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六盘人文 ‖ 1149】散文 · 宁夏固原张翼 ——《固民师的长者和韧》

六盘山诗文 2020-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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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民师的长者和韧

文‖宁夏固原张翼

春天来了

固民师的长者和韧

教物理的郭老师，笛子吹得好，课堂上就能悠扬起舞；教美术的李老师，也是实力唱将，大礼堂里一曲响起，掌声雷动；本来是劳动课兼生物老师的我们的班主任陈老师，后来自学电子计算机，成了学校里微机课的开山鼻祖之一。年代感十足的台式机，带着塑料脚套进教室，轻手轻脚“道斯”命令启动，指尖触碰移动硬盘，心跳得砰砰响，多么时尚的九零后年代啊。从此，在无数个场合，一看见塑料脚套，就想起当年固民师的电教楼，想起我们的陈老师。以至于在大学里上计算机课，恍恍惚惚间似乎看到某个同学很像谁、某个老师也姓陈。

陈老师和后来的一位地方大员同名，每次在新闻上看到“他”，我就以为是看到了他，那种感觉，很奇怪，也很治愈。陈老师给我们当班主任那年，大概也是二十五六岁吧，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带着我们去山底下给哪个农场或者是要搞工程的地里挖洋芋挣“外快”。去的大都是男生，大半天干下来，也挺累人。当然，收工时在硕大的洋芋堆跟前照个相，总是免不了的。回城路上，路过一家砖瓦厂，一伙脸色灰土的小伙子煞有介事地跑进去问，搬一车砖多少钱，还想着再干一票。把旁边大卡车上两位职业的搬砖大哥吓的脸都青了，生怕我们真抢他们的活儿。都累散架了，谁还有力气搬砖呢。

结果，与其说是因为我们（挖洋芋、擦玻璃、打扫卫生，我都是认真的）的不细致、不认真，挖得不深、不净，毋宁说是那工程奠基仪式选点的人们，准备工作太粗糙。凡是做过一点行政工作的，有个常识得懂，凡事一定要预演，沙盘推演、纸上文章不行，还得亲自到现场去走一遍流程，看看哪里有什么纰漏、不足。领导要挖土奠基的地方，秘书们当然要提前先挖几锹试试硬软和深浅。这都是事后诸葛亮。当时的场景，戏剧化一点，切莫当真啊。据说奠基仪式开始之后，挥锨铲土的几个领导，每人一铁锨下去，都能带出几个洋芋来。在场的人憋不住笑。可把负责清表工程的老板吓够呛。好在那年月西海固的领导们，还都爱吃洋芋面片子，也真不戴手套和口罩下地修过梯田、挖过洋芋，不把这当成个事。此后，陈老师到班里，也只是语调平和地叙述了要点，然后提醒说，你们以后给自己家干活，还是要细一点，洋芋价今年有可能涨。

陈老师性格绝对是绵软型的，但你要觉得他好糊弄、好欺负，那就错了。我有一次请假，捂着肚子，动作夸张，说老师我请假，肚子疼。老师笑而不语，盯着我楞柯柯地看，看得我直发毛，正要老实交代时，他用沉郁的男低音说，那好，你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啊；还有一次，我真的因为什么急事，去请假，跑得热汗直冒，心里盘算着怎么说，敲着门的同时推开门就进去，恰好他当时的女朋友也是我后来的师母也在，“陈XX，陈XX,我想请个假”，我直接当场克里马擦地喊了他的名字，而且是两声。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人发了急，口不择言，不只是在看见了心仪已久或者心有余悸的女生那一刻是如此，不过脑子，来不及么，想啥说啥、脱口而出。陈老师还是不急不缓，微笑着盯着我看。他旁边的女士憋着笑扭过头去不看我。紧接着，又是沉郁的男低音，“你请假，是有什么急事吗？”我说是什么什么事，他照准。走出门，脊背上全是汗。

在疯狂的少年荒诞情绪中的我，有时（只是有时，不是天天）喝点酒，爱上讲台去演讲，说的啥胡话，记不清了。同学们似乎也只是很平静地看着，或者大多数低头干自己该干的事儿，习惯了。只记得同宿舍的几位大哥，都先后恨铁不成钢的说了很重的话，现在想来，都是美好的。是的，过去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哪怕是那种“重伤”。谁都曾经年青过、十五六七八岁过，谁的青春、十五六七八岁，也只有一次。或许，很多当年同情、关爱或者笑话过我的人，未尝不是在抚慰自己的永难复返的青葱岁月。我指的是在西海固九十年代那样的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随处可见的“催熟剂”的清朗明媚的天地里。陈老师对此，清楚得很。叫我到办公室说过好几次，大意应该是教育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可没有效果。情感的癫狂和理智的清醒从来都在较劲，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甚至有一次，醉眼朦胧而尚未完全丧失理智的我，质问他说，“你懂得什么叫爱吗？”现在的我，再也没有机会发出这样的惊天之问了，可见，人要老，是多么块。临出门才意识到，他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我后来的师母，就坐在他的床边低着头表情复杂地抠手指头。陈老师对我说得最重的话，是在临毕业之前的一次晚自习，在通过教师门上按的玻璃窗目睹了我在讲台上的“表演”之后，推门进来，我立即悄默声地收起了手中的一摞合订本《诗刊》，乖乖回到座位上。他扫视了教室一圈，顶着后面的黑板报说，“再有不到三十天，你们就毕业了，等毕业回家之后，你们把那个酒使劲喝，往死了喝，我都不管。就这几天，忍一忍，别再喝了，行不行？！”似乎是甩门而去。给敬爱的陈老师汇报下，我戒了烟和酒，是在2015年夏秋时节，孩子闻不得烟味，嗓子受不了酒精，迄今已五年有余。

我们的语文老师黄老师，读起课文来，感觉口中嚼着小小小小的一块水果糖，色香味全有，谁能在她课上睡觉，算你狠！我们的教育学老师，颇有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劲头，喜笑颜开的三五句话，花香雨落而余韵悠长、夹枪带棒还点到为止，能让你汗流浃背。我们的教材教法老师李老师，能练气功、说快板。当年口语艺术社举行告别我们这一届毕业生的晚会，我算是组织者，老人家怀了揣了快板，可是因为我的疏忽，其他老师可能都讲了话或者表演了节目，就把老人家一个人给忘了。实在对不起。

我们的历史老师张老师，后来成了我弟弟的班主任，典型的文科女生，感性而不失深刻，后来这么多年，文史哲法政经等大文科乱七八糟都沾染了那么一点，对历史的兴趣，除了初中时受到父亲直接教学的第一印象，就是这师范时的学术启蒙。听弟弟说，张老师曾经在他面前把我一顿狠夸。想想，都觉得得意。

教过我们口语的薛老师、邹老师、李老师，对我的关爱、包容和照顾，难以言表，细节很多，需要专章来写，这里不多提了。不管是演讲与口才，或者后来的口语艺术社，以及我的那点子所谓的名声，都是直接得益于这三位老师（之前初中时还有敬爱的海老师、焦老师、孙老师，还有英年早逝的马剑老师等，一定要有人写，那个人就我）。师范毕业后，颠沛流离，机缘巧合地偶遇过一次薛老师和李老师，在栖凤山下，老师关心地问我的近况，我那时比今天更“二”，急于在最亲的人面前显示自己的能耐，其实心底里是想证明她们的心血和“偏爱”没有白费，就来了一句“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要么一切、要么全无”，巴拉巴拉巴拉。李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和蔼，“你们年轻人，想法就是不一样，好好干，老师相信你”。薛老师没有说话，眼神里，很慈祥。因为朱先生辞世纪念文章，跟邹老师一度恢复了联系，后来觉得混得“不好”（这个世俗而恶毒的观念，扼杀了多少成年人的热情、真情，断绝了多少正常的关系和联系呀！），再加上觉得老师忙，没有再继续主动问安。只是悄悄地关注了她的公众号，听听她发的语音，继续这珍贵的不下课的课堂。

我们的老书记，每次讲话，没有一句高调子、空调子，都是天冷了，孩子们要穿暖和，天热了，孩子们别喝太凉的。真的是一个慈祥的把所有的同学都看做是自家孩子的老伯伯、老爷爷。有一回校内演讲比赛，我拿老书记的一件家庭隐私做例子，想表达崇敬之意，本来想好的词儿到了口边成了口语化的一个“死”字，为这事，另一位老师还在班里专门批评过我，骂得好；我们的老校长，刚开始给人有点官僚气，可远远地接触久了，会发现也是性情中人，和校内几位歌唱家一起在篝火晚会上唱“祝福酒歌”，那也是中气十足、声动千里。老人家在师范“倒闭”之前去了银川，发文出书，其中专门提出“中等师范教育过早地退出了历史”，简直振聋发聩，值得专章细论；副校长马先生、罗先生都不是一般人，前者能写诗，写的诗，我们口语艺术社曾经在学校演出中朗诵过，方向很好。五班一哥们演出后就点赞“你吼得不错”，哈哈。毕业后返校，马校长主动跟我打招呼、站在校门内聊了几句；罗先生长袖善舞、口才一流，虽然是“老土腔”，那说起话来绝对有音乐效果。老人家还明察秋毫，对学生们的某些错处，以宽厚长者的态度给以极大包容。关于朱先生，我已有《永远的朱老师，永远的固民师》一文，这里，不再多说了。

我们的书法老师，高大，有些沧桑而温吞，羽毛球打得好，看我的作业本上写着“南了尘”三个字，幽幽地说，“嗨，我们这都一把年纪，还高高兴兴的，你多大点，了啥尘呢”。我们当时还担心书法考试过不了关，到他家里去，老师正做着饭，烟熏火燎的，家里的墨香和饭香汇合，短时间内居然有如进了庙一般，晕晕乎乎的。发愣间，老人家抬起头来，说了声，没事的，放心吧。我们顿时知趣退出。事后果然，书法课没人挂科。

我们的电教老师海老师，看过了我在毕业汇报上即兴演讲之后拿了奖的场面，在教室门口表情复杂地看着我说，“这才对了么，你小孩子，一天把那给咱们好好往这方面发展撒……”。我们的音乐老师，赵老师，瘦瘦的文气十足，在宣传栏前看见了多年未见的老学生，高兴得像个孩子，奔过去拍着对方凉凉的高耸的脑门，说“嗨，你咋把头发掉成这样了”。老人家看我们，真跟教孩子似的，哄着学，一张斑驳的脚踏琴，楞是让老人家弹出了殷诚忠、克莱德曼、朗朗或是李云迪“御用”版的感觉。老人家里布置很朴素，喝啤酒就大米饭，这吃饭我头一次见。我第一次喝啤酒，还是在固原往东关走的街上，和班里一个下象棋挺厉害的朋友，以前听说啤酒跟马尿一样，马尿没喝过，小时候生病，可能喝过我哪个弟弟的尿，不可考。可那一次的一瓶黄河还是西夏，虽然是这哥哥请的，但两口下去，那个苦哈哈、怪啦啦、不得劲呀，咽不下去，直接喷了，剩下的大半瓶也被我扔掉。固民师给了我多少第一次，这瓶没喝完的啤酒是一次，见慈和的赵老师用啤酒下米饭，也是一次。

另一位舞蹈老师甘老师，外地口音，普通话标准，上课调门高，总忍不住激动，一说话假牙就掉，一掉下去手疾眼快的某个同学总是去捡起来，一会儿又激动高喊，又掉，这位同学又三步并作两步去捡，老人家继续纠正我们的动作。一节课，老人家的假牙能掉好几次，可我们都没怎么笑，反而眼里有些泛酸。后来街上遇见，我实在想不起老人家是否抽烟了，踌躇着是否给老人家递烟，甚至可能还嗫嚅着为了句，老师抽烟吗？旁边反应快的兄弟立马给老人家地上一支烟，大街上车来车往，老人家教舞蹈的手，夹着烟来抽，优雅熨帖、顺当自然。

我们的体育老师王老师，听说我要请一节课的假，带弟弟去二医院看病，笑呵呵摆摆手，“去吧，没事的”。后来和朋友在我家乡喝醉了酒，在街上遇到打招呼，问了好几遍“你叫啥来着，哦，你也是师范的呀”。

我那时最怕两门课，一门是数学，一门是体育。一到这课上，就心跳加速、两腿发颤。数学第一次考不及格，爬在桌上伤心，我同桌也不及格，眼泪簌簌地往下掉。后来，我勉强及格，这孩子奋发图强，直接考了八九十分；高高大大的王老师也是很带感的，我在几何作业上写了“反之亦然”四个字，老人家把这专门写到黑板上，作为例题来讲，最后证明，这么写是不对的。

后来的数学老师张老师，皮肤白、有魏晋名士之潇洒，笑起来两个眼就眯缝起来，这在亲近者看来就是可爱、亲切，在敬畏者看来就多少有点像是讽刺，一段时间里，我是后者。因为数学成绩不怎么好，老觉得老师是在笑话我。这当然是自作多情。有一次，下晚自习之后，喝了点（再次声明，真不是天天喝，也不是只有这内容，切莫把固民师及其弟子们想歪了），正好是张老师作为值班校领导到每一个教室来检查卫生安全情况，一看我那晃晃悠悠的样子，这一次，居然没有眯起眼笑，也没有板着脸训，而是很平静地说：“晚上就你一个人值班吗？”我说，是的，老师。他说，“那你要注意安全”。随后，用手示意身边的一位同学赶紧过去检查下教室的窗户插销有没有插紧，就怕我神志不清地干点啥“伤天害理”的事儿。第二天的检查通报上，也没有我的名字。

学生处的马老师、李老师等等诸位老师，都令人难忘。马老师有点像我们初中时的化学老师，胖胖的，嘴唇显吼，手指头肉嘟嘟的，说话磁性很足；毕业前，因为前路茫茫，去学生处找两位老师聊天，只有李老师在，他一看我手里提着个塑料袋，方方正正的，连忙站起来，正色道，你，小张，我是了解的，咱们有啥事，按正常程序来……其实我袋子里装的是从书店买来的一本谁的诗集，准备送人的后来也没送出去。凑巧了，真没啥。也是李老师，对我后来放弃了有可能继续学习生涯的机会，表示万分的遗憾，多少年后，他在教学楼前花坛边一面帮助花匠浇树，一面说的那句“你一定会后悔的”，简直成了人生的谶语。有人说，执着还是有用的，倒霉就倒霉在执着不够，不懂执着时的执着未必是一错，该要执着时不执着肯定是再错，有些错，此生无法挽回。所以，像电影《寒战》里，“周润发”对“梁家河”说的那样，“下半辈子，我就招呼你一个”。爱恨就在一瞬间，固民师，你已经“不在”了，所以你永远活着，此后余生，我再也不会“放过”你。我甚至有一个妄想，有一天，你还会活过来，就在原地。天道昭昭，相伴相随、地老天荒，哪怕你睡过去了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三千年，你也一定会在西海固人的三万次凝眸中，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