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们为何在这里？

我无法确认老外（老美或是欧洲人）的目的性都很强，但我读老外写的书（能流进我们书店里的那些书），总能从中读到对目的性的描述。对他们来说，做事不问缘由，是很奇怪的事。

2012年10月，我在上海张江诺华工地。有一次，因为总平面布置方案被反复退回好几次，我们被怂恿去找管理公司的安全经理。这是一位体型庞大的老外。在反复讲述了几遍他的观点后，他终于不耐烦了。之前，应该是有一位我们的同事，跟他就这个问题讨论过，还专门召开了会议。我们这次去找他，他有点儿莫名其妙。虽然在他的理念中，有问题，可以随时找他。可同样的问题，找了他两次，他有点儿冒光火。很快，他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们：为什么我要主持这个会议？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再次听到这句话，是在七年之后的2019年10月，在另一个工地举行的IFW专门会议上，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为何在这里？

这是典型的“西方式”地位。做任何事，先问“为什么”。作为典型的受中国文化熏陶的读书人，对于这样的问题，当然是一脸的茫然。在我的概念中，我从来不会问“我为什么在这里”。直接的回答是，因为有人通知我来这里。潜台词是：这不是我想来的，别人要求我来的。如果我不来，人家可能会说我坏话，罚我的款或别的什么。

另外，我就不能来凑热闹么？人多的地方热闹，凑上去看看，看他们都在干什么，有什么好玩的，新鲜和刺激的事，跟着也乐呵乐呵。

另外，我也可以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已经来了，就这样了。

这样的想法，很常见，不是么？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学欧洲人那种直接：我来这里能获得什么？我能做什么？他人期待我什么？

回答了这三个问题，就能回答“我为何在这里”。我期待能获得什么（知识或是教益，或者结交朋友，或者是获得一份工作），所以我在这里。我能做什么，满足他人的期待，所以有人邀请我来，有人希望我来。一方面，是我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我能做的有价值的事。

在日常的交往中，我通常会简明扼要地问别人两个问题：

1、你希望我能为你做什么？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会给出我的意见或做出我应当做的事。

2、我可以从这些事（或人际关系中）获得什么？这就涉及到我的反思和总结了。

虽然我有了这样的思维方式，但我仍然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是很普通的公民。我只是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人际交往中的事，简单直接，每个人都能受益。也因为是这样的思维方式，所以我很少参与到漫无边际的闲聊中，有更多时间去做自己想做和应该做的事。

我判断是否去做一件事的标准，也从漫无目的的盲目闲逛，转到了先问“为什么要这么做”的目的性很强的行为方式。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去做？然后才是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的问题。

缺乏目的的漫游，是我一贯的行为习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很不习惯凡事问目的。因为闲散惯了，也不想受约束。但这么些年过去了，我渐渐意识到，不问目的的言行，最终导向没有结果的结局。唯有目标明确，并持续不断地朝这个目标努力，才能达成想要的（或者意想不到的）结果。

明确了目标后，虽然会失去很多（这种担忧，也是我们心底无法抹去恐惧），但也会给我们带来成就。我们生性中的散漫，在经历了明确目标的打磨后，会有所改变。我就是个例子。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问缘由，散漫无度，确实很惬意。我们生性不喜欢被约束，只想着处于思想不受约束的茫然状态。如果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是一种可贵的品质，思想不受约束的茫然状态，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懒散的、意识未受约束和训练的蒙昧。对，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来看，因为经历了自我封闭和胆战心惊的年月，深知一个人若是深陷于自我的观念囚笼中，他的自我意识，很难继续往前发展。虽然我早早地就读到了物理学上的熵增定律，知道宇宙是趋于热寂和无序的，但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结论。因为，我找不到让意识摆脱沉重负担的出路。

每每读到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一段话，激情澎湃，以此自勉。但又在心底怀疑，是否真的有必要经历种种磨砺，才能成长？从破除熵增定律来说，一个组织，一个系统，如要走出被体制化、无法自我更新迭代的怪圈，就要加入新的信息（聘请新人或了解外部信息）。作为一个人，如果要成长，就要破除过去的我执，不断接受外界的信息，以此更新自我意识。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一直对“自我意识”着迷。我认为，自我意识非得经历许多的磨砺，方能打破固有观念的囚笼，朝自由和活力的方向发展。一个人越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能做什么”，他就越能在混乱无序的状态中，抓住主要矛盾，用他的学识和经验，做出当时最佳的判断和选择，做他能做的和应该做的事。我想，我们的人生价值，就体现在我们清醒而明智的时刻，提供信息，扭转失控无序的状态，促使事情办得成。

在经历了这些年的磨砺后，我慢慢地领悟到，人的自我意识可以通过不断地输入外界信息，自我反思而不断发育成熟。但我们也可以一直躲避在过去的自我之壳中，拒绝发展自我意识。或者，他没有意识到，他可以发展自我意思。或许是因为，没有哪件事促使他发出了“我为什么在这里”这样的问题。

排斥目的性，是我们文化性格中的特征之一。我们崇尚自然，觉得受过挫折的人生就不完美了（又比如，被人用过的东西就不干净了。在寻找伴侣上，也有类似的洁癖）。我们希望一切事情都像苹果树那样，自然地生长，开花和结果。我们从根本上排斥人生的坎坷和磨砺，经常哀叹命运捉弄人，生活不公平。我们本着人性中的“趋利避害”的原则，倾向于逃避和推脱的做法，只想让自己那颗心，一直处于茫然状态。想看到一切好的事，听到好的话。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我们因为文化性格中的这些特征，失去了觉醒和成长的机会。个人意识没有发展，个人的精神风貌和为人处世的方法，就不会有改变。

目的性是“功利性”的，我们很不喜欢自己成为“功利性”的人，觉得那么做肤浅。但自我塑造必须有个具体的方向。如果没有目的性，我们就不会问“为什么我在这里，我能做什么”这样的问题。自我意识，便不会逐渐深入发展，最终将我们塑造成“我们想要的模样”。我们打心底对那个卓越的可能的“我”，感到恐惧。而我们也乐于打压、否定那个正在走向卓越的可能的“某个人”，让他悔改，成为像我们一样处于意识盲目的状态，不闻不问，浑然不觉。

谁愿意自讨苦吃呢？谁愿意遭罪呢？不如舒舒服服躲在某个角落里，一个人逍遥自在。或者云游四海，无牵无挂。当然，这也是一种人生。还有一种人生，这些人自愿或是被动卷入了复杂而麻烦的事中，刚开始或许还有抱怨，但很快，他意识到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当他问，当下情况下，我能做什么，以及，我能从中获得什么，这就回答了“我为何在这里”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指路明灯，能指引我们穿越丛林和迷雾，穿越思维的混乱和漫游，朝我们设定的目标而去。

用心地去做一件事，就会被这件事改变。害怕投入地去做一件事，往往回避了成长。有时候，我们可以主动选择；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去应对尴尬难缠的事。不管当前处于何种境遇，我相信，只要目标明确，总能在不确定中找到确定性，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