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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家滩遗址文化的特点与意义

 东方欲晓10 2020-08-26

1、凌家滩遗址形成于特殊的自然环境

凌家滩遗址位于太湖山南坡一直延伸到裕溪河(后河)北岸的最南端,西距巢湖约20千米,东距长江约35千米,北距太湖山约5千米。遗址的海拔高度为20米左右,在其南方约海拔13米处有红烧土遗迹,称在更靠近裕溪河、海拔6米左右的地方还有疑似聚落遗迹。据此可以判断,后者是应该是凌家滩“墓地”遗址的延续,是人们随着大水的退却不断迁移的踪迹。

凌家滩的大水达到约海拔20米的高度着实有点令人意外,但是,它确实是事实。我们只好从更长的眼光和更广泛的地域出发去观察这段历史。

上次大海侵许多人认为发生在距今7000年以前,日本专家认为日本的最高海平面发生在距今6500年前。海退究竟开始于什么时候,什么年代退到什么程度,好像没有更具体、更有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据说中国东海沿海的海平面最高时大约比现今高2米左右,海岸线最高曾达镇江、扬州、高邮湖西岸一线。凌家滩遗址离这一线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50多千米,而且时间上大海侵的发生可能早于凌家滩遗址1000多年,应该说凌家滩的大水与大海侵不存在直接关系。

凌家滩位于巢湖东20千米,属于长江中下游。长江在湖北黄石一线为束腰,过湖北武穴后河道变宽,水量最大时可能达40~50千米宽,经安庆时又是一个束腰,然后过庐江和铜陵后又宽至70千米以上,包括巢湖在内直到南京再度被束腰。如果说末次冰河期曾经使海平面高度最低低到海拔-120~-150米是事实,那么,说明从全球气温开始升高,就会伴随着一个全球性的持续大规模降雨期。海平面上升的停止可能标志着大规模降雨的结束。从今天的卫星地图仍可以清晰地看出曾经长期处于长江水下的大面积湖泊区和极宽阔的长江河道的痕迹。冰河期形成了全球性原始地貌,在遭遇长时间持续大量降雨后,长江沿线的低洼区域全部被水所淹。由于原始地貌的缘故,整个长江下游地表水入海的速度低于降雨量增加的速度,所以这一区域普遍大面积积水。在这种情况下,凌家滩遗址水位高度达海拔20米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海退的发展,长江干流对南京束腰区的冲刷与切割会加快上游水位的下降,但是,这只是原因的一种,可能更重要的是长江上游降雨量的减少。通过我们今天每年雨季在江淮流域的抗洪态势,就可以想像如果再有两倍、甚至数倍的降雨量出现,那里会是一种什么局面。所不同的是长江已经冲刷、切割出了既有的河道,而不再是未经冲刷的原始地貌。

从现今看,裕溪河从跟前流过,它还是巢湖入江的唯一通道。但是,在凌家滩时代的景象不是这样。他们可能是在水相对小的时候从大别山或者下游的浦口、滁州等地来到这里。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水,由西向东缓缓流去。他们所以选择在这里定居,可能在他们眼里这里是尽头,前方再无去处。大水自西向东流过,背后是高大的太湖山,再大的水也不会威胁到生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当然也会有较好的食物资源。

研究凌家滩遗址忽略大水在存在,忽略遗址所在地曾经的小型半岛地貌,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2、凌家滩遗址不是墓地而是聚落

凌家滩遗址不是墓地而是聚落的结论可能出乎所有听说过凌家滩遗址的人的意料。因为这与考古专家的结论相距太远。但它确实是聚落,而不是墓地。

首先从建筑分布看,凌家滩比一般聚落墓地或氏族墓地的墓葬分布要显得稀疏、零乱,没有氏族墓地墓葬分布的规律性强。死人不再需要活动空间,而活人是需要的。墓葬的位置是被人选择的,而活人的居所则是自己自主选择的。其次,从建筑内的器物摆放看并不是象一般墓葬那样,一切以已经躺在墓穴中的尸骸为中心,而且同一氏族或同一聚落有基本一致的规律性。在凌家滩则不然,器物的摆放没有尸骸的位置,器物多的为“滿铺”,器物少的似乎也不是以中间有尸骸存在的逻辑摆放,更没有墓葬随葬品摆放那种规律性。第三是整个遗址不见尸骨,好像只发现有一块骨头,但并未明确其性质。“墓葬”中的所谓人头朝向全部为“推测”。第四,《报告》所谓的“祭坛”并非人工建筑,没有任何曾经被施以人工的痕迹,其所设想的施工工艺和建筑材料全部不是事实而是捕风捉影的恣意揣测。那里只是原始地层堆积的特殊表现而已。第五,所谓的“祭祀坑”更没有依据,它们只是较早期人们所建的更简陋的居所,与后来发现的“大墓”在性质上没有差异。

聚落的发展规律完全不同于墓地。墓地是机械地、有规律的扩张,聚落的发展是与人的活动为基础,体现了人的活动。凌家滩遗址的扩展以太湖山南坡延长线近水处为起始点,向南稍有扩展的同时向西扩展较多。这是随着周围水退和人们追逐用水方便而形成的聚落的基本特征。设想一下,如果那时真的是人工修筑了这个1200平方米的大祭坛,那这里得有一个多大规模的聚落!而且是先规划后建设?既然有了祭坛,为什么有的墓葬修到了祭坛上,有的则跑到了祭坛下?修完就不再祭了?所以,这里本来就没有祭坛,也没有墓葬,而是一个聚落,一些人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么生活的。这些建筑内摆放的器物和陈设方式,是他们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有的是为了使用方便,常用的物件都摆放在顺手能拿到的地方,有的摆放很有条理,器物都分类按区摆放。因为没有棚子或屋顶,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别人的“家庭”和全部“财产”。正因为这样,可能这种生活方式也展示了个人的才艺和能力,从而发挥对他人的吸引力。建筑内摆放的器物组合以及数量,显示了当时大概以什么形态生活,也显示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些都是不同于墓葬的。

 

3、大量的玉、石器无关于宗教

凌家滩出土玉器数量多、种类多而复杂引人注目。如何判断这些玉器的社会属性是一件困难但又不容回避的工作。《报告》认为这些玉器已经是带有宗教性质的礼器,而同一件玉璜上出现两种不同的动物图腾,意味着它是两个氏族部落实行“联姻”或”结盟”的信物。玉璜的出现代表礼仪制度的诞生。拥有各色玉器的多寡,反映了不同家族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政治地位,突出了社会贫富分化的现象。再如石器中的石钺,87M4随葬15件,87M15随葬7件,被认为可能是军事权力的象征。而87M6随葬30件石钺为什么却被推测石匠的可能性大?

凌家滩所以出现这么多玉器和石器与宗教、礼制和军事没有一丁点的关系。宗教、礼制和军事都是社会性质的概念,社会形成之前不可能出现这些社会性质的概念。这是基本逻辑问题。在凌家滩的时代或者之前,在遗址周边,有过可以称之为社会的现象存在吗?没有!现在没有发现,今后也不会。虽然在这周边有过多处旧石器文化遗存,估计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这周边大部分时间都被长江和淮河侵扰,人们不可能有机会形成一定规模的稳定的原始族群。南方自然环境优裕,既无严寒,又食物充足,人们滿滿的好奇心会一直驱使人们去追求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自然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可能。

凌家滩人在一次大水之后聚集到一起,他们的玉雕和石雕技艺显然是此前就已经掌握的。在这里,他们只是有了更多的闲暇不需去狩猎可又无所事事,那些环、玦、璧、璜、瑷、镯在很久以前就有了其它材质的作品,在这里只是变成了玉。那些玉人、玉龟、玉龙、玉鹰、玉虎、玉兔也许以前是他们不曾制作过的,但他们在此将其由记忆和观念变成了现实的玉器。实际上,泥捏人形、动物、昆虫也早就出现了,人们在记忆中早已把它们观念化。和这些玉器一样,石钺、石斧、石锛所以成批的出现而只有极少数曾经被使用过可能更能说明这只是一种将脑海里的观念固化的行为。

凌家滩没有窝棚更没有房屋,他们的“全开放式”的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其才艺的场所。手巧的人就能吸引他人的注意,并使他人产生与其共同生活的欲望。愿意与他人分享其智慧和才能的人周围,就会形成一个“朋友圈”。性别不是问题,但是,共同生活的异性朋友,在性格、能力和习惯等方面的互补性将使他们之间的关系维持恒久。

凌家滩人治玉或刻石主要是享受制作过程。不会制作的人可能仅限于欣赏,也可能无动于衷。就象一个人不会去关心别人在想什么,只是看见他在做而已。但是对于制作者来说,他发现了石头中的差异,有美石!他会将自己脑海中观念上的东西固化成现实的东西。个人行为在里引起了共鸣,进而引起了多人的模仿,好象成了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实际上这种现象只能是短暂的、少数人的特殊现象,是尚未形成稳固的家庭,更没有形成的社会以前,而人类的智慧和才能又成熟到需要有一个发泄口,凌家滩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把凌家滩的玉器、石器与制度、宗教和礼仪联系起来,是穿越了社会的多个发展阶段的误解,是用后来人观念判断史前社会现象的结果。

表面上看凌家滩人拥有的“财富”有很大差异,这也是误判。凌家滩人还没有形成财富的概念。这些今天的人看似财富的东西,他们并不认为有什么价值。所以这方面的差异远不是社会分层、或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能力强的人制作了更多的东西,他们只享受过程。不拥有这些东西的人也没有更贫穷的感觉。这种现象最多就是人的生理能力差异的反映。财富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在此之前不会有财富观念的形成。

 

4、凌家滩具有小型临时自由社会性质

凌家滩遗址形成于距今大约5600年左右,具体时代还应该继续研究。但这个年代前后在仰韶文化区已经处于仰韶文化的中期偏后,氏族社会已经走过1000多年的历程。江淮中下游没有条件形成大型氏族社会,这一带的人可能都是由周边氏族社会中游离出来。所以,这些人虽然会有先前氏族的印记,但他们本质上是最聪明、也是更追求自由的一群。

凌家滩人由于大水走到一起,从遗址发展情况看,他们在此时间不长。专家们虽然进行过C14测定,推测可能有300年,我以为不会有那么长,可能也就几年。这里从高水位到中低水位,水位下降很快,人们不得不去追逐新水岸。当更多的陆地出现时,他们就可能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凌家滩不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的考古学文化。他们的部分后代可能继续在周边生息,部分可能向上下游扩散。留在当地的成了淮夷的祖先,到下游去的可能形成了崧泽或良渚文化的承载者,到上游的可能重又融入大夏。

凌家滩遗址不能以一种氏族文化去理解,他们可能来自多个原始氏族。这里没有统一的制度性规定,有的只是共同认可。他们还不能理解性和生育,也没有固定的婚姻关系。异性和同性都有机会共同生活,但他们之间的联系是脆弱的,随时都面临解体的风险。从遗物看,似乎男性贡献更大,这实际也是现代人的错觉。贡献大而能容纳他人才能成为氏族的首领。所谓母系氏族或父系氏族是后人根据后期原始社会对原始社会前期的推断,而不是事实。在制度性地规定男婚女嫁之前,在氏族里究竟男性占主导地位还是女性更强势完全是随机的,只不过女性由于生理条件的制约,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机会更多。一位英勇机智的老祖母统领一个女性主导的社会只是社会发展中的小概率事件。而不是父系氏族之前都是那样。那肯定不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

另一个最能反映凌家滩人观念的玉器是87M4出土的一块玉版。《报告》作者有一点解读十分精道:玉版“用写实的手法表现出太阳一天的运行过程。”对此考古专家已经感受到震惊,我们则更看重它是人类认知水平和能力的反映。反映出当时人已经理解了太阳运动的规律,从而理解了时间的概念,尤其是一天内时间的分割。也理解了白天和夜晚长度的对等,和对人类活动来说的不对等。再一个要看重的是,这块玉版不会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87M4主人背后肯定有一群具有同样认知能力的人存在。绝对不可能是他在被困在凌家滩期间一个人的奇思妙想,而应该是他已经具备了这种认知能力,只是在此有机会将其固化在一块玉版上。人类只有在理解了太阳、月亮每天的运行规律之后,才会进一步理解月、季和年的概念。但是,真正到历法制度的产生,那就必须以人类有组织地生活在一起为前提。《报告》作者直接把这块玉版和河图、洛书联系起来的想法太过恣意。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河图、洛书为何物。玉版图形中的四方和八方,与“四象、八卦”的概念毫不相干。要知道,这时距夏的律历制度的产生还有1000多年的历史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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