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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物刊（ID：gh_94d4e78d2ba8） 今年，余华60岁，距离那个拼命读书写作的年代过去近四十年。与贫瘠和不自由的日子相比，如今他什么都有了，家庭、名誉，以及不愁吃穿的财富。 （余华） 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活着。 28年前，张艺谋找到余华，希望能把他的作品《河边的错误》改编成电影，想法都构思好了，拍成惊悚片。 迫于生计的余华一口答应。 为了对余华有个完整的了解，他要求看完余华所有的作品。余华给了他一篇还尚未发表的清样《活着》。 张艺谋一宿没睡，一口气看完。苦难的年代，每一个小人物都在想方设法地活下去。他惊讶于“中国人身上那种默默承受的坚韧和顽强求生存的精神”。《活着》彻头彻尾打动了他，看完脑海里浮现出四个字：就拍它了。 当时的张艺谋，已经拍出了《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一系列口碑电影。但由于自己一直走极端路线的纪实风格，没有一点突破，他极需要拍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来打动观众。 于是《活着》成了他眼里的一块肥肉。 诸多不顺，剧本删删减减许多次，还想法儿让“家珍”活了下来，但因为审查等因素，没能在内陆过审。好不容易等到94年6月，才在香港上映。 好事多磨，《活着》上映后，张艺谋一连获得好几个大奖：47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大奖、48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第7届台北电影奖商业映演类大陆电影推荐奖······ 荒诞，朴实的手法，在那个年代脱颖而出。这部影片，一度被称为张艺谋拍得最好的一部电影。 而余华小说版本的《活着》几经波折，最后也在文学杂志《收获》上顺利刊行。 而后不断荣获各种国际大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最高奖项、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入选中国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 更是被翻译成八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刊行。迄今为止，各种版本的销量在一百多万册，上海文艺出版社两年时间，就印刷了二十七万册，在美国出版10年，每年依旧可以卖出4000册。这个成绩，于一个纯文学作家来说，无疑是耀眼的。 而今，张艺谋70岁，余华60岁。 离那个掀起巨浪的年代，跨越了近30年。 关于这一切，创作者余华感受是最深的。 余华出生在杭州，成长在海盐。记忆里的海盐，穷得“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读小学四年级时，余华一家搬到父亲医院的职工宿舍，一个离生死最近的地方，对面就是医院。他很调皮，经常和哥哥两个人偷偷溜进医院看父亲动手术，每次都被三个字吼回来：滚出去。 医院里有个太平间，是他夏天常去的地方。 白天是天堂，晚上是地狱。在余华眼里，白天是夏季乘凉的好去处，他可以一躺就是一个下午，很舒服，一滴汗都不会流。但到了晚上，各种惨叫声源源不断，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能把人的耳膜震破。 那时候的余华，不过也就十多岁。海涅有一首诗，其中一句“死亡是凉爽的夜晚”，用来形容当时余华的心情，最贴切不过。 所以，余华早期作品，全都关乎血淋淋的死亡。 《活着》里面的人物，除了福贵，全被余华写死了。不管他们曾经多么拼命地想活下去，最后也难逃一个“死”字。人在世上，不是生就是死，既然不能好好活着，那就好好地死去。 1972年，余华12岁，小学毕业。 恰逢海盐县图书馆对外开放，父亲为他和哥哥办了两张借书证，他没事就往图书馆钻，像一只饿了几天的猫一样，疯狂往脑袋里吸收“粮食”。《艳阳天》《金光大道》《牛田洋》《矿山风云》等等，那个时代的书籍，全被他翻了个遍，也不管记不记得住，看完过了瘾再说。 真正喜欢上文学，在13岁那年。 那是大字报的时代，街边贴满了大字报。刚上中学的余华，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在街道的大字报前站好长一段时间，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着迷。“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 18岁那年，余华参加高考，不幸落榜。 在家人的安排下，他进入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成了一名牙医。没有任何经验，师父与祖师爷都没有接受过正经培训。 只是告诉他，你看我拔一次，下一次你就会了。 来看牙的大多都是农民，要拔的牙晃悠悠地贴在牙门上，一看就知道是哪颗牙要拔，余华拔起来也不太费劲。 这个工作，余华干了五年。看了一万多张嘴巴，实在不想再继续。 他羡慕在文化馆工作的人，那里的人，不用正点上下班，时间非常自在，他也想去。去那里的人，要么画画，要么唱歌，要么写作。前两个自己不会，后面一个，自己好歹读了书，也识字，或许可以试试。 余华看了很多书，遇到很多个喜欢的老师，川端康成是第一个。 20岁时，在浙江宁波一间昏暗的公寓里，遇到川端康成。读到他的一部作品，叫《伊豆的歌女》，被吓了一跳。 那时的中国文学正处在伤痕文学的黄金时期，他在川端康成的作品里，发现受伤的小说还能有另一种表达，至此深深迷恋他六年时间。只要川端康成写的书，他都买来看。在川端康成的作品里，他学到了细部叙述的魅力。 后来发现长期喜欢一个作家，会被那个作家带“跑偏”，语言里会不自知地掺杂他的风格。直到遇见卡夫卡，他才从川端康成的文字里拔出来。 一个作家，他可以没有很高的学历，但他的知识面和阅读量一定要像海洋那样宽广。 除川端康成、卡夫卡，其他国外文学家的名字与书籍他也信手拈来。马尔克斯、茨威格、布尔加科夫、福克纳、巴尔扎克、三岛由纪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都是他心头所爱。读大仲马的《三剑客》《基督山伯爵》连续三天三夜，饥不择食似的把它们看完。 他知道自己要写出好东西来，必须不断地阅读经典，不断地索取知识。 在南方那个只有八千人的小镇上，他日夜在文学世界里癫狂。《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那个时候写出来的。在此前，他已经连续发表《鸽子，鸽子》《第一宿舍》等短篇小说。 1983年底，余华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 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打到卫生院。打电话的人是《北京文学》的副主编李陀，邀请他去北京改稿。余华的心情异常激动，第二天就去了北京。怀里同时揣着那本自己颇为满意的《十八岁去旅行》，把它拿给李陀看。 李陀看完只说了一句话：“你已经走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 这句话给了余华莫大的鼓励，也是因为这句话，让他越写胆越大。 改稿非常顺利，再次回到海盐县，他已经变成了轰动一时的名人。县委宣传部长觉得余华很有才，不应该在牙科诊所继续拔牙，应该调去文化馆。 1984年8月，余华如愿以偿，调入县文化馆，开始自在的生活。那时他几乎每天睡到中午，上大街上到处溜达，实在没人陪他玩了，就回到住处开始写作。 一直到1993年，余华觉得写作能养活自己时，才辞去那份世界上最自由的工作，前去北京，开始更自由的生活。 《活着》是余华进入文化馆后几年创作出来的。 最开始构思时，他使用的是全知视角第三人称，用冷静、抒情、精美的方式完成这个故事，与他的先锋文学叙述相同。但写到一万字时，发现很难再写下去，放弃这个题材又很可惜，最后他把“福贵”这个角色换成第一人称，让他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很快顺利完成。 好的创作者，先感动自己，再感动别人。 《活着》初稿写了一年，他边修改边放声大哭，根本无法控制情绪。 后来写《兄弟》也是一样，修改时痛哭流涕，边上全身擦过眼泪的湿纸巾。 《活着》那本小说，里面用的几乎是最朴素的语言。“福贵”是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他的一生都是农民身份，面对这样一个身份，所有的语句都必须为他而生。也就是这样的语言，赢得无数人的欢心。 1986年至1989年，这三年里，余华处在极其疯狂的状态里，无论写什么，都变得很极端，作品里全是暴力与死亡。白天写杀人，晚上做噩梦被追杀。吓得他后面再也不敢创作杀人的小说。 90年代世界杯期间，余华被马原拉去辽宁文学院上课。那是他比较欢乐的一段日子，课余时间与史铁生、刘震云、莫言一起踢足球。奔腾在球场，渐渐忘了“杀人”的日子。 1993年，余华去了北京，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一开始靠《收获》领到400元稿费，和妻子挤在单人床上，日子贫乏。当时写小说，没有版税，千字30元。为了生存，连续写了两年电视剧，什么类型都有，大多在凌晨播出。 后来张艺谋买下《活着》的版权，给了他25000元，一下子就把他从泥泞中解救出来了。那笔“巨款”被余华在枕头底下压了好几天。 巴金是余华文学创作路上最重要的一个人。 余华超过3／4的小说都发表在《收获》上，那时《收获》的主编就是巴金。 《活着》放今天来发表，没多大问题，但在几十年前，需要冒一定的风险。 因为巴金的庇护 ，与余华同时代的先锋派作家们才能得以茁壮成长。 1999年，余华去了趟美国，顺道去找他的师傅威廉·福克纳。影响余华的作家有很多，福克纳是其中一个，是教会他心理描写的老师。 在奥克斯福，大夏天，余华在烈日下到处寻找福克纳的墓碑。几乎把所有墓碑寻了一遍，最后在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里，邮票大的地方，看到了。 “这么做，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心愿，完成了什么都没有了。” 书看得越多，对社会及人性的思考越深。 余华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底层小人物。《兄弟》里好不容易写了个有钱人，还是一个土财主。 这与他的成长背景有关，也与他对生活的感知有关。他深知，小人物最能走入大众的内心，因为多数人，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活着》是口碑最好的一本书。但《兄弟》，却是余华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 最开始写《兄弟》，在1996年，那时余华36岁。但写着写着放弃了，一直到2003年才重新捡回来。 接着写《兄弟》，余华的状态很好，几乎连着几个小时不吃不喝地写。 《兄弟》中，他描绘了一幅巨大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图谱。 余华的作品里，有川端康成的细腻，卡夫卡的意识流，以及福克纳的人性。《兄弟》在极短的时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卖出40万册。这里面，自然有福克纳和其他数不清的作家的功劳。 随后他创作出来的作品，销售量基本都遥遥领先，在纯文学领域里烧出了一片天。 曾经有10年的时间，余华没写出任何作品，只写了一些随笔。沉寂的那段时间，他重温了很多经典作品，感受依旧强烈。 对于一个忙于写作的作家来说，偶尔停下脚步，倾听别人的声音，是弥足珍贵的。 今年，余华60岁，距离那个拼命读书写作的年代过去近四十年。 与贫瘠和不自由的日子相比，他什么都有了，家庭、名誉，以及不愁吃穿的财富。 他有遗憾吗？ 有。 那是八十年代末，余华与潘银春尚未结婚。 他晚上带着她去看别人家的窗户，窗帘里隐隐透出一丝丝灯光，奇美无比。 他安慰她：我们没有房子，但是我们有青春。 如今，他有房子了，却没有了青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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