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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对儿子的爱 鲁人 许广平出生于广州高第街的许氏宅门内，这个家族在广州繁衍了两百余年，家族成员横跨政、商、学三界，被誉为广州第一家。她的祖父曾官居浙江巡抚。她这一辈中有多位兄长在军中做过高官及中山大学校长，还有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的地下党。鲁迅与许广平结识后，曾问，许应骙是她的什么人？她回答是叔祖。鲁迅便开玩笑地说：哼，我从小就吃过你们许家的亏。原来，鲁迅18岁到南京求学后，接受了维新思想，喜欢阅读反映新思想的报刊书籍，被介绍他入学的思想保守的叔祖训斥后，又扔给他一文章。鲁迅在散文《琐记》写过：“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没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出生在这个大家族中的许广平因为反抗包办婚姻出走北上，先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毕业后为继续深造又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改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女师大。 在北方，许广平接受了新式教育，具有了全新的思想。在女师大与鲁迅相遇后，更由于受到鲁迅的影响，成为“五四”以后颇有代表性的新女性。她在对儿子周海婴的教育上采取的也是与鲁迅相同的新方法。 鲁迅对儿子的教育方法是散养，于是，无拘无束的海婴儿时便颇顽皮，让鲁迅头痛的恨不能他早点长大，跟爱人一起逃走。但即使如此，鲁迅也绝不会给他以封建家长式的束缚和压抑。对于他的未来，鲁迅只希望“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的文学家和美术家。”许广平赞同并尊重鲁迅的教育方法的。因此，鲁迅去世后，她便延续了鲁迅的方法。虽然，她对海婴的教育方法未变，本质还是有很大不同。这在于她对海婴的爱，除了骨肉的本能，还有更重要的责任。海婴不单是她的骨肉，更是鲁迅唯一的血脉。延续鲁迅的精神，有他的文字；延续他的生命，则只有海婴了。故而，海婴的生命在许广平的心里是超过她自己的。 海婴挺小的时候便患了哮喘，时常复发，这是让许广平最揪心最焦虑的事。寻医问药，加强营养，给本以生活压力巨大的许广平增加了许多负担，为此她甚至托朋友在南洋找了份工作，后来是因签证等原因才未成行。上海失陷前，许广平也曾考虑过离开这危险之地。但有两个因素让她无法离开，一是为了保护鲁迅的遗物，避免它们在战火中失散损毁；更重要的是“为了体质当时并不算强壮的孩子，我不敢带着他奔波遥远的路程。”1941年底，上海被侵占后，一天清晨，日军突然闯入许广平家，将她逮捕。她在被带走前，做的事便是赶快拿一瓶治哮喘的药，塞给还躺在床上没弄明白眼前发生什么事的儿子，并嘱咐他病了的时候如何吃药。而在狱中，看到窗外雪花纷飞时，便会担心儿子的哮喘复发，并暗自流泪。 除了身体的调养保护，许广平也很注意海婴文化知识的学习。海婴因为哮喘，不得不时常请假，甚至休学。为了不耽误儿子的学习，许广平只好给他找家庭教师补习知识。但在学习上，许广平并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儿子。海婴喜欢无线电，她不但让他上培训班，还给他找了一处电器修理店想让他当学徒。只因该店是新四军的采购点，为安全起见党组织才未能满足许广平的愿望。 许广平对儿子品行上的教育，则是身教重于言教的。鲁迅去世后，许广平母子的生活很艰难，许广平不但要抚养儿子，还要负责远在北京的鲁迅的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的生活费用。当时，也有一些资助和捐款，但凡是指定为捐助鲁迅纪念基金的钱款，许广平绝不会动一分一毫，全部留着用于纪念的用途。 在被日军关押的76天里，许广平饱受凌辱和酷刑，出狱时，身上还带着受刑的伤痕。这一切及她面对敌人坚贞不屈的表现，对海婴都是一种无形的影响。出狱后，许广平将狱中的经历写成了《遭难前后》一书，真实地描写了自己在狱中的各种遭遇和感受，并客观地记录了自己在狱中的所见所闻，对狱中的难友、汉奸、日寇的描述都是实事求是的，这些随着海婴的成长，更会有越来越深刻的影响。许广平被捕前将有朋友签字的赠书全部焚毁，以避免自己出事时，牵连他人的负责任态度对海婴同样是一种无言的教育。 在许广平的遗物中，保留了一张1947年6月2日的日历页，上面有许广平亲笔写下的六个字“晨朱女士逝世”，“朱女士”即指朱安。母亲和朱安的生活费一直由鲁迅自己承担，他去世后，许广平便继续承担了这一责任。其实，她本也可以拒绝，因为，大哥去世了，还有俩个弟弟，而且居住在北京的周作人的经济状况也不错，尤其附逆之后，月薪更达数千元之巨。况且，抗战爆发后，汇集南方的文人学者纷纷劝他南下，胡适、郭沫若都有公开的文字，茅盾等十余人更是联名发表了公开信，劝他在国家危亡之时，应以民族大义为重。他推挡的理由则是家累太重，并有“老母寡嫂”需照顾。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周作人从未承认许广平的身份，更甭提在周家的地位了。综上理由，拒绝提供婆婆和朱安的生活费用，别人绝无话可说。但“想到她们的孤苦”，许广平还是默默地替鲁迅承担这份责任。她不但始终提供二人的生活费，而且在鲁迅的母亲去世后，继续照顾朱安至去世。朱安去世时，许广平虽因各种原因无法亲往北京，还是托亲友甚至北京地下党中的朋友帮忙料理了朱安的后事。那张记下朱安去世时间的日历，反映了许广平对朱安的尊重与对她坎坷一生的悲悯。这种担当和悲悯，对海婴的影响是终生的。他在晚年写作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时，提到这些往事仍充满深情。 许广平尊重海婴的自主选择，也从不干涉他的决定。海婴的婚姻就是由他自己作的主。邻居玩伴，豆蔻年华，日久生情。许广平虽看出端倪，却听其自然并不干预。只是在儿子提出要带女孩到家里见见面时，许广平才爽快地说：“那就请她来我家吃饭。”并且亲自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正是许广平的教育和影响，使周海婴成为即包容，在原则问题上又不让步的人。也使他日后在长子的婚姻上顶住了外界的压力。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婴的长子在日本学习期间，与一位台湾女孩恋爱，并飞往台湾与女孩成亲。国民党报纸宣传说鲁迅的长孙投奔台湾，大陆也有人向海婴施压，让他发表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但海婴没有屈服于巨大的压力，他坚信儿子的行为只是为了爱，而并无政治因素的影响。许广平朴素而坚强的品格，还有她平等尊重的教育，在今天仍对我们有着启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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