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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四年,《岳阳楼记》背后的风云变幻

2020-08-26  文山书院   |  转藏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范仲淹《岳阳楼记》,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庆历四年是1044年,这一年,宋仁宗三十五岁,在位已经二十一年。自宝元元年西夏元昊自立为帝,宋夏历经五年交战,虽然宋败多胜少 ,但西夏也没讨到多少好处,连年战事两国国计民生都深受其害。

宋仁宗像

庆历三年春,两国互派使臣,进入议和程序。经历一年多的宋夏和议有了实质性结果,西夏元昊“始称臣,自号夏国主”,宋每年岁赐二十五万。宋夏终于恢复和平关系。

仁宗终于松了一口气,重新组阁执政团队,准备大干一场。重组后的执政团队是:平章事兼枢密使(宰相)章得象、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次相)晏殊,枢密使杜衍,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枢密副使王贻永、韩琦、富弼。范仲淹和韩琦因西夏战功首次进入执政团队,谏官则是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这样的执政天团,仁宗睡着都能笑出声来。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执政天团

于是,仁宗开天章阁,诏知杂御史以上官员,现场发笔墨纸砚,让每个人为国家献计献策。退朝后,范仲淹和富弼起草了一份近万字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庆历新政由此拉开序幕。

名满天下的“宋初三先生”之一石介更是作了一首《庆历圣德颂》赞扬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一时间传诵天下。但他们几位看到“圣德颂”后深感不安,这样大张旗鼓的颂扬一定会埋下地雷,引来很多祸端。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一颗雷率先爆炸了。范仲淹守宋夏边境时的两名手下将领张亢和滕宗谅(字子京)遭到监察御史弹劾,说他们贪污“公用钱”,所谓“公用钱”就是朝廷拨给地方政府或边关的公款。

朝廷于是派特使燕度去调查。这哥俩的确挪用了公款,但主要用来买战备物资和赏赐部将,这是战时长官的基本做法。滕宗谅不希望领取公用钱的人受到牵连,干脆把账簿烧了,这下坏了,燕度咬着不放,甚至把和张亢关系不错的骁将狄青也牵连进来,还发文牒劾问范仲淹和韩琦。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范仲淹

范仲淹和韩琦也急眼了,找仁宗理论:“我和韩琦在守边的时候,也经常挪用公用钱,救济将士家属或当地百姓,如果这样有罪的话,把我俩也一起撸了吧!”枢密使杜衍则坚持一定要严惩滕宗谅,认为烧账本的行为太恶劣,挑战国法。

仁宗权衡再三,给了范仲淹和韩琦面子,对他俩从轻发落。张亢降为四方馆使,滕宗谅降一级,保留天章阁待制,贬知虢(guó)州。

但是仁宗的决定遭到御史台的强烈反对,御史中丞王拱辰可是个愣头青,一次次上书说必须严惩滕宗谅,不然他就辞职不干了(这是谏官们惯用招式)

谏官李京也不断上奏。御史台这些谏官们可不好惹,急了连仁宗也骂,如果不给个说法,他们肯定又去弹劾范仲淹、韩琦等人,说他们护短。最后,仁宗没办法只好依了王拱辰,将滕宗谅贬到蛮荒之地巴陵郡岳州。《岳阳楼记》开篇“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讲的就是这事。

但是滕子京不是省油的灯,“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又一年多后,庆历六年,岳阳楼修成。滕子京请老朋友范仲淹题记,事实上,此时范仲淹已不是天天在仁宗身边的改革先锋了,而已经于庆历五年初被挤出执政团队,出知邠州,十一月移知邓州。据说,滕子京请人绘制了一幅《洞庭晚秋图》送给范仲淹参考。

此外,滕子京还邀请了大书法家苏舜钦手书《岳阳楼记》刻于石碑,以及请著名篆书家邵觫为石碑“篆额”。滕楼、范记、苏书、邵篆这样的黄金组合,《岳阳楼记》太炫了也。

仁宗读到《岳阳楼记》深受感动,尤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岳阳楼图

庆历六年秋,滕子京因业绩突出调徽州任知府。庆历七年又调任苏州知府,上任不久卒于苏州,时年五十七。

老友范仲淹为其作《滕待制宗谅墓志铭》:

“……会御史梁坚奏劾君用度不节,至本路费库钱十六万缗。及遣中使检察,乃君受署之始,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皆来谒见,悉遣劳之,其费近三千缗,盖故事也。坚以诸军月给并而言之,诬以其数尔。予时待罪政府,尝力辩之。降一官,仍充天章阁待制、知虢州,又徙知岳州。君知命乐职,庶务毕葺。迁知苏州,俄感疾,以某年月日,薨于郡之黄堂,享年五十七。”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二十六岁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因主张变法而受到贬斥。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自励,《岳阳楼记》的这两句后来广为传诵,成为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宣言。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于1046年应好友滕子京的邀请而作的。此时两人均被贬官,处境艰难。范仲淹借着岳阳楼的洞庭湖景,来寄托他的心境和怀抱。但他最终希望达到的境界却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既不因为外部的情状可喜而宠辱皆忘,也不因为自己的困顿遭遇和黯淡心情而满目萧然,感极而悲。

这已经是一个相当超然的态度了,但范仲淹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更进一步,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的达观,不仅摆脱了一时一地的喜怒哀乐,也彻底超越了个人的得失与毁誉。

手绘岳阳楼

《岳阳楼记》早已成为经典名篇,几乎无人不晓。但太过熟悉了,也带来了一些麻烦,那就是容易对它形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固定印象。例如,我们会误以为它写的是范仲淹登览岳阳楼的观感。另外也容易导致一种不假思索的态度,误以为其中的每一句、每一字都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而且从一句到另一句,也都来得水到渠成,仿佛本该如此。

实际上,从体例和内容来看,《岳阳楼记》都有些出格。这不是一篇循规蹈矩的作品。

应主人之邀为重修的名楼作记,通常的做法是首先回述此楼兴废沿革的历史。范仲淹并没有这样做。他简单地交代了《岳阳楼记》一文的缘起,便写到了洞庭湖的景观。

这样一来,似乎可以言归正传,进入“记”的主体部分了吧?但实际上,这一段文字谈不上什么描写,不过是概述了岳阳楼的“大观”而已。

今天的岳阳楼

而如作者所说,前人早已对此有过完备的描述,也用不着细说了。接下来总算有了两段景物描写,但细读之下,又不尽然。

这两段各以“若夫”“至若”开头,皆为虚设之辞。作者并没有写到他本人登楼时的所见所感,而是假想从前像他这样受到贬谪的“迁客骚人”,在面对“淫雨霏霏”或“春和景明”的不同景象时,会分别做何感受。

事实上,范仲淹当时被贬在邓州(今河南省的西南部)为官,并没有亲临洞庭湖畔,更没有见到重修的岳阳楼。

据说,滕子京请人绘制了一幅《洞庭晚秋图》,供他写作时参考。但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即便有图为证,范仲淹笔下的“巴陵胜状”也终究不过是想象之辞罢了。

在这些方面,《岳阳楼记》都打破了同类文章的范式。且不说篇末的议论将全文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就更是前所未见了。

面对熟读过的名篇,我们应该尽量消除习惯所造成的惰性,恢复第一次读到它的那种新鲜感和陌生感,这样才有可能在我们自以为熟悉的文字中,发现它们不同寻常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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