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龙：纪念薛瑞生老师丨【学术研究】

纪念薛瑞生老师

文 \ 李小龙

2020年6月29日下午15点36分，我收到邱晓兄微信，“薛老师去世了”，“前天回蒲城，从老家走的”。我攥着手机，心中一片苍茫，实在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一、初觐

余生也晚，大学入学的时候，薛老师已经退休了，所以既没有上过薛老师课，也没有拜识的机会。只是在图书馆看到《红楼采珠》，发现作者就是本校的老师，便认真读了几篇，没想到一读便放不下了，看得心潮澎湃，觉得每篇文章都太精彩了，既有绝佳的理论建构，又文采斐然；就连每篇文章以一句贴切的诗句为正名的取名方式也别出心裁，意味隽永。其后，在学校的小书店里，竟然看到有《红楼采珠》出售，不过一看就知道是盗版——稀奇的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学术著作也有盗版。当时犹豫良久，还是没有买。直到十几年后，我才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一本来珍藏。

大三时，李鲁歌老师给我们开设了《红楼梦研究》课，我写了一篇课堂作业《春华秋月自分明——试论“姑娘”与“小姐”在〈红楼梦〉中的区别》，李老师建议投稿。我便誊抄了一遍，寄给了贵州的《红楼》。很快接到《红楼》主编梅玫老师的电话，说文章定在第三期刊发（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非常感恩），最后她嘱我在薛瑞生老师前代她问好。放下电话后我才想到，或许梅老师以为我是薛老师的学生吧，其实我完全不认识薛老师。一直以来都很想去拜访薛老师的，只是没有机会，这次就算是个借口吧。于是，我又把一篇写了很长时间的文章《十二金钗归何处——红楼十二伶隐寓试诠》重新修改、誊清了一遍，准备当作拜谒薛老师的行卷。

我去文学院办公室打听薛老师家的电话，又在院办看到薛老师一部新书《红楼梦谫论》，翻了后记才知道，薛师把他计划中的《红楼梦人物论》与《红楼梦艺术论》（即《红楼采珠》）二书合为一书了。不过此书是作为自考用书出版的，所以在文学院自考办公室即有售。我非常高兴，立刻买到一册。然后回宿舍，在忐忑中给薛老师打了电话，一直以为薛老师说陕西方言的，没想到是普通话，而且非常标准，声音低沉有力，给人一种威严之感。

2000年6月18日下午，我来到薛老师家门前，约的是三点，我早到了半小时，觉得薛老师可能会午休，就蹲到一个角落里，拿出《红楼梦谫论》来看。到三点整才去敲门，就这样第一次见到了薛老师。我在日记中说“薛老师果然一如他的声音，冷峻、严肃，令人生畏”，这是我的第一印象。接下来的情形更加深了我的第一印象。我把小文拿出请教，同时当然要说一些谦虚的话，所以我说想请薛老师审阅一下，看看是否牵强附会，是否有索隐之嫌。或许这句话给薛老师一个定见，所以薛老师直接就说：“我不提倡青年人搞索隐，这是一条死路。”我其实完全同意，只是觉得自己的小文不是索隐的，所以就想解释一下，说我是用十二个伶官的结局来探讨十二钗的结局的。薛老师淡淡地说：“十二钗的结局脂评多已指出，有必要再考吗？”看我非常狼狈，薛老师可能想缓和一下气氛，就换了个话题，问我脂本看了几个本子？这让我更惭愧了，因为我只在图书馆粗略地把甲戌本翻过一遍，其余脂本就没有认真看过原书，脂评都是从俞平伯、陈庆浩、朱一玄等先生的脂评汇录之类书中看到的；正文也只是偶尔用冯其庸先生的汇校去查证。薛老师直接打断了我，说大部分脂本图书馆都有影印本。虽然没有明说，但我听出了无言的批评，暗下决心赶快去图书馆补课。

十多年后，有一次与薛老师偶尔聊起来，他也觉得很奇怪，说不理解为什么学生都觉得他很严厉，一位已是教授的学生直到现在还不敢与他共桌餐饮，说与老师坐在一起吃不饱。薛师自己还常反省，觉得可能自己不够随和，并用“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话来警示自己，没想到给我的印象还是这样。我想，可能是薛师对待学术比较认真，不愿意轻易许可，所以才会这样吧。

接下来又泛泛地谈到学术研究，薛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不要弄那些虚的东西，把真正的观点用真实的材料支撑起来了，这就是定论，会有很久的影响。”这与我对薛老师红学论文的才华横溢的印象完全不同，现在想来，薛老师那时已经完全转入宋代诗词的整理考证工作中去，对文献功底更加重视吧。

大约三个月后，薛老师约我再到他家去。说已看完我的文章，感觉不错，角度新颖。但目前看还是太长了，因为有三万字左右，这个长度是无法发表的。薛老师问我能否压缩到一万字以内，这样他可以帮我向《红楼梦学刊》推荐一下。后来果然帮我写了一封措辞恳切的推荐信，我将信与文章一起寄呈《红楼梦学刊》（这篇小文最终承张庆善先生、孙玉明先生厚意，发表于《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1辑）。薛师还不放心，说如果《红楼梦学刊》不采用，那就再转投《西北大学学报》，他再写一封给《西北大学学报》的推荐信以备用。

二、赠书

在拜见薛师之前，我还曾在一个书市上看到刚刚出版的《东坡词编年笺证》。但那时的我一方面对更深入的学术研究没有什么概念，看到三百余首的东坡词出版了上千页的大书，还是觉得太深奥了；另一方面则是56元的定价对于当时四处跑旧书摊买三元旧书的学生来说，也几乎是可望不可及的。不过，虽然没有买，但我站在展位前，仔细阅读了高海夫先生的《弁言》和薛老师的《跋尾》和《识语》，不过，那时，我似乎还没有把这个宋词研究专家与此前就知道的红学家联系起来。

那一学期，张文利老师给我们开设了宋代文学史，期中作业是给一首柳永词写鉴赏文章，推荐的参考书目就是薛老师的《乐章集校注》。在张老师的介绍中，我才知道，原来薛老师既有花团锦簇的红学研究，又有扎实精深的宋词整理。当然，市面上仍然买不到这本书，写论文也只能去图书馆查阅。后来去薛老师家拜访时，薛老师正要搬家。那时他住在新村，房间比较狭小，到处堆的都是书。我看到薛老师收拾书比较吃力，便自告奋勇要帮忙收拾。于是在学校门口的百货市场买了一些纸箱，到薛师家把书一一装箱。忽然在一个书架里面，发现插着五六本崭新的《乐章集校注》，薛老师像个小孩子一样高兴地说：“发现新大陆了！发现新大陆了！”原来，此书1994年初版，后未再印，启功先生欲索一册亦无书可呈。现在突然发现，确实值得高兴。然后薛老师抽出一册说：“等会送你一本，我给你题个字。不过，我可是要回报的，你一定要指出书的缺点来。”

把书整理好后，薛老师要请我吃饭，我有点不好意思，薛老师说：“老师请学生吃饭，这是西大的传统。老师虽然工资不高，但传统还是要继承的。”我只好从命。饭后，我执意要送薛老师到家，薛老师大笑说：“不用送，我还不至于老到这种程度吧！”我当然表示只是想尽弟子之礼。不过，当时心里确实觉得薛老师年龄很大了，自己走回去我不太放心。听薛老师这样一说，我心中算了下，薛老师当时才63岁，应该说还正是春秋鼎盛之时，只是他头发早白，加上面容清癯，所以我才会那样想。

不过，那几天只顾得整理打包了，薛老师忘了赠书之事。直到2003年研一暑假时，我回老家顺便去看望薛老师，才终于得到了赠书。这次薛老师不止是赠我，同时还让我向启功先生及于翠玲老师各转呈一册，并嘱可以此为机会拜谒启先生。薛老师说：“与大师交谈，言传身教，自会受益无穷，比课堂之授业不可同日而语。”还告诉我许多与启先生交谈的趣事。但我却有些畏难，因为我一直觉得，以我的水平，全无请益于启功先生之可能，若去启先生府上，只能是打扰先生清修而已。所以，思忖良久，还是将书一起给于老师，请于老师代我转呈了。

那天，薛老师不止赠我《乐章集校注》，还同时赠了一本《清真集校注》，薛老师说：“这本书我是第二作者，本不便送人，但赠你一册作读词的资料吧。”而我则得陇望蜀，希望能得到一册《东坡词编年笺证》。薛老师说那本书已经没有存书了，又想了一会儿：“倒有一册原拟赠三苏博物馆的，一直没寄走，如不嫌弃，可以送你。”我当然非常高兴，薛老师便在《东坡词编年笺证》“总目”后的空白页上题了一段话，录如下：

 李小龙君误以瓦缶为钟罄，且索书甚迫，然手头已无此破编，无奈聊以此已款之书赠之，并望万勿见怪。读后希将贵见批之于眉端，着新批百数十条，他日可以此换新书也。

瑞生 癸未夏于西大

薛师如此谦逊，我很惶恐，当即表态一定会认真拜读并提意见，只是，意见可能都是外行话，要预请老师见谅。薛老师大手一挥说：“不管对错，只说真话！”

三、尊师

得到薛老师赠书后，我便开始认真拜读《东坡词编年笺证》，边读边记录自己的所谓“意见”，最后大概用了一学期时间，一字一句，连标点也不放过地“啃”了一遍。并且，也尽量找到薛师所用各校本，对薛师所校一一覆核，连同注释资料也尽量查找原书。就这样，最终写下了三百余条“意见”。当然，这三百余条比较芜杂，小到一个字、一个标点，大到某词的编年，总之，我遵照着薛老师“最大的尊敬是诚实”的教诲，无论对错，只要有疑之处，就都照实写出来。其间有一些仁智之见，也有一些校勘上甚至排印中的疏误。薛师非常高兴，三秦出版社正好在那个时候说要重印，薛师便命我把这些疏误都在不动版面的情况下插入原版，以便重印时修改。这个工作很费功夫，因为要一一计算字数。但做好之后才发现，重印本已经一字不改上市了。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关于此书出版之难，在薛师《跋尾》中已略示一二，后来在与薛师交流的过程中，又知道了前前后后的很多故事，十分感慨。薛师在《跋尾》中说：“书成，一则喜一则忧。著书难，孰知出书尤难。著书难，犹有门径可循；出书难，一并连门径也无。夏夜茫茫，蚊蚋营营，似在替余浩叹。虽然，歌者既苦，知音岂稀？是以愚潜心沉意而待焉。”又在《识语》中简述了出版之经历。但那只是最后的结果，中间的过程其实非常煎熬。不过，薛师在序跋中未详说，此处也不便多言。不过有一点与此书的一些印误小有关系，还是简录如下。

对于此书中的一些小疏误，薛师曾在给我的信中说：

《笺证》与《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是同时出版的。说一句别人都不肯信的话，《笺证》我竟连小样也没有看。何以如此？乃当时形势所使然。恩师高海夫先生临终时对家事无所交代，就是放心不下《八大家》，已不能言，却总是用手作个“八”字，师母附耳说“《八大家文钞》的事有薛瑞生替你把关，你可以放心。”我也说：“老师您放心吧，我会倾全力来完成。”听了师母和我的话，高老师才瞑目的。

当时三秦社要赶着出，约请了数十人作校审，所有的疑难问题都要经我目验才能定夺。我忙得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经常是你师母给我夹个馒头，左手拿馒头右手拿笔，不怕你笑，有时竟是你师母一边喂我吃饭一边审校的。因此《笺证》的小样我既没有时间看，更不能放下《八大家》去看《笺证》。因为当时总是高老师举着“八”字的身影在我的眼前晃动，既给我了动力，也给了我压力：我不能不顾老师的遗命而去看自己的书稿，也就是说《笺证》出些问题，读者只会笑我；而《八大家》要是出了问题，读者就会笑高老师的。我宁肯让读者去笑我，也不能让读者去笑高老师呀。这就是《笺证》在校记上问题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也有原稿校记不精的问题。

每每想到白发苍苍的薛老师为自己恩师校稿的情景，都深深感动。而且，还不止是校稿，薛老师甚至连稿费都不要拿的与恩师一样多，他曾对我说：“《东坡词编年笺证》出版社给了当时最高的稿费千字三十元，我找魏全瑞总编说：‘如果没有《八大家》，你给我千字五十元我也不会嫌多；但有了《八大家》，《笺证》就必须低一些，因为我不能和我老师平起平坐。’魏说：‘我平生还是第一次见到嫌稿费多的人，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重师生情谊的人。我已经在稿酬单上签过字了，就不改了。不过您让我很感动，就依您的要求，您从稿费里拿出五十元给卫俊秀先生，就算是社里给他题写书名的润笔。’后来我给了卫先生五百元，先生不肯收，经我反复说明是三秦的意思，先生才收了。”

《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出版也已二十余年了，直到去世前，薛老师还在为《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再版的事奔走呼吁。诚望此书能早日再版面世，既为学界提供研究资料，也可以此纪念高海夫先生和薛老师。

四、君子

薛老师是一个君子，这是认识他的老师和学生一致的评价。而薛老师也一向以此二字来评价他认为品德高尚的人。在与薛老师交往中，我也曾多次听到他向我揄扬某人时，都会郑重地说“是个君子”——而且，薛老师每次对人做评价时，都会尽量从善意角度去理解。其实，不只待人接物，薛老师在学术上更是君子。

说到这里，也想起我的小文《东坡词补考》。前面说过，我捧读《东坡词编年笺证》时做了详细的笔记，提了约三百条意见。薛老师接到后非常认真地审阅了，当然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但一直在鼓励我“学术问题上无师生界限，应唯真理是从”。甚至有一些意见薛师并不同意，但仍觉得颇有价值——比如《浪淘沙·昨日出东城》一词的编年，薛师虽然很赞赏我的考证，但对我的具体意见却并不同意，在最新修订的《东坡词编年笺证》中仍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与此同时，他还建议我选择一些条目撰成文章——后来我才理解薛老师的意思，他不希望这些想法直接贡献到他的书中，而是想让我先撰文先发表，他修订的时候再从我的文章中引用。也就是说，薛老师不只是在书中不掩人之善，甚至还细心地为我考虑，来扬人之善。

我按照薛师的意思选了十一条，拟了一篇文章（关于《浪淘沙》的那则也在其中），由于当时对学界十分陌生，完全不知道这样的文章可以投给哪些刊物，便向薛老师请示，薛老师说：“我可以介绍给台湾的张高评教授。我对他办的《丛刊》那种学术自由的气氛十分佩服，尤其是批评文章，不管是批评谁他都敢发。”于是我把文章呈送薛师，请他代转给张高评先生。不久便收到张高评教授的回函拟刊用的回函。不过可惜的是，或许中间有一些疏漏，等了一年也没发出来；薛师又主动说要帮我推荐给《南阳师范学院学报》，我想着总是麻烦薛老师太惭愧了，就想自己投稿撞撞运气，薛老师说：“还是我推荐一下吧。主要是不少刊物与我比较熟，看到你的文章是批评我的，有可能会不给发表。”这篇小文其实主要是与薛老师商榷的，又直接在薛老师的鼓励下才写出来，最终在薛老师的鼎力推荐下发表，这让我非常感慨——其实薛老师对我的某些商榷并不赞同，但仍然推动这篇原本没有的文章写出来并揭载。可以说，薛老师的着眼点全在学术的进步而非个人的对错之上。这种气度是否恰恰是当今学界所缺乏的，我没有发言权，并不能判断，但至少对我来说，薛老师对待学术的态度永远让我知所警惕。

其实，薛老师这样的态度不只是对我才如此。记得2005年11月时，薛师写信说：“今晨上网，专门搜索《东坡词编年笺证》，其中有一篇《东坡词与世说新语》，指出《笺证》应用《世说新语》却用了《晋书》者共26处，觉得很有参考价值。但我不会下载，烦你下载后寄我。”我赶快下载后拜读，觉得有一些例子也并不妥当：比如《世说新语》与《晋书》有大致相同的记录，那么东坡究竟引自何书，恐怕也是悬案，既启东坡于地下亦未可定谳。何况还有一些以引《晋书》为是的例子。所以写了一封长信，把不妥之条目逐条注明后发给薛老师。但薛老师回信说：“其文正者从之，注明出处；其文误者正之，指出何以误。庶几可不掩一善耳。”我看后悚然一惊，想想自己拜读那篇文章时的态度，似乎并不端正，因为我时时从辩解的角度来读，而不是从吸收别人批评意见的角度。两者之间的不同是：前者先悬置人家之是，只抓别人之非；后者则不抓别人小辫子，只承认自己有没有这些错误。十几年过来，看了太多批评与反批评的文字，发现很多人都在后者的逻辑中打转，实在是很可惜的事情。

五、亲人

多年的交往，每每去拜望薛老师或者仅仅是邮件联系，都感觉像亲人一样了。每次去薛师府上，师母都忙着给我拿吃的，有时会用陕西特有的“娃”（一声）来称我，听着非常亲切；我带爱人和孩子去的时候，更是对我们全家都照顾有加，师母多次夸奖我爱人；有一次爱人发烧，我来不及去图书馆帮薛老师查资料，写信告诉薛师原委，薛师回信说：“她是个贤惠妻子，为你付出的不少，你应该好好照顾她，否则我和你师母都不答应。”

除了这些短暂的拜谒之外，我还有幸陪薛师一起访书，有数日朝夕相处的机会，更加深了这种亲人之感。薛师曾在某图书馆发现一部康熙十七年本《词综》，上有数量甚多之评语，颇有价值。经考为清人徐旭旦所为（相关评语与薛老师的详细考证可参见薛师《世经堂康熙十七年残本〈词综〉批语选录》一文，《词学》2007年第十八辑）。为了解徐旭旦其人，薛师想细读其文集，然遍索各处图书馆，可以找到的是《世经堂初集》三十卷及《世经堂诗钞》三十卷，但据刘尚荣先生赐示，辽宁图书馆藏有《世经堂集》，据《清人别集总目》亦可知其集共有九十卷。所以，薛老师欲至辽图看书。薛师家人不太放心，我就自告奋勇与薛师同行。2007年9月10日，薛师先去了南京，再到扬州，过平湖，然后才到北京，与我会合后，一起坐火车去沈阳。

这次出差薛师比较辛苦。一方面在外面奔波了那么久，非常劳累；二是主要靠火车，旅途也很耗人。购票时我尽力了，但没抢到下铺。上了火车，我想找人给薛师调换一下。薛师觉得不好意思，就不让我说，一上车就努力要爬上中铺去，我只好先扶他上去，然后找了几个下铺试探，但均未成。薛师说中铺也很好。于是只好这样。不过，薛师说他从南京过来还一直没睡好，反倒在这个中铺上睡得挺沉。

这三四天每天与薛师在一起，图书馆上班时便去抄书；图书馆下班了，我们就回来，在宾馆聊天。确如薛老师以前所说，与自己崇敬的学者聊天，收获可能会比上课还大：我虽遗憾没上过薛老师的课，但这些天的耳提面命也算补上了。

这次共同访书有很多值得怀念的事，但让我最为感动是薛师对的我照顾。那一年我正上博二，没有什么收入，所以这次辽宁之行的相关费用都是薛师来出，其间有几次打车什么的我想抢付，也被薛师拦下了。后来每每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很惭愧。所幸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沈阳工作，听说我们来访书，便要宴请我们，于是在我们最后一次去省图时，她直接把我们从图书馆接到一个规格很高的酒店用餐，只有我们三位，气氛轻松融洽，薛老师也很高兴，还亲笔题赠了朋友一本《东坡词编年笺证》。让我现在回想起来稍得安慰。

另外，还有一件生活琐事，让我永难忘怀。为了方便，我们一般就在下榻的宾馆内用餐。第一次吃饭时，无意中点了一盘鸡爪，似乎是蒜香的，十分入味，我和薛老师都特别喜欢吃，所以每饭必点。不过，每餐的最后，薛师都会把这盘菜全推给我，我虽也多次谦辞，但作为弟子，还是恭敬不如从命，所以每次都是我多吃多占。这虽是琐碎小事，然亦可见薛老师对我的关爱之情——我每次在薛师家吃饭，他和师母都觉得我太瘦了，可能是营养跟不上，所以就一直劝我多吃点。看来这也延伸到出差之中了。近年带学生读唐传奇，《柳氏传》中有“解衣辍食”之语，有的学生不太明白，我解释时会联系到《史记·淮阴侯列传》的“解衣推食”，讲到这里，便会想起薛老师推盘给我的情景，觉得还是《史记》用“推”字更为切当。现在想来，不觉潸然。

六、愧悔

仔细算来，这些年因为各种忙乱，去薛师府上拜望次数已非常稀少了。2014年，我从日本回来，暑假回老家时与薛师约见。薛师特别高兴，请了阎琦老师、贾三强老师、李芳民老师、张文利老师、赵晓雷老师一起吃饭，薛老师拿出了他珍藏已久的茅台，用薛师多次畅想的，要“一醉方休”。不过，薛师正如他的研究对象东坡先生一样，酒量并不好，所以并没敢多喝。但我们在席间聊得非常畅快，也算是用“聊”来“醉”了。再后来去看望薛师是在2015年夏天——没有想到，那竟然是最后一次……以前常在各种怀念文章中看到“没想到竟然是最后一次”的话，总觉有点虚饰，现在才知其中的无奈与愧悔。我们常常以为未来还有很多机会，却不知道这很可能只是一种错觉。

当然，并不是我们没有约见，只是这些相约总阴差阳错而不能成行。比如2018年夏天，我返京时与薛师约好了，我都打车到他家门口了，却敲不开门，一打电话方知，薛师已经搬了家——此事他以为我知道，而我完全不知道；由于新家较远，我又要赶火车，只好放弃。再如2019年夏，我吸取教训，提前十天便与薛师约好了时间，薛师甚至为了给我节省时间，想把约见的地方放在原住的地方，那里离火车站更近。没想到，就在约定时间前三天，我接到薛老师的信：“单等你回来畅叙，谁知又有一桩急事相冲突了。因你师母观念未变，总要魂归故里，入土为安，家里又刚好盖好了房子，又恰恰二十五日儿子的车号限行，必须提前一两天出发。咱们早已期盼的畅叙只好泡汤了。等你下次回来再一醉方休吧。”我不太明白这里说的“魂归故里，入土为安”是什么意思，但根据我们老家的习俗，可能是在老家预先修好了墓，薛老师与师母要回去参加一个仪式吧。这确实也是很重要的事，而我的车票也早定好，无法更改，只好再寄希望于下次。那年，我出版了两本小书，想来薛老师都会比较感兴趣，但我一直想面呈，心里稍稍有一种子女小有成果在父母面前献宝的心理，于是就没有付寄，没想到却永远没有机会了……

大约两个月前，有出版社的朋友与我联系，说在编辑薛老师著作的时候，想与薛老师交流，却联系不上。我赶快给薛老师写信，一直没有回信；于是便给薛老师打电话，手机没人接，座机也打不通。我很紧张，忙与张文利老师联系，张老师回信说因疫情的影响，与薛老师也交流较少，但据她所知薛老师身体还好。此后我也在邮箱中收到了薛老师的回信，情况似乎很正常，也就放下心来。但过了几天又联系不上了，我继续与贾三强老师联系，才知道薛老师住了院。但很快又出了院，说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有点贫血。后来电话也联系上了，虽然薛老师说话听起来没有以前那样清晰了，但总觉得应该没有问题。于是还约了今年八月回西安开会时再去拜望他，没想到，会议因疫情而推迟，而薛老师却走了……

近些年，薛老师一直在修订他的几本大作。《乐章集校注》已完成增订并出版；《周邦彦行实新证》也已进入出版流程（就在去世前三天，他刚刚手签了此书的出版合同）；《东坡词编年笺证》是他最用心力之书，也早修改完毕，并交付出版社……斯人虽逝，手泽常存……愿这些著述都能早日出版，以告慰薛师！

薛师去世前三天在出版合同上的签名

薛师去世次日，邱晓兄赴蒲城吊唁，问我是否有哀挽之词，但思绪纷乱，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只能潦草写了两句，完全没有提及薛师学术上的贡献，只是表达我个人的哀痛：

先生遽归道山，如斯之痛；后死迟校遗著，罔知所言

弟子李小龙恸挽

——写于薛师逝世六十日之时

薛瑞生（1937.12.11—2020.6.29），陕西蒲城人，中共党员。1961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陕西师大附中语文组长，西安市碑林区委办公室干事，陕西省委文教部干事，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等。曾任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苏轼研究会理事、李清照辛弃疾研究会理事、中国词学研究会顾问、杨万里研究会顾问，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作协会员等。著有《红楼采珠》、《红楼梦谫论》、《乐章集校注》、《东坡词编年笺证》、《清真集校注》（第二作者）、《柳永别传》、《周邦彦别传》、《诚斋诗集笺证》、《晓风残月——柳永传》等著作，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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