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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  一杯清茶，满屋书香，先生的寓所一如他的为人，简洁明爽而富有书卷气息。这是一位蔼然长者，一位几分钟便会让你的拘谨荡然无存的长者。日光灯散出柔和的光，照着书桌上面厚厚的文稿，可知他在炎热的夏日的中午仍伏案不辍。 一、郭沫若——学术灵魂的导师 烟圈沿着手指缭绕，漫过他饱经了风霜的脸庞，袅袅地上升，似乎把人带到一个幽深遥远而又弥满了无限怀想的时代。他深情地说：“郭老是我学术灵魂的导师……” 1927年，邹衡生于湖南省澧水之滨。中学时代，他伴着抗战的烽火长大，饱尝了颠沛流离的滋味。1947年，年将弱冠的邹衡如愿考入北大法律系，圆了他的少年“红楼”梦。 人生常有这样的“偶然”，偶然的一瞥也许造就一生的伴侣，偶然的一个抉择，也许奠定一生的基业，划定一生的航线。1949年，中国人的一个选择，对于这个民族的意义不言而喻；而邹衡先生的一个选择，对于他的人生而言，也许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这一年，邹先生抛弃了公费优厚、“前程”远大的法律系，毅然转入史学系学习。这一段轶事引起我们极大兴趣。谈及往事，邹先生兴致盎然：“这要得益于当时宽松自由的办学气氛。刚进北大，我们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处处觉得新奇，到处是新鲜未知的东西。”当时先生的兴趣十分广泛，在北大这片知识的海洋里，他如鱼得水，畅游无碍。邓广铭先生的历史课，胡适先生的《水经注》讲座，许德珩先生的社会学，贺麟先生的《黑格尔》，郑振铎先生的小说课，他都听过。在这种广收博取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之下，他的兴趣迅速地朝着文史哲文向发展，而对法律的“感情”却日渐淡薄。郭沫若有关历史与考古的著作，尤其使他如痴如醉，不能自已。虽然像《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专著对于“外行”的他显然过于艰深曲奥，然而他却不以为苦，硬着头皮啃下去，兀兀穷年，乐此不疲。“我对郭先生的著作很拜服，完全被他的学术风格和学术精神所吸引。我也同时看到他学术上的遗憾，他终生未解决的难题。我当时就立志顺着他的路走下去，发展下去。”这是何等大胆的预感，何等惊人的气魄!他还提到当时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先生，以及史学界的前辈郑天挺、夏鼐诸位先生，是他们直接促成了他的抉择，这一个抉择，也许使中国少了一个平庸的法官，却从此造就了一个考古学的大家。 二、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说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他的神情却像在讲一段幽默小品。他开心地笑着，那是怎样一种解脱，一种调侃，一种潇洒。他不无自豪地“声称”：“我当年是鸡鸭鹅总司令……” 同北大许多老学者一样，邹先生经历了建国以来多次运动的“考验”，所受的磨难可以想见。然而从他的神情，他的言谈，我们却感受不到一点喟叹，一点哀怨，甚至连一丝微微的感伤的痕迹也觉察不到。但在这种乐天的情绪的背后，我却看到了一种坚忍的品格，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种对于事业坚贞不渝的热情和对于未来的信心。即使最艰苦的时刻，先生也从未放弃对于学术的热爱。每当夜阑人静、万家灯火俱灭的时候，正是他孜孜不倦、沉浸于考古的天地中的时候。闲谈之中，邹先生还想到当年在江西劳动的轶事，欢称自己是“鸡鸭鹅总司令”，而副手只有两个：一个是陆平，一个是戈华，都堪称当时鼎鼎大名的人物。 学术研究，需要坚忍不拔的精神与持久不懈的毅力。朱德熙先生曾说：“真正潜心学术的人是要把生命放进去的。”对于邹先生，这并非虚妄之辞。1976年大地震之时，一到夜晚人人熄灯避险，只有邹衡先生一人仍稳坐“渔船”，心无旁骛，挑灯伏案，不为所动。对于考古事业的执著追求，已使他无所畏惧了。  三、卅年铸剑苦，剑剑锋芒出 这位当初学法律的年轻人，不久便使世人另眼相看。回想起四十年的学术生涯，先生不无欣慰，不无自信。他推了推厚厚的眼镜，幽默地说：“我是从千军万马中打出来的……” 1956年，中国考古界的权威刊物《考古学报》发表了邹先生的论文《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引起学术界不小的震动。在这篇论文中，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殷墟的年代和分期，用无可辩驳的考古事实，证明了郑州商文化中期早于殷墟文化，这在当时(特别是国外)不啻是耸人听闻之说，于是非议迭起。经过十几年的论战，这一观点才逐渐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1959年，他又通过对洛阳王湾新石器遗址的发掘、整理和研究，首次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期，并解决了二者的过渡关系。进入六十年代，邹先生对殷墟进行了更为详细深入的研究。殷墟这块充满魅力也布满疑点的地方，曾吸引多少代学者为之痴迷，为之付出血汗，而对于殷商铜器的分期，则是疑点中的焦点。从北宋的金石学家，到清末的王国维，只是浅尝而已；而郭沫若，这位蜚声中外学力深厚的商周考古专家，也望而却步，成为一生之憾事。清华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者陈梦家先生这样对邹先生说：“我一辈子也没有搞成，你何必再搞!”言下之意，不言而喻。然而，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年轻学者却搞出来了，在第二篇论文《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中，他首次提出了商代铜器的详细分期，解决了学术界长期悬而未决的一个难题。邹先生这些石破惊天的创见，以后无一不经受住了大量发掘材料的检验。 邹先生的研究并未停在殷墟之上徘徊，他的深邃思绪，正在探索着中国文明更为悠远的源流。于是七十年代，他把目光转向了夏文化。1977年，他首次提出并论证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和漳河型文化为先商文化；在此前后的一系列论文(《试论夏文化》、《论商都》、《论夏地望》、《论夏商时期北方邻境文化》)中，他对夏文化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论定，成为有关夏文化论争中的扛鼎之作。与此同时，他的商周文化研究也取得突破，首次提出并全面论证了先周文化，并首次确定先周铜器。1979年，邹先生发生了《商周考古》一书，集现代有关商周考古研究之大成，初步形成了商周考古的学术体系，是我国第一部商周考古综合论著。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邹先生更是老当益壮，成果辉煌。1979和1984年，他第一个提出郑州商城即汤都亳、偃师尸沟商代城址是商代的陪都而不是商代首都的论断，引起学术界很大反响。十几年来，他撰写论文近四十篇，其中尤以《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西亳与铜宫考辨》、《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为代表，其考证之缜密，见解之精辟，堪称考古学界的楷模。 我总是觉得，我面对的是一个斗士，而不仅仅是一个学者。他挥舞着手中的利剑，不断斫杀着谬误的旧说，剖露着历史的本来面目。  四、“推翻历史三千载” 先生盘腿坐在沙发上，谈笑自如，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著名作家萧乾先生那张幽默机智、安详和蔼的弥勒笑脸。他左手一挥，说道：“班固郑玄都搞错了……” 国画大师齐白石曾刻过一枚印章，曰“胆改独造”，表明他在艺术上的宏大气魄，柳亚子先生也有过“推翻历史三年载”的豪句。在学术研究中，何尝不需要这种气魄、这种胆略?“搞学术要有自己的分析，要敢于提出挑战”，这是邹先生的气派。正是这种敢于挑战的“狂妄之气”，使他面对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容庚、李济等大师而毫无惧色，独树一帜，独辟蹊径，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在考古学界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他的成功的历史，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就是突破前人窠臼、勇于独造的历史。 邹先生既服膺权威，又不怕权威，不但不怕现代的权威，而且不怕古代的权威。八十年代，根据对山西南部曲沃县晋国遗址的深入发掘与周密论证，他大胆地作出晋国不在太原而在天马—曲村的结论。这一论断非同小可。晋都位于太原之说，早在东汉的班固、郑玄时期就已经确定，以后诸朝都沿用此说，故后来有晋祠之建立，于是以讹传讹，穿凿附会，几成定论。而邹衡竟敢对班固提出异议，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是的，只有邹衡有此胆量。十五年来，以邹先生为首的考古学者，以文献记载为线索，应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经过周密调查和大规模发掘，证实了先生的论断，终于使这个埋没近两千载的晋国古都重见天日，堪称中国学术界一大盛事。 关于夏文化的论争可以说是邹先生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夏文化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大题目，在国际学术界，几乎是众口一词否定夏文化；而在国内，对于夏文化的具体地域和时期也存在着重大分歧。1977年，邹先生石破天惊，首次论断偃师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全部是夏文化，顿时掀起学术界一场轩然大波，一时对手如林，非议频出。然而，在经历了国内外学术界十几年的“围剿”之后，先生的论断仍“我自岿然不动”，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天垮下来我也不怕，我希望别人都反对我。”邹先生对笔者这样说的时候，是那样自信，那样坚定：因为他握住了真理。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先生这句治学格言使他终生受益。不因循守旧，不拜倒在权威脚下，大胆否定前人旧说，这只是邹衡先生学术精神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正直、诚实的学者，他也不惮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抛弃自己学说中的错误。超越别人诚然不易，超越自己则更难。他说：“搞学术没有不犯错误的，要勇于修正错误，抱残守缺只会固步自封。”邹先生从架子上抽出一本《殷都学刊》(1988年第一期)，笔者在他为参加1987年9月在安阳召开的“中国殷商文化国际研讨会”所作的《综述夏商四都之年代和性质》一文中看到这样一段话：“我以往在几篇文章中都曾推断郑州商城处于二里冈下层偏晚阶段，即郑州‘早商期第二阶段第Ⅲ组’，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应该依照陈旭和郑杰祥两同志的意见，改为郑州‘先商期第一阶段第Ⅱ组’，……。”短短的一段话，字里行间透着诚恳的态度，透着一位学者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 五、治学惟勤谨，育人见苦心 有幸与先生同进晚餐，桌上少不了一罐湖南人钟爱的辣子。他边吃边说：“我这个人其实很笨，我作的是死功夫……” 谈到治学，邹先生强调要处理好“广”与“精”的关系。做学问须广泛涉猎各科，不能囿于一门一家；视野要广阔，趣味要宽泛，如此才可作大学问，作活学问。在这种广博的吸取之中，也许会突发灵感，由此悟彼，举一反三，达到意料不到的境界。比如他的《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这篇论文的萌芽，就是“文革”期间一次在石景山劳动休息时浏览汉代哲学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时突然发生的。看似妙手偶得，实是经过长期的“博取”所致。除了广博之外，还要求精。中国古籍繁富，浩如烟海，不可能尽览。对于一些重要典籍，邹先生反复披阅，不厌其烦。青年时代便熟悉的《卜辞通纂》，他至今仍在研读，厚厚一本大书布满了他的圈点和注解，其刻苦勤谨之风可见一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邹衡先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方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他的卡片制作。笔者看到一面书架上，三十几个卡片箱依“历史”、“古器物”、“文字”、“地望”等分类排列，井然有序。每一箱内，又按不同需要进行不同分类，真是一丝不苟，查阅资料顷刻可得，在别处“踏破铁鞋无觅处”，在他这里却“得来全不费功夫”，先生的研究成果，得益于此甚多。 几十年来，邹先生在燕园悉心耕耘，诲人不倦，培养了大批考古界的俊才，有许多已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专家，如现任北大考古系主任兼赛克勒博物馆馆长李伯谦教授便是他的高足。如今，他带着五个博士生，数目之多在北大也是屈指可数，“润物细无声”，“桃李满天下”，这是先生应该引以骄傲和安慰的。学海无涯，后继有人，这是邹先生之大幸，也是学术之大幸。 从先生的寓所出来，已是满天星光灿烂的时候。这六个多小时，邹先生侃侃而谈，兴致不减，其过人的精力，敏捷的思维，朴实洒脱的风格，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先生行色匆匆，五月二十七日他要参加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开馆仪式以及一系列研讨会，六月份又要重返曲沃，继续他在那里进行了十五年的发掘研究工作。老而弥坚、雄心不减当年的邹先生，您的下一柄“剑”是什么?我们期待着中国考古界再一次“石破天惊”。  （邹衡[1927－2005]，湖南澧县人。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49年转入史学系，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 1955年获得北京大学副博士学位。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大学，1956年调回北大历史系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考古系新石器时代-商周教研室主任，先后当选为考古学和先秦史学会理事、商文化学会副会长。1986年起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附: 七古怀邹衡先生 王曙光2014年2月 澧水岸边生奇士,倜傥率真不阿世。 饱学五车性刚猛，傲视千年求真知。 醉心商周惯疑古，班固郑玄等闲视[1]。 石破天惊出新见，不畏后生蔑权势。 推翻历史三千载，大师风范堪仰止。 浑将性命捐考古，深夜地裂秉烛迟。 孜孜矻矻尽为学，薪尽火传慰先知。 犹忆当年谒师庐，解衣盘礴谈笑时。 纵横捭阖立学坛，胸廓肠热真名士。 六十年来无遗恨，夏彝商鼎犹勒石。 海岳气象熏来者，高风百代悬月日。  [1]“饱学五车性刚猛，傲视千年求真知。醉心商周惯疑古，班固郑玄等闲视”两句：此言邹衡先生不畏先人成说，不囿于权威定论而自出新见而已，非谓先生不尊重前贤也。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壹道曙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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