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岳阳楼记》，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庆历四年是1044年，这一年，宋仁宗三十五岁，在位已经二十一年。自宝元元年西夏元昊自立为帝，宋夏历经五年交战，虽然宋败多胜少 ，但西夏也没讨到多少好处，连年战事两国国计民生都深受其害。  宋仁宗像 庆历三年春，两国互派使臣，进入议和程序。经历一年多的宋夏和议有了实质性结果，西夏元昊“始称臣，自号夏国主”，宋每年岁赐二十五万。宋夏终于恢复和平关系。 仁宗终于松了一口气，重新组阁执政团队，准备大干一场。重组后的执政团队是：平章事兼枢密使（宰相）章得象、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次相）晏殊，枢密使杜衍，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枢密副使王贻永、韩琦、富弼。范仲淹和韩琦因西夏战功首次进入执政团队，谏官则是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这样的执政天团，仁宗睡着都能笑出声来。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执政天团 于是，仁宗开天章阁，诏知杂御史以上官员，现场发笔墨纸砚，让每个人为国家献计献策。退朝后，范仲淹和富弼起草了一份近万字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庆历新政由此拉开序幕。 名满天下的“宋初三先生”之一石介更是作了一首《庆历圣德颂》赞扬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一时间传诵天下。但他们几位看到“圣德颂”后深感不安，这样大张旗鼓的颂扬一定会埋下地雷，引来很多祸端。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一颗雷率先爆炸了。范仲淹守宋夏边境时的两名手下将领张亢和滕宗谅（字子京）遭到监察御史弹劾，说他们贪污“公用钱”，所谓“公用钱”就是朝廷拨给地方政府或边关的公款。 朝廷于是派特使燕度去调查。这哥俩的确挪用了公款，但主要用来买战备物资和赏赐部将，这是战时长官的基本做法。滕宗谅不希望领取公用钱的人受到牵连，干脆把账簿烧了，这下坏了，燕度咬着不放，甚至把和张亢关系不错的骁将狄青也牵连进来，还发文牒劾问范仲淹和韩琦。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范仲淹 范仲淹和韩琦也急眼了，找仁宗理论：“我和韩琦在守边的时候，也经常挪用公用钱，救济将士家属或当地百姓，如果这样有罪的话，把我俩也一起撸了吧！”枢密使杜衍则坚持一定要严惩滕宗谅，认为烧账本的行为太恶劣，挑战国法。 仁宗权衡再三，给了范仲淹和韩琦面子，对他俩从轻发落。张亢降为四方馆使，滕宗谅降一级，保留天章阁待制，贬知虢（guó）州。 但是仁宗的决定遭到御史台的强烈反对，御史中丞王拱辰可是个愣头青，一次次上书说必须严惩滕宗谅，不然他就辞职不干了（这是谏官们惯用招式）。 谏官李京也不断上奏。御史台这些谏官们可不好惹，急了连仁宗也骂，如果不给个说法，他们肯定又去弹劾范仲淹、韩琦等人，说他们护短。最后，仁宗没办法只好依了王拱辰，将滕宗谅贬到蛮荒之地巴陵郡岳州。《岳阳楼记》开篇“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讲的就是这事。 但是滕子京不是省油的灯，“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又一年多后，庆历六年，岳阳楼修成。滕子京请老朋友范仲淹题记，事实上，此时范仲淹已不是天天在仁宗身边的改革先锋了，而已经于庆历五年初被挤出执政团队，出知邠州，十一月移知邓州。据说，滕子京请人绘制了一幅《洞庭晚秋图》送给范仲淹参考。 此外，滕子京还邀请了大书法家苏舜钦手书《岳阳楼记》刻于石碑，以及请著名篆书家邵觫为石碑“篆额”。滕楼、范记、苏书、邵篆这样的黄金组合，《岳阳楼记》太炫了也。 仁宗读到《岳阳楼记》深受感动，尤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岳阳楼图 庆历六年秋，滕子京因业绩突出调徽州任知府。庆历七年又调任苏州知府，上任不久卒于苏州，时年五十七。 老友范仲淹为其作《滕待制宗谅墓志铭》：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二十六岁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因主张变法而受到贬斥。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自励，《岳阳楼记》的这两句后来广为传诵，成为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宣言。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于1046年应好友滕子京的邀请而作的。此时两人均被贬官，处境艰难。范仲淹借着岳阳楼的洞庭湖景，来寄托他的心境和怀抱。但他最终希望达到的境界却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既不因为外部的情状可喜而宠辱皆忘，也不因为自己的困顿遭遇和黯淡心情而满目萧然，感极而悲。 这已经是一个相当超然的态度了，但范仲淹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更进一步，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的达观，不仅摆脱了一时一地的喜怒哀乐，也彻底超越了个人的得失与毁誉。  手绘岳阳楼 《岳阳楼记》早已成为经典名篇，几乎无人不晓。但太过熟悉了，也带来了一些麻烦，那就是容易对它形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固定印象。例如，我们会误以为它写的是范仲淹登览岳阳楼的观感。另外也容易导致一种不假思索的态度，误以为其中的每一句、每一字都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而且从一句到另一句，也都来得水到渠成，仿佛本该如此。 可实际上，从体例和内容来看，《岳阳楼记》都有些出格。这不是一篇循规蹈矩的作品。 应主人之邀为重修的名楼作记，通常的做法是首先回述此楼兴废沿革的历史。范仲淹并没有这样做。他简单地交代了《岳阳楼记》一文的缘起，便写到了洞庭湖的景观。 这样一来，似乎可以言归正传，进入“记”的主体部分了吧？但实际上，这一段文字谈不上什么描写，不过是概述了岳阳楼的“大观”而已。 今天的岳阳楼 而如作者所说，前人早已对此有过完备的描述，也用不着细说了。接下来总算有了两段景物描写，但细读之下，又不尽然。 这两段各以“若夫”“至若”开头，皆为虚设之辞。作者并没有写到他本人登楼时的所见所感，而是假想从前像他这样受到贬谪的“迁客骚人”，在面对“淫雨霏霏”或“春和景明”的不同景象时，会分别做何感受。 事实上，范仲淹当时被贬在邓州（今河南省的西南部）为官，并没有亲临洞庭湖畔，更没有见到重修的岳阳楼。
据说，滕子京请人绘制了一幅《洞庭晚秋图》，供他写作时参考。但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即便有图为证，范仲淹笔下的“巴陵胜状”也终究不过是想象之辞罢了。 在这些方面，《岳阳楼记》都打破了同类文章的范式。且不说篇末的议论将全文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就更是前所未见了。 面对熟读过的名篇，我们应该尽量消除习惯所造成的惰性，恢复第一次读到它的那种新鲜感和陌生感，这样才有可能在我们自以为熟悉的文字中，发现它们不同寻常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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