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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约2350字，预计阅读时间8分钟） 1972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了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小册子《骑虎难下——凯恩斯的通货膨胀思想传统》，这是为哈耶克竞争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展开的重要造势活动之一。 两年后，因为在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及对社会经济互动分析方面的突出贡献，75岁的哈耶克终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十年后，他又获得伊丽莎白二世（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授予的名誉勋位，为其做引荐工作的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则公开表示哈耶克是自己的人生导师，后者毫无疑问已经切近人生巅峰。  如果将视角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观察，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主流学术界和政策界的承认，当然有着更深刻的现实意义。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全球化进程就在不断席卷全球各大洲。 最初，由于现代化的交通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传统地理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被持续压缩，原本相对独立又保持完整的地理单元如国家、区域和地方越来越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社会与经济发展发生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显著变化。  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种变化开始以更加迅猛的方式推动结构性社会变化的发生。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金融资本受到的掣肘显著减少；随着跨国公司的实力不断增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已经不可遏制；随着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密集部署，信息跨国传播的成本迅速降低；随着交通技术的持续改进，全球旅行即便对寻常人家而言也不再是某种奢求。 哈耶克受到的肯定因此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取代，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运行中的新自由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 伴随着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执政在80年代大力推行的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以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外资、投资便利化和信息化平台为特征，在经济金融化和跨国公司推动下的全球化模式终于形成。  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改革和中国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为全球化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最宏观的背景。 给全球化一个准确的定义并不简单，但新福柯政府治理的视角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按照这个视角，全球化中的“全球”并不是预先设定的状态，而是通过政府的一系列辩论和程序，纳入社会网络关系和各种行为主体后把“全球”生产或者再生产出来的过程。 人类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的全球化因此是这样的，在生产端——中国和东盟提供人力资本，中东、拉丁美洲和非洲提供能源和资源，美国、日本和欧盟提供资金和技术，全球共同推动着制造业的大分工； 在消费端——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股票等金融产品带来的难以置信的财富支撑起全球消费需求，亚洲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并逐渐占据全球市场。  但这个美妙的平衡其实精巧又脆弱。问题几乎在指导思想得到确立的同时就已经出现。 在长达几十年的漫长历程中，新自由主义者都过分迷信市场力量。 除了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他们还奉行“向下滴流”经济学，认为富人在市场活动中积累的财富最终会通过市场机制惠及穷人，因而在政策实践中对交换正义予以了过多关注，对分配正义则着墨过少。 跨国公司确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对利润的追逐则不断侵蚀社会根基。 在新兴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包括底特律、芝加哥、英国中部、德国鲁尔区和意大利北部在内的发达国家工业核心区，都出现了以工厂倒闭、失业率高企和基础设施重大衰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最终让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崩溃变成了现实。 当今世界，全球政治和移民问题矛盾尖锐、国家内部贫富分化严重、区域和城市发展不平衡加剧、城市内部治理问题频发，单边主义操作手法盛行更严重削弱了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 资本主义世界在全球新冠疫情中爆发的社会危机因此不是偶然，国际秩序和地缘经济的重新洗牌则是必然，主导世界经济政治30年的全球化模式正在终结，一个新的大国崛起样本正为时代呼唤。  自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种对世界经济地理的重塑就在不断上演。 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只排到全球第六位；仅仅9年后的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就已经超越日本到全球第二位；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从9%上升到16%，已经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且仍旧保持着相当可观的增速。 快速的经济增长必然影响到以贸易为代表的国际关系。 1992年时，全球62%的双边贸易发生在北大西洋两岸的欧美发达国家之间；但到2017年，这个数字已经下滑到47%，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则从1997年的11%一路上升到了2017年的28%。 2000年时，全球80%的国家或经济体与美国的贸易额都超过中国；但到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下滑到30%。  代表性产业方面的表现更加突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全球最大的20家技术巨头中没有任何一家来自中国；但到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8家，中美在高科技公司领域分庭抗礼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 中国金融企业的表现更加突出：2000年时，中国只有中国工商银行进入了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1000家大银行”榜单的前10名；但到了2019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已经包揽了这份榜单的前四位。 相比于这些数字层面的提高，中国政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本次抗击新冠疫情中表现出的强大凝聚力和巨大弹性，更能证明中国具备重塑全球化的伟大能力。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矢志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无疑代表着一种新型全球化的萌芽。  “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政府主导、以中国跨国公司和企业家为主体，用和平方式推进的国家间合作的新模式。 它将要寻找一种不同于英美新自由主义价值观，能够推动世界共同繁荣、社会包容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全球化机制。 这个机制将与人类熟知的全球化机制完全不同，但从新福柯政府治理视角观察仍然代表着人类在彼此融合路上的崭新尝试。 站在全球化十字路口，回望辉煌的过去，我们发现人类总能在巨大的危机面前浴火重生，总能在纷繁的现实面前发现自我。 若干年后，当我们回望这段充满不安思绪的时代时，也许会发现，这个由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倡导的全球化模式，正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最大的收获。  作者：王晓阳， 全球城市实验室（纽约）研究员，牛津大学经济地理学博士 本文出自《环球财经》7月刊，经作者授权发表。 文字编辑：许卓凡 图片编辑：许卓凡 图片来源：网 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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