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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生大事，概莫能外。 老一代爱情教母琼瑶就摊上了这桩令人纠结的事，因为此与继子女的公开互撕，扒出50年的恩怨情仇被众人围观，让原本围绕是否为平鑫涛插鼻胃管的家庭争执变得狗血淋漓。 原来，现实版“琼瑶剧”的曲折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一见钟情、刻骨铭心、风花雪月的琼瑶小说。 3月12日，琼瑶在脸书上公布《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一封公开信：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不知内情的网友纷纷点赞。 4月28日，琼瑶发文《背叛——别了！我生命中最挚爱的人》，与继子是否为平鑫涛插鼻胃管的矛盾公开化。 5月2日，继子平云发《一封沉重的公开信》，认为自己的父亲只是“只是失智而已”，似乎对琼瑶而言，不再记得她，无法对她说爱，就是“没有灵魂的肉体”，也就不值得活下去，不如去安乐死。 5月3日，琼瑶公布《给平莹、平珩、平云的一封公开信》进行反击，留下照顾平鑫涛的13项重点清单，将90岁老年痴呆的先生归还给他的孩子。 就琼瑶个人的生活和作品不谈，回归事件本身，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生死观——乐生而畏死。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似乎更注重优生与优育，却很难直面生命的终结，更遑论优死。 据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死亡质量指数报告，在80个样本国家中，台湾地区排在了第6位，前三甲分别是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国处于第71位，在亚太地区的18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四。现实版“琼瑶剧”就发生在死亡质量排名靠前的台湾地区，可想而知，类似事件在死亡质量太差的中国大陆将是怎样的常见。 布鞋院士李小文生前曾拟下一份“尊严死”遗嘱：“不浪费国家资源，不给别人带来拖累，不让自己遭那么多痛苦”，但最终在丧失自我意识和能力之时，仍然被家属的抢救意见所左右。 1999-2005年，著名文学家巴金就是如此躺在病榻上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六年，“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每次换管子时都被呛得满脸通红”，因长期插管，嘴合不拢，下巴脱臼，“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维持呼吸。” 新闻报道一位晚期绝症患者家属询问医生意见，医生建议买一张船票周游世界，该医生竟以“不行使救死扶伤职责”为由被举报。 …… 中国人死亡质量太差，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治疗不足，即病人受到的痛苦和不适直到死亡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脱。 且不说中国还有5360万贫困人口看不起病，就算是城市中产同样面临“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病不起”的难题，在医疗资源紧张的当下，无休止的排队和等待不仅耗尽了心力，也错失了最佳治疗时机。 以癌症患者的疼痛为例，中国每年癌症新发病人数约有180万，约有60%的病人正在忍受疼痛的日夜折磨，现阶段的癌痛治疗与世卫组织早在2000年就提出的“让所有癌痛患者不疼痛”目标相去甚远。 另一方面原因是过度治疗，即有些病人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在接受创伤性的治疗。 从生理上看，临终病人躺在ICU病床上，赤条条的身体插满了各种管子，以人工呼吸机、心脏起搏器、血液透析以及鼻饲等方法来维持朝不保夕的生命；在临终时刻，患者的喉头里插着软管，血液里流着化学药物，身体上满是刀口和缝线，仍以胸外按压、心肺复苏、电击、除颤等方式极力抢救。 然而事实是，抢救措施对于紧急事件是有效果的（如轻度创伤、突发心梗），但是对于医学认定无良好结局的患者（如癌症晚期、严重创伤等等）则没有意义。 从心理上看，“不惜一切代价”的抢救剥夺了临终患者的个人的自由与最后的尊严，只是把命运交由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控与摆布，没有机会完成自己的心愿，没有时间梳理自己的一生，不能平静地与亲人告别，也不能享受生命最后一刻的轻松，从而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 科学研究发现，当死亡临近时，疼痛和不舒服的感觉通常会减弱，临终者即使昏迷再深也会有片刻的清醒，大自然把生命的最后时光安排得具有人情味，是人自作聪明地横加干涉，把死亡过程变得痛苦而又漫长，而亲人们匆忙维护的是机器上一点点冰冷的数据，以为那就是时间，那就是亲情。 显然，对临终病人而言，过度医疗救护一边拖延着最后的一点时间，一边也在延长着难以言说的身心痛苦。在技术化时代，人们太看重技术在挽救生命中的作用，太看重生命的物质延续，忽略了绝症病人本身的感受。 如巴金，他无从选择，所有人都希望他活着，哪怕是昏迷着，靠着呼吸机，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此外，从资源占用上看，对处于生命末期病人的“续命”治疗还造成资源“浪费”。 据统计，人一生中80%的医疗费用用在生命末期最后的抢救上，而这80%的费用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回报；在中国，每年有270万癌症患者死亡，他们花掉了毕生70%以上的积蓄，占去了全国20%的卫生总费用。 从此意义上而言，中国人死亡质量太差，在根本上就是无法做到优死，而这又与中国人对待死亡的传统与观念密切相关。 在传统观念中，中国人的生死观远没有达到庄子妻死，“箕踞鼓盆而歌”，把生死看作“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的逍遥；没有达到陶渊明自挽诗中“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通透；也没有达到金庸武侠小说中“生有何欢，死亦何苦，喜乐悲愁，皆归尘土”的豁达，更没有达到佛教中“生也布袋，死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的境界，更多见得是炼丹修道以求长生不老的世俗文化，“向天再借五百年”的英雄气概。 尤其是传统孝道中，“百善孝为先”，而孝的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病房中子女对父母生命的态度，把放弃创伤性治疗等同于放弃亲人生命，就是大不孝，大不敬，因为子女有条件却没有尽全力去抢救垂死的父母、维持父母的生命，这或许也涉及中国人顶顶重要的“面子”问题。 从对待医疗的态度看，人们糟蹋自己的身体，然后期待医疗系统来把他们“修理好”，死亡被认为是一种疾病，因此是可以治愈的，而不是生命的一种必然性。 而医生就应该被责备，因为病人的死亡被认为是医生的“失败”，因此，在医院屡屡上演反转戏码，前面患者家属苦苦哀求医生“哪怕有1%的希望，也要用100%的努力把人救回来”，“死马当活马医”，后面则因挽救失败而大打出手，成为“医闹”。 中国非宗教背景下的死亡劣俗也是“贪生怕死”的原因之一。 如相信人死后要被黑白无常抓走，受十殿阎罗的审判，要上刀山、下火海、进油锅、走奈何桥、喝孟婆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从而对死心生恐惧忧怖，凡是与“死”有关的信息、物件或场所都特别忌讳，进而产生“活着就是最伟大的信仰”、“好死不如赖活着”等传承数千年无可争辩的文化信条。 中华民族是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世界其他民族有上天堂的信仰，而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相信长生不死，生死轮回。与此同时，官媒也往往针对重要的高龄死亡发出“极为悲痛”、“巨大损失”等形容词的讣告，也或多或少地引导着人们看待生死的价值观。 一方面是80岁以上老人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递增，到2020年将高达3067万； 另一方面，2015年中国癌症总发病数为429.16万例，总死亡281.42万例，换言之，中国每天都会有1.2万人确诊患癌，并且每天有7500名病人因患癌死亡。预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癌症新发病例总数将达400万左右。 然而，生命的密码在于新陈代谢，生命有太多的偶然，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在珍惜生命的同时，也要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自然规律。 俗话说“逝者为大”，何为“大”？不仅是在言行上尊敬已死者，而且还要延伸到在临终前，基于对人的生命和价值的无限尊重，尽可能地避免和缓解他们的痛苦，让他们更加体面、更加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在优生和优育以外，也要理智面对优死，提高死亡质量。 缓和治疗或称姑息治疗，让临终者享受生命的最后一刻，让灵魂作最后的欣快飞翔。 但中国临终关怀供给服务缺口巨大，全国每年有约700万人走向生命终点，但社会上提供的临终关怀服务却只能满足约15%的需求。 关于安乐死至今仍普遍存在法理与伦理争议。支持者认为，病人面对绝症及病症痛苦折磨情况下，病者应该有提前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反对者认为，不管实行安乐死时自愿与否，实际上是对生存权的剥夺，同时存在滥用杀人主动权的可能。 澳大利亚曾立法批准安乐死，但仅仅9个月就重新认定其非法，我国尚未为之立法，人为地主动终止他人生命将构成故意杀人罪。 对于个人而言，既然人生终将谢幕，为什么不让自己走得舒服一点、漂亮一点、洒脱一点呢，为什么在临终的时候把命运交给他人来掌控？不如用一种淡定的、理性的、充满情感的态度去面对死亡。 一如泰戈尔所言，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当生命的历程走到尽头的时候，平静而无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日本生前规划死后事宜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之为“终活”，具体就是指从六七十岁甚至更早便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各种准备的活动，目的是以求尽可能地在自己生命结束时，能够不给别人添麻烦并且保有尊严地从容走到人生的终点。  《非诚勿扰2》中，孙红雷扮演的李香山得知自己患上绝症后，在其尚在人世时，举办了一场模仿葬礼的告别会 通过缓解疼痛、湿润皮肤、抬高头部、调整温度等方法达到身体上的舒适，通过肢体接触、对话聊天、温暖陪伴达到心理和情绪安慰，将焦灼变为宁静，痛苦变作哲思。 如果前两个月说话减少，往往是离开所处的世界与心灵在对话，不要无端打断，将其拖回惨痛现实；由于听觉往往是最后消失的感觉，不想让病人听到的话，不能随便说出口。 从出生那一刻起，每个人都在走向死亡，无可逃避，无人幸免，众生平等。既然要面对死亡，与人生告别，能否以一种理性的方式，让死亡质量提高一点呢？如何看待死，决定了如何看待生，因为人生就是一场“向死而生”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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