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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诗刊】No.10652期B版||我生命里的两个女人 作者:刘长春

 北上广文学 2020-08-29
广州诗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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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里的两个女人
作者:刘长春


      在我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对我影响最大,一个是我初二时的语文老师,一个是我母亲。
      先说我的老师,她叫李秀英,教我那年20多岁。个头不高不低,身材不胖不瘦,说话温文尔雅。当时我的作文成绩在班级属下等,其它科成绩也是一团糟。有一天放学后,李老师叫我到办公室来一趟。一路上我的心七上八下,老师找我干什么呢?是因为我数学作业没交?还是我英语课上睡觉让老师告了状?我想,肯定不是批评就是挨训。
       走进办公室,李老师叫我坐下,表情略微严肃,但语气挺亲和地对我说:“老师看了一篇你写的作文,觉得你非常有天赋。”
       啊……我惊讶地张大嘴巴,我那错字连篇、词不达意的作文还有“天赋”?听了李老师的这句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我分明从她和善的目光里,明显感觉透射着真诚。
      李老师为我倒了一杯水,接着说:“是这样,我办了一个‘作文夏令营’,想在班级里重点培养你,如果你想加入,你就每天写一篇作文交给我,老师帮你修改点评,我相信你一定会大有进步。”
      “老师……我……”许是太激动了,我吭哧瘪肚半天,也未说出话来。
        李老师微笑的冲我摆摆手,说:“回去吧!过两天把作文交上来。”
      出了办公室大门,我浑身像打了鸡血似的信心满满。当天晚上,我花了两个多小时写好一篇作文,第二天早早来到学校门口堵李老师。
      然而那天早上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班级里的好多同学也手拿作文,于是我就问怎么回事?有的同学说李老师找他谈话了,我一听谈话的内容与昨天李老师对我说的一样时,就把李老师找我谈话的事也对同学们说了。很多同学如梦初醒,觉得李老师骗了他们,有的一转身回了班,有的干脆把作文撕了。
      到这时,我也识破了“骗局”,原来,班里的每个同学都去过李老师办公室,而且,李老师对每个同学都说过同样的话。
      李老师的演技虽然不“高超”,但不得不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打那以后,我都坚持每天写一篇作文,一直到初中毕业前一个月。
      我记得我快写入迷了,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李老师用红笔给我写的评语和修改。尤其是老师褒奖我的地方,看得我心花怒放,有时,李老师在全班念我写的、经她润色过的作文时,极大地满足了我那颗年幼的虚荣心。
        渐渐的,我的作文成绩提高了,在学年也有了名气。
       参加工作后,我依然喜爱文学,经常去单位的图书馆借文学书看,加入了当地作协,征文比赛多次获奖。
       现在,我已在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发表长长短短的文章百多篇,并兼职多家文学微刊编辑。
      今年同学聚会,我见到了李老师,四十多年过去了,她已白发苍苍。我们提起当年她“骗局”的事情,李老师唏嘘不已,她说她没白骗,骗出来一个作家。
      当年她对我说的那番话,真假已不重要了,但那时,我相信是真的。是她点燃了我的文学梦,如果没有她当年在办公室的那一幕,我的命运不知会怎样?
       再说我的母亲,她1945年生人,解放后念过几年书。她的话不多,甚至有些吝啬,但往往一句话就能叼住要害,令我受益匪浅。
      我45岁那年,文学创作遇到了瓶颈,那年冬天,我顶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带着满脸困惑回到老家。
      一进屋,母亲见我闷闷不乐,就安慰我说:“别写了,头发熬的都快掉秃了,再说,也不挣钱。”
      我长吁了口气,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大口,又缓缓地吐了出来。
      母亲停下手里的活,想了半天,冷不丁问:“那个叫鲁迅的在你们写文里是名人不?”
       我点点头说:“不光是名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
      母亲一听“噗哧”乐了,她说:“妈以为写作多难呢?”
       我心里烦,便不再吱声。母亲迟疑片刻说:“鲁迅的课文,妈上学那会学过,我记得他写过这么一句:房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桃树,另一棵也是桃树。”
        我说是有这么一句。“咳!那妈也会写啦!”母亲说。
       我望了一眼母亲,有些惊讶。母亲清了清嗓子,说:“妈以前在供销社卖过白酒,那我就这样写:柜台上摆两坛酒,一坛是高梁酒,另一坛也是高梁酒。”
       我“腾”地一下从炕上坐起来,睁大眼睛看着母亲。那一刻,母亲的话如醍醐灌顶,把我多日的困惑一扫而光。原来,文学的灵魂就是源自真实的生活啊!
       于是,我连夜回家,把以前写的破诗歌稿子通通都扔了。
      以后,我拿起笔和本,迈开双腿,去公园找大爷大妈们聊天。秋天,我换上工作服,去农村亲属家收庄稼……
      不久,我的短篇小说《妈在山那边》发表了,里面的故事素材就来自农村。许多文友给我打电话,说这篇小说写的好,什么“人物描写丰满呀,语言流畅精炼呀”等等,但我觉得都没有母亲说的精辟。
        我念给母亲听,她说:“我听着别扭。”
       我问为什么?
       母亲说:“啥叫小说妈不懂,就是你写的东西,不如妈小时候听说评书的讲的顺溜。”
        我虚心接受了,细细品味母亲的话,虽直白,却深刻。我认识很多全国各地的文友,其中不乏大家,但能如母亲说知心话的,几乎没有。
       知心的话一般都是普通人说的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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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都在努力》
     作者: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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