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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鲁迅先生的不图报 鲁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鲁迅先生于许多青年都有过恩惠。即使一些素昧平生，只为爱好和崇拜，寻到先生门上的年轻人，同样会受到热情的接待和帮助。 较早与先生接触的宫白羽，可以算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了。对于这位偶然求上门来、默默无闻的邮局小公务员，先生给予了真诚的帮助和教诲。他希望拜见，先生便告知其在何时何地可以见访自己；他请教文学，先生除了赠送书籍，对他的作品给予中肯的指点，还向刊物推荐他的作品；他生活遇到苦恼，先生也给予了许多教诲和帮助。 鲁迅先生总是以平易近人的态度，对待每一位青年，不吝啬自己对他们的恩惠，同时，却又极力将这些淡化为朋友间的正常交往。这从他的书信中常常可以读到。他在给未名社成员韦素园的信中写道：“这是我先说的，何必客气。我并非‘从井救人’的仁人，决不会吃了苦来帮他，正不必不安于心。”当时，穷学生李霁野正为学费发愁，先生告之可以帮他一解燃眉之急。因先生一时拿不出这笔不菲的款项，便在给韦素园的信中告知了一个肯定的时间。在之后的信中，又对回信中的感谢之语做了如上的答复。其实，当时先生正独自蜗居于厦门大学图书馆的三楼上，受着排挤，并背负着在北京时买房欠下的数百元债务，过得颇不舒畅。 更直接的话见于先生写给北大学生赵其文的两封信中。前一封中写道：“我们已经通信了好几回了，我敢赠送你一句真实的话，你的善于感激，是于自己有害的，使自己不能高飞远走。”后一封信中写道：“感激，那不待言，无论从那一方面说起来，大概总算是美德罢。但我总觉得这是束缚人的。”赵其文与先生大约只是几封通信的来往，但先生真诚平易的态度，还是让我们感叹。 先生帮助过多少想入文坛或初入文坛的青年，可能已无从统计，但这些帮助都是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先生的目的很纯粹，只是帮助，不附加任何条件和希望。由先生让我想到今日的许多慈善家，对受助者只是怀有一种同情和怜悯，结果常使受助者在无意中被伤害；甚至还有居高临下的施舍，又常使资助者和被资助者处于一种尴尬；至于少数名为慈善，实则另有所图的人更是对贫弱者的污辱。现在，我们常指责受助者不知道感恩。而我们所要求的感恩，却常是即得即报式的偿还。我们计较于受助者对施恩者的态度。我们叮嘱受助者应该回报社会，传递爱心。其实，也就将我们的帮助赋予了很强目的性。善良和爱本是无私的，附加了任何条件，于受助者都是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有时甚至引起受助者的抵触。唯其无所求，受助者的感激才是发自内心，且久远的，如先生与那些年青。 先生帮助过的青年中，赵其文与先生只有过几次通信，但从先生对他的回信中，可以想到他对先生的感激必不会被时光消磨。宫白羽与先生的交往也不过半年有余，后来，他为因自己未听先生的叮嘱，辞去了工作，终陷困境，加之为生存之计改写武侠小说，自觉愧见先生，从此未与先生联系。但从他后来的回忆中仍可看到，他终生都对先生的帮助充满了感激。也是北大学生的李秉中，与先生有过很长的交往。先生的书信集中收有近十年间写给李秉中的数十封回信。从信中可知，李秉中终生以崇敬的目光关注着先生生活，先生生活的重要时刻，他都会写信给以祝贺或慰问，他自己的快乐与痛苦也会向先生倾诉。先生更是始终将他作为一位知心朋友。 先生在给赵其文的信中，还写道：“将来我们假如属于相反的两个战团里开火接战的时候呢？你如果早已忘却，这战事就自由得多，倘你还记着，则当非开炮不可之际，也许因为我在火线里面，忽而有点踌躇，于是就会失败。”这话更令我们不能不叹服先生的胸怀，他不但不希望感激者因感激而羁绊自己，更不希望感激者因此而丧失原则。(原载《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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