】祝中熹《刘光华<物华史影—陇原文物赏萃>序》三秦出版社 ，2006年5月第1版， 【2】祝中熹《物华史影—陇原文物赏萃》，三秦出版社 ，2006年5月第1版。 【3】王子今《从玄鸟到凤—试探东夷族文化的历史地位》，《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1987年。 【4】【36】【57】祝中熹《阳鸟崇拜与“西”邑的历史地位》，《丝绸之路》“学术专辑”，1998年10月。 【5】【109】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国墓地发掘散记》，甘肃省文物局、丝绸之路杂志社《甘肃文物工作五十年》，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 【6】【108】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7】【13】【37】祝中熹《赵逵夫<秦史求知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 【8】【11】祝中熹《秦史求知录·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 【9】祝中熹主编《秦西垂陵区》，文物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10】刘光华主编，祝中熹《甘肃通史·先秦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12】【107】祝中熹《李学勤<秦西垂陵区序>》，文物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14】雍际春、田佐、南玄子主编《嬴秦西垂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15】祝中熹，李永平《青铜器》，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16】祝中熹《古史钩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8年11月第1版。 【17】【18】祝中熹《王辉<古史钩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1月第1版。 【19】【25】祝中熹《早期秦史·西迁篇》，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59页。 【20】【71】雍际春、田佐、南玄子主编《祝中熹<嬴秦西垂文化>序》，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21】祝中熹《嬴秦对汉渭文化圈的历史影响》，《陇东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22】雍际春、赵文博、田佐、南玄子主编《杨东晨<秦文化探研>序》，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 【23】段连勤《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人文杂志》，1982年5月。 【24】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月第1版。 【26】李清凌《秦人早期在甘肃活动》，《嬴秦西垂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第46页。 【27】祝中熹《秦国西畤地望研究述评之天台山篇》，《陇右文博》，2016年第4期。 【28】祝中熹《秦国西畤地望研究述评之鸾亭篇》，《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29】【30】祝中熹《秦国西畤地望研究述评之祁山堡篇》，《陇右文博》，2017年第1期。 【31】祝中熹《早期秦史·都邑篇》，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32】祝中熹《秦史求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 【33】【84】祝中熹《嬴秦早期都邑名称考论》，《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34】王国维《秦公敦跋》，《观堂集林》卷十八，中华书局，1959年6月第1版，第902页。 【35】冯国瑞《秦公簋器铭考释》，《天水出土秦器汇考》，陇南丛书编印社，1944年。 【38】【46】【49】【60】祝中熹《嶓冢山与汉水古源——对一桩史地疑案的梳理》，《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39】柯昌济《韡华阁集古录跋尾》，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第36页；李零《春秋秦器试探》，《考古》1979年第6期；陈平《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409—413页；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李峰《青铜器和金文书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2月第1版，第149页。 【40】祝中熹，李永平《青铜器》，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136—141页。 【41】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214—220页。 【42】祝中熹《物华史影—陇原文物赏萃》，三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128—131页。 【43】刘光华主编，祝中熹《甘肃通史·先秦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482页。 【44】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220页。 【45】祝中熹《民国初出土秦公簋的文化魅力——兼评丁楠先生<秦公簋铭文考释>》，《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47】晋常璩著，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汉中志》，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05—106页。 【48】祝中熹《早期秦史·都邑篇》，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2月第1版，第117—118页。 【50】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51】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65页。 【52】彭小峰《同知哈石公遗爱碑相关问题研究》，《陇右文博》，2015年第3期。 【53】祝中熹《早期秦史·都邑篇》，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17—118页；《秦史求知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54】祝中熹《早期秦史·都邑篇》，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119—120页。 【55】马建营《“天水”地名渊源考辨》，《陇右文博》，2004年第1期。 【56】田佐《话说西汉水·“天水”渊于西汉水流域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58】赵逵夫《论秦史研究与秦人西迁问题——读祝中熹先生<秦史求知录>》，《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59】王应麟《困学记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27页。 【61】夏阳《天水名考》，霍想有《伏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 【62】赵文慧《魅力秦源》，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63】赵文汇《天水家马鼎考释》，《天水日报》，1998年7月27日。 【64】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下册，中西书局，2011年12月第1版，第141页。 【65】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族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18日。 【66】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11期。 【67】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奴之戎”考》，《科学战线》，2011年第1期。 【68】王辉《一粟居读简记（三）》，香港浸会大学2011年“简帛·经典·古史”国际论坛论文，后收入陈致主编《简帛·古典·古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69】张天恩《清华简〈系年〉的秦初史事略析》，《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2期。 【70】汪荣祖《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3月北京第1版，第196页。 【72】王国维《秦都邑考》，《观堂集林》卷十二。 【73】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 【74】段连勤《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赢的起源地、族属问题》，《秦文化论丛》第一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75】何清谷《羸秦族西迁考》，《秦文化论丛》第一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76】祝中熹《秦人早期都邑考》，《陇右文博》1996年创刊号；徐卫民《天水附近秦都城考论》，《天水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77】【83】康世荣《礼县红河——秦先祖的发祥地》，《礼县文史资料》第一辑。 【78】张克复复、仲兆隆主编《甘肃的由来·西和县与仇池山》，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9】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2期。 【80】徐日辉《新版〈辞海〉中“西垂”、“西犬丘”释文疏证》，《西北史地》，1983年第2期。 【81】赵逵夫《略论“空城计”之有无与西城的地望》，《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82】赵永复：《水经注通检今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85】【95】祝中熹《对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的几点新认识》，《陇右文博》，2001年第2期。 【86】曹婉如等《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文物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 【8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 【88】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 【89】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文物》，1989年第12期。 【90】张修桂《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绘制年代》，《复旦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91】藤田胜久著，李淑萍译《战国时秦的领域形成和交通路线》，《秦文化论丛》第6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9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年6月第1版。 【93】晏昌贵《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新探》，《考古学报》，2016年第3期。 【94】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 【96】李学勤、艾兰《最新出现的秦公壶》，《中国文物报》，1994年10月30日第二版。 【97】王辉、王伟《饶宗颐<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序》，三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 【98】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件》，《文物》，1995年第6期。 【99】陈平《浅谈礼县秦公墓地遗存与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 【100】李朝远《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公器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七期。 【101】王辉《也谈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其铜器》，《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 【102】陈昭容《谈新出秦公壶的时代》，《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4期；张天恩《试说秦西山陵区的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4期；康世荣主编《袁仲一<秦西垂文化论集>序》，文物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徐卫民《秦公帝王陵的四大陵区及其形成原因》，《秦文化论丛》（第9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103】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 【104】祝中熹《大堡子山秦西陵墓主及其他》，《陇右文博》，1999年第1期；《试论秦先公西垂陵区的发现》，《秦俑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5】祝中熹《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再探》，《文物》，2004年第8期。 【106】祝中熹《大堡子山秦西陵墓主及其他》，《陇右文博》，1999年第1期。 【110】【111】【120】田亚岐，张文江《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考辨》，《唐都学刊》，2007年第3期。 【112】陈平《秦子戈、矛考》，《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113】王辉《关于秦子戈、矛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 【114】董珊《秦子姬簋盖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梁云《“秦子”诸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古代文明》第5卷，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中心，2006年；侯宏伟《礼县秦文化遗存及相关问题探讨》，雍际春、赵文博、田佐、南玄子主编《秦文化探研》，2015年11月第1版。 【115】陈平《<秦子戈、矛考>补议》，《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116】吴镇烽《秦子与秦子墓考辨》，《文博》，2012年第1期。 【117】李学勤《“秦子”新释》，《文博》，2003年第5期。 【118】李学勤《论秦子簋盖及其意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 【119】王辉、王伟《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三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10页。 【121】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21号建筑基址发掘简报》、《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21号祭祀遗迹发掘简报》、《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东周墓葬发掘简报》；赵化成、王辉、韦正《礼县大堡子山秦子“乐器坑”相关问题探讨》，均载于《文物》2008年第11期。 【122】赵化成、王辉《礼县大堡子山被盗秦公大墓流散文物的整理与墓葬归属问题》，雍际春、田佐、南玄子主编《嬴秦西垂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123】祝中熹主编《秦西垂陵区》，文物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17页。 【124】【125】祝中熹《秦西垂陵区出土青铜器中的“秦子”问题》，《丝绸之路》，2009年1月下半月刊。 【126】吴镇烽《秦子与秦子墓考辨》，《文博》，2012年第1期；李学勤《论秦子簋盖及其意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田亚岐，张文江《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考辨》，《唐都学刊》，2007年第3期；陈昭容《秦公器与秦子器——兼论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墓的墓主》，《中国古代青铜器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10年11月。
赵文慧，笔名文慧、秦风、秦源。男，1974年生于天水市秦州区秦岭镇虎皮沟。现定居烟台。系甘肃省秦文化研究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水华夏赵姓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著有《魅力秦源》等。 组织机构 ■ 学术顾问： 赵逵夫 李思孝 祝中熹 漆永祥 ■ 顾 问： 吴文科 秦理斌 赵文博 秦 岭 毛选选 王凤保 董 伟 王若冰 李子伟 ■ 主 编： 赵文慧 ■ 副 主 编： 王小石 ■ 编 委： 任鹏杰 余剑锋 任 强 张中定 王明芳 辛 轩 赵琪伟 陈岁元 赵小钧 任剑锋 左昊苏 赵 燮 张剑飞 王 选 吕 铎 王小石 ■ 本期封面题字： 秦理斌  华夏故地 秦人之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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