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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成为拆违“风暴眼”，从拆违“小目标”完成情况来看，成绩斐然。 2016年北京拆违超过3000万平方米；2017年北京计划拆违4000万平方米。截至7月30日，北京市共拆除违法建设3479万平方米，完成全年计划的87%，拆除量是2016年同期的2.8倍。 其中，北京城六区拆除违法建设1197万平方米，完成全年计划的84.5％；核心区拆除38万平方米，完成全年计划的158.3%。 深圳在过去十余年共拆违8000万余平方米，2017年计划拆违2200万平方米，一年拆违规模约是过去十余年的1/4。截至7月底，深圳共拆除消化各类违建1219.99万平方米，完成年度任务的55.45%。 截至8月上旬，广州共查处违法建设22197宗，面积近800万平方米，其中拆除新增违建近350万平方米，消化存量逾450万平方米。 其实，拆违工作推进多年，但自2014年《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以及2016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颁布，近年来，特大城市拆违力道愈发强劲，在各地政府工作部署中已成为一项硬指标、硬任务，是必须坚决打好的“政治仗”。 根据有关文件，拆违目的是保护环境、整治安全隐患、加强城市管理，补好城市发展短板，在落实拆违工作时，也依此进行宣传。 其实，对于特大城市拆违，有其历来的政治考量，即避免类似巴西、墨西哥式的“铁皮屋、贫民窟”。 巴西贫民窟产生的基础是土地大地产制（大庄园制）导致失地农民涌向城市谋生，而工业化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大幅减少和城市劳动力需求增加更是促使农村人口大规模涌入城市。 这些收入微薄的人口聚集在城市边缘地带无主土地上居住从而形成贫民窟，起初巴西政府对贫民窟并不关心，也谈不上提供任何服务与保障措施。 随着贫民窟的规模不断膨胀，最终达到无法忽视的程度，即便政府多次出手整治，贫民窟却如野草般“烧不尽，吹又生”。 坐落在巴西科尔科瓦多山半腰的罗西尼亚（Rocinha）贫民窟是南美最大的贫民窟，因电影“上帝之城”而扬名世界。罗西尼亚贫民窟面向美丽的依帕内玛海滩，与海滨的富人区不过几步之遥。 墨西哥贫民窟的产生也是由于工业化导致农村人口大规模涌入城市，并因城市化速度超过工业化的速度，致使涌入城市的大量人口无法充分就业甚至完全失业，大量无业人员被迫在大城市边缘的公共土地上私建简陋住所，形成大片边缘贫民窟。 而政府应对措施不力使得贫民窟现象不断蔓延。由此，中等收入陷阱也成为巴西、墨西哥迈不过的坎。 印度达哈维贫民窟，是世界第二、亚洲最大的贫民窟，面积仅1.75平方公里，居民人数达百万。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片中提到的贫民窟即是印度达哈维贫民窟。 显然，巴西、墨西哥已是前车之鉴，中国特大城市拆违的一个重要考量就是要避免重蹈覆辙。 毕竟，违章建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集聚乃至赖以生存的违章建筑本身就是贫民窟孕育的温床。 更严重的是，大规模人口聚集的贫民窟往往是社会不稳定乃至动荡的源头。 贫民窟基本上是藏污纳垢、违法犯罪、暴力凶杀、黑帮和毒贩横行的地区，犯罪率和死亡率极高。 就拿巴西来说，《今日美国》在里约申奥时曾经报道说：与其他几个申办城市相比，里约的暴力犯罪死亡率是芝加哥的2倍、马德里的16倍、东京的33倍。 美国海外安全顾问委员会就将里约的犯罪威胁级别定为“危急”。该委员会警告说，“暴力犯罪，如谋杀、强奸、绑架、劫车、武装袭击和盗窃是里约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此，巴西动辄出动大规模警察进驻贫民窟进行治安整治，甚至一度出动装甲车才能镇得住混乱的局面。 事实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来匹配，以此为基础，才可能在经济上突围。 尽管对于中国将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和预测层出不穷，但相比巴西、墨西哥等国家，中国更有可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抛开支持中国实现跨越的资源禀赋不说，单在社会层面，由于中国历来对社会、政治层面的风吹草动嗅觉灵敏，所以往往能够将风险扼杀于无形或萌芽状态，当下特大城市拆违就是这种政治敏感度的体现，从而将贫民窟风险提前消解。 如果说拆违是基于社会稳定的不得已而为之，那么拆违在客观上导致“低端人口”被清理。 因为一部分违章建筑荫庇了一批个体商贩，关系一众家庭生计；而且也有损商业繁荣和经济活力。 据推算，北京2017年计划将拆除的14.3万平方米临街店铺，按照10元每平米每天的租金来算，仅每天产生的租金就达143万元，每年5.2亿元；按租金占营业收入的20%计算，则这些店铺产生的年营业收入就达26亿元；各项税费按8%计算，则带来财政收入2亿元。 当城市变成少数人的城市，“低端人口”缺失亦将成为大城市之痛。 于中产阶层而言，他们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低端人口”的离开而变好，相反许多城市基础服务将无法实现，推高低端的人口的雇佣成本，从而使中产的生活成本会上升。 因为所谓“低端人口”以极其糟糕的生活水平求存于城市，拉低了城市人的生活成本，他们以自己的苦难，给城市人的中产生活贴现。 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邦，为了更好的生活留在城邦。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人也在成长，“低端人口”通过在城市的生活和学习，有可能拥有向高端人口转变的机会。 总之，城市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尽管这些人未必符合政策规定的人才标准，却是市场不可或缺的部分，能评判去留的或许只有市场标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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