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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乐乐不如独乐乐”，中国单身人口已近2亿，第四次单身潮来袭，究其根本在于构成婚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 5月21日，团中央“青年之声”发布《当代青年群体婚恋观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当代青年择偶最看重“健康”和“能力”，近七成青年择偶“愿等待不愿将就”。 《报告》还显示，68%的男性青年认为“结了婚人生才圆满”，而女性青年选择该项的比例为49%。 其中，近36%的女性青年认为“单身也很幸福”，持有该观点的比例是男性青年的两倍。 无论是数据调查，还是现实生活，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单身。影视作品也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现实。
从《欢乐颂》里的“三高女”安迪、“孔雀女”樊胜美，到《我的前半生》里的“白骨精”唐晶，诸多人设各异“剩女”被搬到小荧幕上，引起社会共鸣。 据国家民政局统计，中国“独行侠”人数已近2亿，全国的独居人口从1990年的6%上升到了2013年的14.6%，35岁以上依然单身的人群比10年前上涨了4倍多，达到21%。 
当一个人吃饭、逛街、看电影成为常态，单身模式迅速被商业化。从街角的单人KTV、一人咖啡厅，到餐厅单人座位、家用小型冰箱，再到规模高达35亿元的婚恋市场，乃至“性冷淡风”兴起，体量庞大的单身经济正应运而出：10%以上的单身族月可支配收入8000元人民币以上，这千亿级别的市场是尚待征服的“星辰大海”。 你以为独自惆怅的“单身狗”，其实日子过得怡然自得，打死不脱“狗圈”。当每个人都忙着“拯救世界”，连“男人都不追女生了”，单身这件个人的“小事”便成为社会的“大事”，衍生出复杂的社会人口问题，如老龄化、低生育率、人类机器化，“比经济危机更可怕”。 于是，有“中国第一天团”之称的共青团义不容辞地“憋了个大招”——从去年开始组织相亲大会，郑州、天津等多地高校开设“恋爱课”，纷纷给“光棍”们送温暖。 
其实，上世纪我国曾经历3次单身潮，皆与婚姻家庭变迁相关。 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基本法《婚姻法》实施，1955年《婚姻登记办法》出台，解除封建包办婚姻，提倡建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新式家庭，我国由此出现第一次离婚潮。据统计，1951年-1956年，全国大约就有600万对夫妇离婚。 先是十年动乱期间，许多夫妻因“划清界限”而离婚；后是70年代末的知青返城，促成又一次离婚高峰期，如西双版纳农场5天内有3000对知青夫妇离婚。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受西方自由思潮影响，中国人婚恋观发生裂变，从“好人不离婚，离婚没好人”转向“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见面第一句话从“吃了吗”变成“离了吗”。1987年-2000年，除1983年、1998年外，离婚率一直呈现递增态势。 
相比前3次离婚单身潮更多地由法律、政治、经济因素造就，第四次单身潮的构成则更为多元化。具体来看： 中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单身大佬”的毒，单身已成生活态度——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生而为人，有众多趣味和真理值得发现探索，何必把荷尔蒙浪费在缥缈的小情小爱上？ 他们普遍生活在大城市，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寻找的不是搭伙过日子的人，而是契合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守“宁愿孤独终老，也不愿跟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的信条。 婚姻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如阶层稳固或跃迁）的手段。“相亲鄙视链”即是实证，房子、户口、颜值、学历学校、家庭背景，甚至生肖属相等“硬件”都对应着明确的“价目表”，“所有爱情的面纱下都在比价”。 “你单身这么久一定是言情剧看多了”，剧中少女情怀总是痴、轻暖告白都是诗，而现实却只有柴米油盐的寡淡。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电视剧《何以笙箫默》的热播，炸出一大波“非君不嫁、非卿不娶”的单身男女，情感因素在他们那里被无限放大。 为了购房、落户、入学、拆迁补偿等，婚姻异化为突破政策约束的工具，以至于“敢离婚的都是真爱，去结婚的都是利字当头”。如2013年3月“国五条”限购政策出台，当月南京就有4684对夫妻离婚，同比增长230%。 “光棍男多在农村,剩女多在城市”。据保守估计，中国未来30年将出现3000万光棍。 人口流动性影响婚恋稳定性，适婚男女被全面铺开的城市化裹挟：谈恋爱变成了“体力活”，“快餐恋爱”、“周末夫妻”、“同城分居”普遍化，如何提高异地恋成功率成为热门话题。 再次，技术进步带来开放社交，陌陌、遇见等各类社交软件成为出轨“神器”，令婚姻步入一触即碎的“瓷器时代”。 离婚手续“短平快”、离婚证“立等可取”、9块钱即可一拍两散，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离婚最自由的国家之一。反观发达国家普遍“结婚易、离婚难”，离婚普遍采取“赡养费”模式。如， 在日本，女方甚至可以获得70%的房产，提起离婚诉讼的女性最高可获得前夫退休金的50%。 另外，美、加等国甚至还设置1到6个月不等的离婚冷静期。 从根本上看，第四次单身潮爆发其实是构成婚姻的基础——经济关系与两性关系发生了变化。 古今中外，婚姻家庭的缔结皆以经济关系和两性关系为纽带。家庭本质是一个经济体，婚姻是一项经济行为，结婚是一个资产重组的过程。婚姻的目的在于“从中得到最大化的收入”（贝克尔《家庭论》），包括物质收益（含子女后代）、精神收益及身体收益。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婚姻中“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 由此可见，经济关系才是家庭的主要关系，而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夫妻双方拥有“物质”（含收入、继承权、社会关系等）的多少决定了在家庭中地位的高低。 在农耕文明的男权时代，男性拥有物质生产的绝对优势，因而形成“男外女内”的家庭模式，以及“男主女从”的婚姻关系。 然而，当社会进入了新时代新世纪，一边是社会思潮中对女性独立的宣扬与鼓舞，另一边是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工作，获得了财富、价值感以及社会认同，女性迎来前所未有的身心大解放，于此，传统婚姻家庭关系也必然将发生调整。 当中国女人已经觉醒，中国男人却还“活在大清”——对家庭的认识就是“拿钱回家”，再不济就是“回家就行”。在男性“婚姻不作为”下，中国女人竟遭遇“当妈式择偶、保姆式妻子、丧偶式育儿、守寡式婚姻”，出现一种新的不平等——对女性而言，婚姻性价比太低。也难怪去年“日本女星月领11万元，半年不见老公”的新闻刷爆朋友圈，众女性网友回复“倒贴1万元甩出去”、“江浙沪包邮”。 
随着单身潮成为难以逆转的社会现实，未来或出现三大生活状态： 诸如《欢乐颂》22层五姐妹的生活模式在现实中并不鲜见。但不同于目前大城市的合租模式，届时决定一起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从经济能力切换到情感认同。 其二、准无性恋现象，社群式生活，养老院模式年轻化。 这一趋势已初现端倪，目前北上广深中出现的单身公寓在硬件上与之靠拢；而“圈子”文化则是在软件上与之匹配，2014年成立的“独身社区”网站，目前已有2000多个会员，既分享健康养生、吃喝玩乐等日常生活信息，也提供社交服务。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机器逐渐人格化、情感化，“空巢青年”在享受单身空间的同时，又拥有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生活伴侣，又何必庸人自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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