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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关后，大明旧土总体上存在三种势力，一是占据北京并确立统治的清朝，二是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势力，三是明朝遗老拥戴明宗室组建的南明政权。这三种势力中，惟独清朝达成了统一的、上下贯通的、运转有效的权威政权。且战略目标明确，始终一贯，保证了全局指挥权的贯彻性，政令的执行与配合尚且良好。而农民军与南明政权虽同属反清阵营，但他们缺少凝聚力，战略目标不清晰，更无明确的计划与实施步骤。因先天的阶级矛盾与后继的灭国之恨，南明政权也很难与农民军形成真心实意的统一战线，抗清力量的松散性，是其迅速垮台的根本原因。 清朝入关后的策略清廷入主北京后，最为重要的是稳定官民的情绪，因为清军以往的风格是劫掠和迁移人口至关外。多尔衮的做法是将顺治接入北京，祭拜天地，正式定都，这代表清朝成为中土的稳定政权。 石河之战是吴三桂迎清军入关的模板，这标志着地主阶级与满清是能够达成合作的。多尔衮及时的分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宣誓着清廷是愿意接纳明朝旧臣的，这就迎合了地主阶级的现实需求。 明亡之初，士绅就开始分化，在李自成的野蛮掠夺下，北方一部分士绅急于投靠强有力的政权，清廷定都、吴三桂获封，带来了明朝地主官僚投诚的蝴蝶效应。如山海关总兵高第、孔希贵、兵部侍郎金之俊、三边总督李化熙、御史卫周胤等等，还有通过降清官僚的举荐或自荐，成为清廷主政之初的官僚基础，如明大学士谢枡、冯铨、翰林院侍讲孙之獬等。 在阶级矛盾上，清初并没有激烈的军事镇压和民族压迫政策，反而提出为崇祯皇帝报仇的口号，将民间矛盾焦点引导至农民军身上。加之李自成在入京之后，由于军纪不严，部下多有倾占百姓财产的举动，所以人民很容易接受清朝的争取。 清朝入关之后较为平缓的接手了北方，且不像李自成一样，与明朝的官僚体系水火不容。反而是利用明末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争取了大部分地主官僚、普通群众的支持，顺利的继承了明朝的行政架构，迅速进入国家机器的运转。由于明朝投降官员对农民军叛降不定的特点非常了解，也就指明了只剿不抚的方向，帮助清廷筛选出北方的农民军据点，各个击破后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这就是一个运转有效的权威政权，能够上下一贯的制订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并付诸实践。 明清交替初期的形势与矛盾点北方士绅分化以后，与投降派对立的士绅集团忠于民族立场，转向抗清或做遗民，或留居北方，或弃家南下，如明陕西副总兵孙守法、明宁夏巡抚李虞夔等。南下士绅与南方本土士绅核心利益虽有差别，但内心驱动一致，他们不甘江山失于农民军，更不甘异族渔翁得利，于是由士绅集团产生的政治代表聚首南京，推举福王朱由崧重建明朝统治，产生第一个南明政权弘光政权，拥兵数十万。此时进入了短暂的分裂时期，一时间四大政权并立，除了清朝和弘光政权，另外两个分别是退守陕西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和顺治元年（1644）十一月，建立在四川的张献忠大西政权。 “保宁、顺庆先已降自成，置官吏，献忠悉逐去。自成发兵攻，不克。”——《明史》 这几个政权之间，清朝实力略占上风，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消灭其他三个政权。而李自成与张献忠虽然是明末统一战线的义军，但长期不睦并非秘密。顺治元年七月，李自成派马科去四川“招安保宁一路”，力图在四川建立根基的张献忠与之爆发大规模冲突，这说明当时农民军并不能形成合力，反而是有利益冲突的。 这种冲突是正面的，而且是发生在两个较大的势力之间。如果放眼全国，各地的小股农民起义军也是各自为战，不仅没有形成紧密联系的统一团体，还会借着李自成、张献忠的旗号进行扩编、勒索、敲诈地方百姓。如满家洞起义军就是挂着大顺旗号“招摇撞骗”。
而南明政权标榜为正统，也算是明朝的流亡政府，所以与农民军“不共戴天”，所以南明政权一方面警惕着清军南下，一方面集中精力打击农民军势力，可以说战略重点仍然倾向于“攘外必先安内”。这个时期最困难的就是各个农民军势力，他们饱受清廷与南明双重打击，皆自顾不暇。 清朝正是利用了这个时期的矛盾焦点，制定了先农民军，后南明的战略计划。顺治元年十月开始，英亲王阿济格率3万军经山西入陕、豫亲王多铎率2万军由河南趋陕，两路清军剑指西安。 多铎至十二月底渡黄河、破洛阳、定灵宝，进逼潼关，再以红衣大炮破关而入，直逼西安。阿济格到次年元月渡过黄河，沿线攻占绥德、延安等地。 李自成为避免腹背受敌而主动放弃西安，率残部经蓝田、商州，走武关，退入襄阳，并“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于三月攻占明将左良玉镇守的武昌城，企图沿长江东进夺取南京。李自成的路线证明了他是一个善于利用战略地理的军事领袖。也正是农民军处于长江流域的上游区域，弘光政权才会感受到威胁，制订出“联虏平冦”的战略。史可法就是这个策略的绝对支持者，是不是非常嘲讽？ 阿济格利用弘光政权的国策，能够在追击李自成的同时，分兵绕道江西九江，切断李自成的去路，这是李自成战败的重要因素。李自成被杀后，大顺军残余在李过、郝摇旗、高夫人等率领下继续抗清，清军则占领了豫、陕、鄂大片地区，黄河流域乃至淮北地区基本被肃清。 多铎在李自成放弃西安后转兵东南，目标指向弘光政权。顺治二年三至四月，多铎部肃清豫东地区，由皖北分兵进攻徐州、亳州，旨在控制两淮咽喉，史可法就是在这个时期死在了扬州。扬州沦陷半个月后，清军一鼓作气渡过长江，攻下南京，于芜湖俘获朱由崧，弘光政权灭亡。 由此可见，清军攻打李自成时，就已经为战局走向做好了铺垫。从陕西的正东与东北方向进攻大顺政权，留下东南、正南两个缺口，要么将李自成推向四川，要么推向东南。这两个方向上一个是大西政权，一个是弘光政权。虽然武昌的左良玉当时已经不受弘光政权节制，但他是代表了不愿意归降的军事势力。所以清军的策略就是利用了这些势力之间的矛盾，这与山海关前坐山观虎斗，赢得吴三桂开关的模式如出一辙。 南明流亡政权的挣扎与失败弘光覆灭后，江南半壁已经沦陷，清廷基本稳定了中原及江淮地区，温和的民族政策已达目的，此时诸多汉族官僚为表忠心，纷纷摇首献媚。所以清廷开始强硬的推行民族同化，“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的剃发令也变成了“留头不留发”的强硬政策。虽然激起反抗，但最终在军事镇压下得以平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嘉定三屠”。此后，清廷再以汉族投降官僚兵部尚书洪承畴经略江南，以汉治汉，稳定江南局势。 到了顺治三年，清军的维稳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于是开始向大西政权进军。此时大西政权统治区域内的明朝旧军官仍然进行着游击战，清军趁机攻打四川，张献忠在逃亡的路上被豪格部下乱箭射杀。至此，清朝统一战争算是取得阶段性胜利，但这也改变矛盾焦点，不过这种改变已经难以扭转形式，南明和农民军错过了最佳的联手机会。 在弘光时期，农民军与南明士绅的矛盾不可调和，这是汉族力量分裂与削弱的根本原因，清军正是利用此间矛盾，及时扩大统治区域，并敢于强硬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但当弘光覆灭，李自成、张献忠身死之后，明朝遗老与农民军的矛盾被抛之脑后，他们看清了形式，走到了一起。所以隆武政权、鲁王监国政权与大顺军第二代领袖形成了支持与合作；大西军第二代领袖也在云贵地区主动接触永历政权，达成抗清统一战线。 虽然整体形势上形成了貌合神离的统一战线，但这两种集团都没有清除内部不团结的问题。南明流亡政权从娘胎里带出党争弊端，尤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士绅集团最为严重。由于不同党派之间进行了长期你死我活的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至相互仇恨的状态，不可能在同一阵营里救国救民，所以他们拥立不同的政权。即便在同一阵营，也不能精诚团结，出现很多投降和投机者。 弘光之后，隆武政权与鲁王监国政权并立，郑芝龙投降直接导致隆武政权覆灭；顺治三年十一月，唐王朱聿建称监国于广州，年号绍武；桂王朱由榔则在肇庆继位，年号永历。绍武政权建立之初就未将抗清作为第一要务，反而与永历政权相互攻伐，二者互争帝统，最终清军骗开广州城门，朱聿自缢殉国，邵武政权存在四十一天便被覆灭。永历帝见状逃往广西，欲与农民军合作，但地缘隔绝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形成有效的指挥，何况永历皇帝也只是一个傀儡，一个士绅利益的代言人。 农民军方面，大顺军分作两部，郝摇旗、刘体纯一部，李过、高一功一部，他们先后进入湖南，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合抗清，取得一定成果，配合南明政权掀起了一次返清高潮。可当明军将领与农民军将领打扫战场时，谁也看不起谁，分脏不均后演化为军事冲突。清军趁机反攻，收回湖广，导致大顺军残部溃逃离散。 大顺残部败走之后，大西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的带领下再次联合永历政权。反清势力重整旗鼓再入湖广，川南地区也重归大西军。在取得胜利后，孙可望与李定国的矛盾爆发再次葬送抗清成果，二者爆发大规模军事攻伐，李定国本部人马阵前倒戈，被孙可望打败，而孙可望获胜之后立即叛变降清，以至贵州、广西皆落于清军之手，永历帝朱由榔于顺治十六年（1659）逃亡缅甸，后被降清将领吴三桂连哄带骗抓获，绞死于云南昆明。 综上，南明数个政权缺少足够的凝聚力，在弘光政权错过最佳的反清机会后，后继政权虽然与各地方武装义军、集团形成松散合作，但缺少实际可行的计划与步骤。整个抗清活动，除隆武帝有过五路兴师恢复南京的战略计划，并力图实施，其他则都乌有，中兴的时机和力量就此白白流失。从明亡到夔郧山区起义被扑灭共20年间，南明政权并没有一个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集成一股强大战斗力的领袖。所以各种抗清势力因循苟且，甚至为争权夺利、自残内讧。清朝利用这个致命弱点，有针对性的制订战略，从而完成了征服。 参考资料：《清世祖实录》、《明季南略》、《清史列传》 、《清史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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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聿剧照）
（多铎
（清军进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