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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卖掉13个文旅项目、77个酒店物业之后，王健林今天再度上了头条，原因还是“卖卖卖”。 只不过这次，王健林卖的是自己的“核心资产”——万达广场，其中南昌西湖万达广场正式开业仅半个月，总投资高达30亿元，而收购方珠江人寿的注册资本为67亿人民币。 据媒体披露，中信信托分别通过柳南万达广场股权投资信托、枣庄万达广场股权投资信托、盐城万达广场股权投资信托和焦作万达广场股权投资信托等四只信托计划持有柳南万达广场、枣庄万达广场、盐城万达广场及焦作万达广场等四个商业广场的100%股权。 另外的民生信托则持有了北海万达广场、抚州万达广场、九江万达广场、雅安万达广场、辽阳万达广场。 一时间，“王健林要跑”、“万达贱卖还债”等质疑声充斥网络舆论，就连“首见省部级高官”都被解读为“体现政策敏感度”，谁让“首富”、“国民公公”自带光环，引人瞩目呢？ 面对大众的疑问，万达公司对此回应说：这是轻资产战略的一部分。不知道此说法能否服众？ 其实，从2015年开始万达就加紧轻型化布局。 2015年初，王健林宣布万达集团进入第四次转型期，万达集团要从以房地产为盈利支柱的公司，成长为一家以服务业为主的世界一流跨国企业。 并给万达集团制定了两个具体目标： 一是2020年集团服务业收入、净利占比超过65%，房地产销售收入、净利占比低于35%； 二是2020年海外收入占比超过20%。 当年4月份，王健林提出5年后将没有重资产，完全轻资产化；6月份又把轻资产化的日程提前，称可能到2018年万达就会实现转型，完全去掉房地产的痕迹。 除万达之外，万科、恒大、龙湖、红星商业等地产企业已悉数向轻资产转型。重资产似乎越来越成为企业急欲甩掉的烫手山芋。 从一定程度而言，企业转型轻资产是时局所迫。 一是金融危机后金融大格局的变化导致企业财务成本上升，持有重资产的负担不断加重。 金融危机后，除了人工成本上升，中国社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凸显，在去产能和去杠杆的背景下，再加上利率市场化的推进，社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据中国银行国际研究所发布的《2017年中国金融展望报告》显示，2016年9月末，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22%；11月末，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为15.8%。 这还没考虑非利息成本。实际上，如果加上担保费、抵押物评估费、抵押物登记费等非利息成本以及还可能存在的如银行要求融资企业存款、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工资开户等其他隐含的费用成本，实际总成本接近20%，这远高于政策利率。 以房地产企业为例，据Wind资讯统计数据显示，剔除数据不全企业，2016年A股130家上市房企利息支出总计高达596亿元，同比上涨15%，即2016年平均每家房企利息支出超过4.58亿元。 上述130家上市房企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1370亿元，由此可见，接近600亿元的利息支出占其净利润总额高达43.5%。 其中，利息支出在20亿元以上房企为万科、首开股份、阳光城、金融街、中南建设、绿地控股、泛海控股、保利地产和金地集团，分别为55亿元、43亿元、40亿元、30亿元、28亿元、22.7亿元、22.5亿元、22.2亿元和21亿元。这9家企业利息支出占130家房企利息支出总额的47.7%。 二是重资产的利润产出下降更是雪上加霜。 金融危机前，国内企业主要倚重资产扩张的方式，扩大规模占领市场，拓展发展空间。但随着重资产的产出效益下降，这套玩法愈来愈难以应对去产能和去杠杆的压力。 2016年中国企业500强共实现营收59.5万亿元，历史上首次出现负增长，较上年下降0.98%；500强企业中共有72家企业出现亏损，亏损额连续四年上升，达到历史新高1478.14亿元。 如华为，虽然还保持增长，但利润率已从10年前的大致15%一路降到7%（2016年），处于5年来最低水平。 而随着房地产市场行情的转变，房地产业的暴利也不断被压缩，过去5年上市房企的毛利率和净利润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房地产上市公司净利润率为9.99%，是近10年来首度跌破10%，较2009年的17.02%下跌了7个百分点。 这样看来，企业轻型化显然是应对形势变化之举，似乎被动多于主动。不过，进一步深究，企业轻型化其实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根据埃森哲的研究，过去三十年里由资本投入拉动的中国经济增长远高过劳动力和生产效率。 在过去十年中，年平均增长率10.5%中的6.9个百分点是资本积累带来的，约占三分之二； 1990年到2002年，年平均增长率10.1%中的5.7个百分点是资本积累带来的，约占一半还多点儿； 1979年到1989年，年平均增长率9.7%中的7.2个百分点是资本积累带来的，约占四分之三。 而历经三十多年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在完成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和企业能力的锤炼后，在原来的重资产扩张道路受阻后，也步入到了加快、加大利用资本化杠杆撬动企业发展的阶段。 在这种背景下，企业重资产轻型化根本上是要通过资本化、股权化来确保企业资产的含金量高质、优化，从而扩展利润空间。 对于目前轻型化的企业而言，资本化、股权化就是“甩掉”投入资金大、产出周期长、产出效益低的土地、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聚焦于企业的品牌、营销等“虚”的东西，将企业的技能、知识、组织、运营、资源等核心能力转化为资本、股权，从而站在产业链的上端，攫取最大利润。 说到底资本才是价值创造的源动力，资本化更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如此来看，重资产轻型化已是大势所趋，未来将有更多的企业加入到轻型化的潮流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轻资产是企业应对变化的“华山一条路”。 实际上，轻资产模式在中国受到追捧主要受美国企业、美式思维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根据耐克现象总结了轻资产运营模式并在全世界推广，这一模式随后在中国日益被认可，特别是巴菲特在投资中偏爱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宝洁、富国银行等轻资产公司，并从中获取巨额收益，更让轻资产模式在中国深入人心。 然而，轻资产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当年蒙牛、光明等乳业企业就在奉行轻资产战略下快速扩张，结果导致奶源质量难以控制，三聚氰胺事件的爆发让轻资产的弊端一下子全部现了原形，乳业巨头们不得不摒弃轻资产模式，向上游扩张布局奶源。 而曾经在中国市场一飞冲天的意大利品牌Kappa如今在中国的衰落也与其渠道掌控能力弱的轻资产模式脱不了干系。 更不要说像PPG那样把轻资产等同于以小博大、空手套白狼的企业速生速死。 其实，在重资产弊端的另一面，它也意味着一种门槛，让后来者难以迅速跟进。毕竟，重资产投资大、投资周期长，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复制的。 上世纪70年代的高利率、高通胀让美国的重资产行业元气大伤后，80年代初美国股市中重资产行业股票却飞涨，就是这个道理。 塞斯·卡拉曼在《安全边际》中就说过： “无形资产的安全边际有限，或者根本没有。如果出现问题，比如客户喜好改变或者竞争对手进攻，无形资产提供的安全边际相当有限。” “相反，对有形资产的评估能更加准确，为投资者避免亏损提供更多保护。有形资产通常在替代用途中拥有价值，例如，如果一家连锁零售店变得无利可图，其库存可以清算，应收可以收回，场地可以转租，房产可以转卖他人。” 显然，轻重各有利弊，并不能简单一概而论。 而就在众多企业纷纷轻型化之际，也有部分企业却逆流进行重资产布局，比如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电商都大手笔投资物流地产。 这不免引出一个问题：究竟孰是孰非？正如前面所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不过，这一问的背后实际隐含着一个更深的问题，即关键是怎样抓好拐点。 面对形势拐点，企业往往会面临多种选择，有些企业顺势调整，有些企业则逆势而动。 企业到底选择重资产还是轻资产，根本上是由时势决定的，大多数的企业都是顺势而为，因为这些企业的成长发展根本上还离不开当时的“势”，被形势牵引着走，只有少部分企业能够超脱当下的“势”，“不畏浮云遮望眼”，立足未来，利用当下的“势”为“后势”做好准备。 但仍需强调的是，是重还是轻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适合企业，企业能够驾驭的就是上选。只是，王健林的轻资产化，似乎显得有些时不与我。 （本文为福卡智库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若转载请联系后台并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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