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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相对财富地位的下降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背后是时代变迁的必然。对于处于新时代入口的年轻人来说，顺应时代趋势，方可享受新的红利果实。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纽约州30岁的“啃老族”迈克尔一直赖在家里，虽然没有正当职业，但是对法律却相当熟悉。当父母把他告上法庭，要求他搬家时，迈克尔还以法律为武器，为自己争取权利。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年轻人和父母一同居住的情况越来越多，类似这样的纠纷也与日俱增。 就拿加拿大来说，调查显示，1981年加拿大25到29岁的年轻人寄居在父母家中的比例只有11%，而2011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25%，而20到24岁的年轻人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更高达59%。 美国《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亚当·戴维森的文章“权威消息：‘啃老族’不会再离开了”，指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父母家“啃老”并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一种长期的趋势。
这个现象背后，年轻人越来越穷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不仅言必称“diao丝”的不在少数，更有数据佐证年轻人收入增长速度在放缓。 就中国而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5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月薪1530元，2015年为4467元。根据北京大学课题组数据，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起薪1588元，2015年则为4187元。数据一目了然，2005年，大学毕业生月薪是城镇职工的104%；10年后的2015年，大学毕业生只有城镇职工月薪水平的93.7%。 可以说，过去10年，如果把毕业生作为年轻人的代表，相对社会总体水平，年轻群体是一个失落的阶层。这与印象中年轻人消费力“爆棚”、横扫各大购物节的“壕气”形象相差甚远。 蚂蚁财富的一则广告更是将年轻人的“穷”赤裸裸地呈现在大众面前：“每天都在用六位数的密码，保护着两位数的存款”、“小时候总骗爸妈我没钱，现在总骗他们我还有钱”，这些文案可谓刀刀见血，被网友称为“大部分北上广青年的群像”，于是乎朋友圈一片哀鸿遍野，大家一边抹着泪一边分享，还一边赞叹“扎心了”。 
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的年轻人，全球的年轻人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活得越来越不如父辈年轻的时候。 麦肯锡的报告显示，2005-2014年间，25个发达经济体样本中65%-70%家庭（约5.4亿-5.8亿人）的实际市场收入出现了停滞或下降，而这个数字在1993-2005年间仅为2%。 更让人不安的是，数据显示，年轻人会在一生的每个阶段都比父母穷。无怪乎网友调侃：“年轻人啊，现在穷一时没关系，因为你还会穷很久。” 在北美和欧洲等7个主要经济体，过去30年，年轻夫妻和家庭的经济增幅要远远小于社会收入的平均增幅，也就是年轻人拖了平均收入的后腿。 《今日美国报》援引最近一次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称，美国18岁至34岁的年轻人中，有1/3在大学毕业后仍住在父母家。《纽约时报》称，有60%的年轻人需要从父母处得到财政支持。英国《卫报》2014年的数据显示，欧盟国家18岁至30岁的年轻人中有48%“啃老”。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公开演讲中提到，现在英国最大的矛盾，不是最高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是有钱的中老年人和没钱的年轻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再看德国：根据德国工会联合会公布的2014年的调查数字，德国35岁以下就业者的平均月收入为2131欧元，30岁以下为1855欧元；与此相对的是，35岁以上就业者的平均月工资为2717欧元。 就收入水平而言，日韩的年轻人也是一个失落的阶层。根据日本经济学者松田久一的研究，日本已经产生“厌消费世代”，“厌消费”的原因很直接：薪水不够用；在过去的15年，日本企业员工的工资基本没有增长。而韩国在延长退休年限后，年轻人就业机会被挤压，造成韩国15-29岁青年失业率达9.3%，是1999年以来最高，远超40-49岁2.7%以及50-59岁2.6%的失业率。在某种程度上，“青年贫困”已经陆续蔓延全球。 
如此看来，年轻人相对财富地位的下降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关于其背后的缘由，不少专家都认同这是“资本惹的祸”。 当下这个时代，资本的回报增速已经远超人力的回报增速，《21世纪资本论》中的观点被广泛接受，“资产性收入已经在财富占比中远超劳务性收入，成为财富的主流，而且占比越来越大。”“人赚钱难，钱赚钱易”的生存法则让没有什么资本的年轻人失去了竞争力，站在了财富的对立面。 也有观点指出，在“资本为王”的情况下，过度金融化的倾向也在“助纣为虐”，金融投资和实体投资关系本末倒置，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企业缺少发展资金，必然没有办法向年轻人提供更高的薪酬。而相较于老员工，年轻员工的薪酬更容易压低。 还有观点认为，工作机会、收入水平的灵活性是把双刃剑，灵活性的提升在创造了更多机会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多不稳定性以及残酷的竞争。 过去社会上“铁饭碗”很多，收入水平通常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而如今，二三十年效力于同一家组织机构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更有报告指出，年轻人的阶级上升通道已经被关闭，根据北师大收入与分配研究院的关于中等收入者流动性报告，2010-2014年间，只有1.1%的中等收入群体晋级高收入阶层。低收入者通向中等收入组流动的不足20%，通过稳定工作提高收入等级的道路已经走不通。 
上述观点确有一定道理，然而却是停留在旧时代的框架下分析新时代的问题。代际财富差距之所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背后是时代变迁的必然。
随着工业经济全面登上历史舞台，与农业时代有限的创造财富方式相比，工业时代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工业产业的大规模、快速发展, 在全球掀起了广泛而剧烈的生产力变革，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人们创造财富的方式与速度得到飞速发展。 以美国“婴儿潮”一代为例，工业化机制制造了美国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诸多的白领职业，到1970年，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的比例超过了5:4，美国中产阶级迎来爆炸式发展，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1970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在总收入中占62%。 同时，一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使得社会财富相对“普遍和全面”。而对于中国来说，除了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更有政策的助力。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激发了市场活力，再加上对外开放使得中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造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成就了中国奇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中国财富积累急剧增长，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各行各业从百废待兴变成全面欣欣向荣，中国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全球首位。个人、家庭财富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提升。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2016年中国个人财富规模达126万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财富国家。 由此观之，父辈这代人的财富积累根本上是时代使然，是典型的“时势造英雄”。 
然而，随着时代再次变迁，工业经济逐渐趋于尾声，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的工业经济增长空间非常有限，多数国家在工业化充分发展后经济增速均有所回落。 中国经济放缓、欧洲尚未彻底走出债务危机、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大国衰退严重，全球贸易增速已连续5年放缓。 传统的工业经济正在面临困境，例如在美国，随着重工业产业日渐凋零，大批技术工人下岗，原来的重工业城市失业高企、一片萧条，形成所谓的“铁锈地带”。 在产业结构调整、消费升级换代的新形势下，父辈这代人曾经所享受的相关红利步入递减区域，原有的财富创造、积累机制已经趋于失效，若是还和父辈干一样的活儿，挣扎在旧时代的末端，年轻人哪里有机会望父辈的项背？ 尤其是互联网这匹“黑马”的出现，使得单纯的劳动创造的社会价值比重越来越小，科技和资本成为财富增值的决定性基因。 以Google、Facebook等为代表的新经济企业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传统产业备受冲击，一些原本由人工完成的工作被取而代之。例如，柯达在其高峰期雇用了超过14万工人，而作为数字相片新面孔的Instagram，它在2012年以10亿美元被卖给Facebook时，仅有13名员工。 知识结构较为陈旧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群体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金融时报》2013年曾发布报道表示，2007-2012年，美国的劳动力中增加了38.7万名管理人员，同时几乎损失了200万个文员岗位。手握着“旧船票”，停留在旧时代，遵循父辈足迹的年轻人注定要被时代的洪流远远抛下，越来越穷是必然宿命。 与其追随旧时代的残影，不如去揭开新时代的帷幕。眼下，无论是让人叹为观止的“人机大战”，还是无人化应用席卷街头，抑或是“一切皆可共享”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都预示着我们正站在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上，并且其中一只脚已经迈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时代。 以科技为核心，智能化、无人化、共享化成为新时代的典型标志，科技创造的社会价值比重越来越大，新一轮红利期也将随之而来，而这也是年轻人创富的肥田沃土。只是，“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个人也是如此，对于处于新时代入口的年轻人来说，顺应时代趋势，方可享受新的红利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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