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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览史籍，发现康熙时代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凡在当时家喻户晓、大受欢迎的戏曲、小说等，似乎得不到康熙帝的青睐，而它们的作者则境际各有不同，有的原本平坦光明的仕途就此打住，被罢免还乡，有的则是屡试不第，终生与功名无缘。
这样的事例不少，我举了两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来略作说明，第一个是写出《桃花扇》的孔尚任。此公是孔子后裔，早年曾卖田纳粟捐了监生的科名，但未能如愿作官。康熙二十一年，孔尚任35岁，应当时的衍圣公孔毓圻所请办理其妻丧事，接着又为其续修“孔子家谱”和“阙里志”，并训练祭孔仪式中行礼、作乐的各种人员，两年后，孔尚任等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际遇。那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返程过曲阜祭祀孔子，为了表明尊孔崇儒的态度，康熙皇帝特地命令在孔氏子弟中挑选两人为之讲经，衍圣公孔毓圻推荐了孔尚任，孔尚任在康熙面前进讲了《大学》首节，随后引驾观览孔庙、孔林，受到康熙的称许，当即指定吏部破格任用。孔尚任就这样由一个乡村秀陡然成了国子监博士，孔尚任在自己的《出山异数记》中对此曾有详细记载。次年孔尚任受命随同工部待郎去淮扬治河，疏浚黄河海口。在淮扬三年中孔尚任实地考察南明遗址、广泛接触明末遗老，为其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素材，康熙三十八年六月，经过10余年呕心沥血、三易其稿，孔尚任终于写成了《桃花扇》。此剧以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和名妓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为主线，揭示了南明福王的兴亡始末，甫一推出，就名动京华，每次演出，都引得名人大臣、文人士子纷至踏来，交口称赞，这种情况很快就传到了康熙皇帝耳朵里，七月初七日康熙就命内侍向孔尚任索取剧本，并且要得十分急促，孔尚任只好半夜送进宫中。看过剧本后康熙很不高兴，转过年来春节之后，康熙就授意户部以“莫须有”的原因解除了孔尚任的职务，此时孔尚任刚刚升任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郞不过十几天的光景。
 至于蒲松龄的故事更为人所熟知了，他少时就聪颖过人，19岁时就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考取秀才，但以后却屡试不中，以诸生终老，连一个举人也没有考上。康熙九年，蒲松龄31岁时曾到宝应县当过一年幕宾，亲眼目睹了官场的腐败，南游归来，蒲松龄主要是靠到当地缙绅家设馆为生，直到71岁才撤帐归家，蒲松龄自幼喜欢民间文学，广泛搜集精怪鬼魅的奇闻异事，加上主人家藏书丰富，使他得以广泛涉猎，大约在康熙十八年左右，蒲松龄将这些创作营养，熔铸进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出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小说问世后脍炙人口，时人竟相传抄，当时的文坛领袖、官至刑部尚书的王士祯在看了《聊斋志异》的手稿后，加了不少旁批、眉批并赋诗一首作出评价：“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听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曾向康熙作过推荐，康熙对这些描写花妖狐魅的幻想故事也很感兴趣，但始终未对作者作过一丁点拔擢的示意，以至于蒲松龄在写出《聊斋志异》的三十年间，一面教书，一面应考，终竟还是个穷秀才。七十一岁他才援例出贡，四年后便死去了。
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和睿智的君主，康熙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对这些名著的文学价值自然是心知肚明的，他并不非不喜读名著，而是读出这些名著的“弦外之音”，并对这些“弦外之音”非常之不悦甚至于不满。像《桃花扇》虽然写的是南明的腐败，也讲了李自成起义军逼死崇祯皇帝一事，从大节对宣扬教忠教孝有所裨益，但剧本毕竟对明代的灭亡流露出惋惜之意，对那些不肯出山做清朝大臣的人们也进行了表彰，会引起一些人的故国之思，而对本朝疏远。由此康熙认为他亲自赏识、提拔的孔尚任对大清并非忠心耿耿，孔尚任没有被加罪，而仅仅被罢官了事已经是非常幸运之事了。至于《聊斋志异》，正如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所说的，“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已经开宗明义地表明了作者的态度，蒲松龄假借花妖狐魅揭露社会腐败现象，抨击科举制度、批判封建礼教，刺官刺虐入木三分，这种愤懑与怨气自然为康熙所不喜，蒲松龄终生与功名无缘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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