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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月前，1月25日，大年初一，我在北京朝阳区几条街上逛了几圈，一个人一辆车都没遇到。
药店门口挂着牌子：口罩已售罄。
那是灾难「突如其来」和「震惊世界」的头几天，感觉有点不太真实。 
2020年1月25日，下午四点左右，北京日坛附近的一条街。 之后一个月，我每天都做些记录，数字、新闻、传闻、图片、音频、视频、以及404。如果有什么能留存下气味，也想记下来。 今天，8月29日，全球累计确诊超过2400万，至少有82.6万人死亡。 多个国际组织和媒体形容，这是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全球危机。 但我对这件事已经很冷漠，忘了之前的恐惧和愤怒。即使翻看之前的记录，也很难回想起当时的情绪。 这才仅仅过去了七个月。麻木，健忘，遥不可及，事不关己，我也是吃瓜时代的典型群众。 只有一种场景，无论如何也没法从我记忆里消失：亲人被迫分别的画面。 家人生病被救护车接走，你去医院探望，人却已在殡葬车中，没有告别的机会，下次见到的只有骨灰。 这些场景会引发我极度恐慌的联想，无需城市沦陷，更不用天下大乱，一场突如其来的永别就能击溃我。 2020年2月10日正月十六，下午一点多，北京朝阳区一条繁华街道，空无一人。 我们这几代人没见过灾荒，没遇过战争，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说，「宁为太平犬，莫做离乱人」。 离乱的痛苦，在于「离」。乱能忍耐，离难负担。 江苏作家金敬迈是1930年生人，抗战爆发时还不到十岁。宜昌大撤退期间，他们家人滞留在宜昌，每天在日军的轰炸中寻找离开的机会。 后来父亲总算弄到几张船票。老金听大人们讲，这是最后的船票，走不了就只能当亡国奴，当亡国奴就是死路一条。 
1938年，随着国民政府西撤，大批人流、物流涌向四川。当年10月，武汉沦陷后，撤退潮达到顶峰。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城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挤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3万。后来，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到了四川。这一大撤退被称为中国实业的“敦刻尔克”。 一家人赶到码头，却发现船停在江心，被一群小船团团围住。原来大船不敢停靠，必须划小船到江心才能上船。 老金家雇了只小船，折腾到半夜才靠近大船，但船工不开门，只能沿着船舷爬上去。 金父病得很重，就叫家人先走，自己留下来。当然不行，一家人死活都要在一块儿。好容易找到人帮忙，金父爬上船，累得吐血，差不多有一脸盆。 然而，之后几天船都在江上绕来绕去，总不真正开动，几乎所有的乘客随身带的食物都吃完了，江上卖吃食的小船也没货了。 于是有人趁小船上岸，打算买了东西再回来。 很多人乘小船上了岸，老金一个十几岁的姐姐也打算上岸，老金抱着姐姐的腿不让走。姐姐说，不买东西明天就没没吃的了。 老金死活不让，说不行，不能下去。 他哭闹得太厉害，姐姐就没下去。 
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的轮船。 不一会儿，灯灭了，船突然启动，小船被甩在后面，船上哭喊一片，岸上也混乱一团，但船不但不停，反而提速了。 随后船上还拉起空袭警报，虽然岸上灯火辉煌，天上也毫无敌机来袭的征兆。 船越开越快，岸上追赶得人越来越小，宜昌城的灯火在视野里消失。骨肉分离，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发生了。 我不信佛教，但相信佛经的一些道理。和亲爱的人、事、物分离，佛经叫「爱别离」，这种苦难，是人生八苦之一。 逃难路上，一旦别离就很可能再无相见之期——音讯全无、生死未卜这两个词有多沉重，旁观者哪能体会得到。 2008年老金接受采访时，回忆往事，说战争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一是抗战英雄，二就是普通人遭受的离乱之苦。 我有个朋友叫侠姐，过去12年里，采访过几百个抗战老兵，写了一百多万字的战争故事。 她说，战争不只是开战到结束，而是一团巨大的阴影，会影响不只一代人的人生，也不只是上前线的年轻人，还有无数普通人。很多年前，侠姐采访过一个远征军的女兵陈庆珍，云南大户人家的千金，在昆明上学爱上一个军医。军医要随远征军去缅甸打仗，陈庆珍提前毕业也跟着参军，也做了军医，两人在战场上举行婚礼。侠姐说，当时年轻，以为这很浪漫，但听完老人讲述，才懂得残酷。远征军溃败，医院被轰炸，她和几个女兵翻过野人山原始森林，踏着战友的尸体白骨，竟然活着回到了云南。野人山，位于中、缅、印交界处，绵延三百公里，大多山区至今仍是原始森林，居住于此地的克钦族被认为未接受文明开化，所以叫野人山。1942年，一支中国远征军穿越此地返回中国，困在山中，4万人进山，仅8千人生还，大部分士兵迷路与部队失散，在瘴疠之气中死于痢疾、蛇咬、水蛭和热带疟疾，有些人选择自杀。杜聿明在《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回忆：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蝗吸血，蚂蚁啃啮，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官兵死伤累累，前后相继，沿途白骨遍野，惨绝人寰，令人触目惊心。自己捡回一条命，丈夫却失踪了，一起参军的两个弟弟也失踪了。陈庆珍说，希望野人山一堆堆白骨里其中一个是弟弟，至少他还有战友陪着。回到云南后，陈庆珍带着子女独自生活，多苦也绝不再结婚，她始终坚信丈夫会回来。建国后，因为身份问题，她即便医术高明，也只能当助产士，工资低，没地位。1960年代闹运动，陈庆珍遭批斗，被医院和工人吊起来殴打，受尽屈辱。老人讲述这段经历时，儿子偷偷躲在厨房哭。母亲遭受的磨难，是他一生的心理阴影。陈庆珍却很豁达，对侠姐说，运动里整她的那个女同事早就去世了，但自己还活着。侠姐看过很多讲战争的书，大多数都是男性叙事，宏观主题，记录战场上如何排兵布阵，英勇杀敌。而关注普通人，或以普通人视角讲述战争时代的记录却很少。何谓战乱？因为战争或运动，社会失去秩序，人人的角色都被迫改变，人与人的关系遭到破坏。何谓难民？战乱中失去身份，丢了家人，流离失所，没了精神和情感依托者，都是难民。那个年代的中国，有太多人命运剧变，沦为难民，尤其是女性、老人和未成年人，他们在战争史中处于边缘，但其实，在战争时代却需要承受更多。于是，侠姐希望自己不只是个采访老兵的记者，不只是讲述战争本身，还要做一件更重要的事：「讲述战争阴影下的人生」。
侠姐采访越南战争的烈士的母亲，老人一直念叨，儿子死后，她每天晚上梦见儿子站在窗前。
听了侠姐的计划，我想起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采过的一个老人，谢雪萍，张学良弟弟张学思的妻子。1940年，谢雪萍和张学思在延安结婚，没有登记，没有仪式，就是向大家宣布一下。婚后不久，她就随军去前方，男人怎么走，她也怎么走。在晋察冀根据地，谢雪萍怀了第一胎。当时正是日军扫荡，几乎每天都在被敌人追着跑，这个孩子就生在野外，而且是难产。谢雪萍说，自己当时瘦，营养不良，体力也不好，整整三天也没把孩子生下来。……大夫就给开了剪子。当时麻药也没有，动剪子就剪，非常疼，最后总算把孩子弄出来了。孩子能生出来算是很幸运，他要是横个腿、弄个胳膊就更麻烦了。生完孩子以后，没有三天，就又跑…… 孩子生下来一个月，自己没法带，只能寄养在老百姓家。第二年她去看孩子，却连地方都找不到了。日军“铁壁合围”扫荡，烧光、杀光、抢光，村都没有了，人没了，孩子也没了。不管有没有孩子，战乱中的女性生活，都是如今人很难想象的。卫生条件差，热水都是难题，捡柴、打水、烧水都不容易。生理期时，要把破布“剪一剪、洗一洗，找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晒一晒。”手纸很难买，人不可能只待在一个地方，也不能随身带很多东西。实在没有办法的，就“弄一些沙子洗洗干净，弄个布袋装上，掺一些黄土，就这么个干法。”1941年初，阜平沙河畔，大生产运动中的八路军女兵。有种说法，说战争是男人的，和女人无关。但战争从没让女人走开，她们是女兵、男兵的妻子、恋人、女儿、姐妹。侠姐采访过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女儿。父亲坐牢后，母亲把她过继给一个解放军干部做养女，并约定再也不相认，希望这样能让她免遭牵连。但终究不舍，她母亲常偷偷到学校门口看她。有一天，母亲看到养母在街上打她，一个耳光就把她从台阶上搧下来。
母亲不敢上前相认，跑回家里哭。多年后，母女相认，母亲说起这个场景，两人抱头痛哭。
几十年后她回忆这些事，心中依然有无尽委屈和无辜，哭得不行。侠姐说，“我听了也哭，这大概是我尤其关注战争中女性的原因，这些琐碎的小事，更让我感到战争的残忍，比拼刺刀更残忍。”2018年，侠姐采访老兵时，在老兵家中帮忙做饭。
侠姐和女兵聊天，才知道战场也是日常生活，她们是女兵，但首先是女人，关注军装怎么穿漂亮，担心死时不好看，为一朵野花感到开心。
战争亲历者的讲述琐碎而感性，是不成系统的记忆和情绪，但恰恰是这样的讲述，历史才是活的。有位美国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是「说过的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忆」，我觉得这个定义非常恰当。人生不等于大事件年表，记忆是由不连贯的场景、细节和感觉构成的，这些记忆碎片定义了一个人的生命。侠姐给我看过一张照片，照片拍的是一张边角发黄的贺卡，贺卡上写着几句老派的祝语：祝您新年快乐，前途幸福。谨以此赠给我想念中的人儿！振康敬赠，一九四八·十二·十五 弹指一挥间，60年过去了，48年12月15日是什么日子，今又12月15日，两岸直航的时刻您在哪里？我们都是83岁高龄的人了，只有九泉相见，天堂之路又在何方，心痛难忍。 1948年12月5日，杭州笕桥中央航校的空军学员王振康送给徐婉婵的新年贺卡。1948年12月15日晚上，徐婉婵和相爱一年的恋人王振康在西湖边散步。第二天王振康就要随部队去台湾，他向徐婉婵求婚，要带她一起走。徐婉婵当时在杭州高级医事职业学校读书，还有半年才毕业。她没察觉到恋人内心的焦虑，让他再等半年，自己拿到毕业证就去台湾找他。1949年，烽火连天，世事巨变。年初，徐婉婵收到来信，得知王振康从台湾到了上海，4月，渡江战役打响，南京解放，5月，杭州解放，上海解放，7月，徐婉婵毕业，10月，新中国成立。徐婉婵走上杭州街头，看见到处都是像自己一样丢了魂的女人，在寻找恋人或丈夫。
关于恋人，她只知道一个陌生的地址：台湾屏东机场，空军第十一大队第四十四中队。两人恋爱时曾约定，如果因为战乱走散了，就在岳飞墓前等，最多十年，一定会再相见。
但两岸相隔的不只是空间距离，徐婉婵一辈子再没见过王振康。从此，徐婉婵的档案中，却有了「恋人为台湾空军飞行员」的标签。这标签之后便成为「通敌」、「贪污」、「反攻大陆」等莫须有罪名的罪证。这段人生故事里，没有宏观视角，更谈不上历史规律，但当事人不讲述，就会消失，像没发生过一样。我觉得，这些记忆和讲述是对集体历史叙述的一种补充，也是一种对抗。有了亲历者讲述，我们才有机会多元地理解过去，历史上的人和事也变得更立体。我们才更能体会，一个士兵，同时也是父亲和丈夫，一个母亲和妻子，同时也是士兵。任何历史教育和宣传，都是选择性讲述，也是选择性遗忘，为了留下典型、事件、英雄和里程碑，普通人鲜活的人生故事必然会被冲刷掉——而这恰恰是我们与祖辈真正的血肉关联，也是最容易流失的。侠姐认识远征军女兵陈庆珍之前，正在采访另一个远征军老兵。老先生当时身体已经很差，不能说话躺在床上。
陈庆珍看到报道，打电话找到侠姐，想去看看那个老兵。见到老兵时，陈庆珍拉着他的手说：老哥哥，你要坚持住，终于天亮了，我们的事有人来写了。听侠姐讲了很多故事，这句话最让我感慨，也是这句话最让我觉得，侠姐「讲述战争阴影下的人生」这个计划非常有意义。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这些人生故事在时代的洪流里被冲刷，也正在死神的紧逼下消亡。但是，侠姐不想做大侠，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罗伯特刘」。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这个名字是向自己的偶像罗伯特·卡帕致敬。罗伯特·卡帕是上世纪著名的战地记者，二战期间曾在中国拍摄过大量珍贵的士兵和平民照片，善于在瞬间画面捕捉战争中的人性。他拍的照片里往往令人感受到人们在战争环境中的情绪。罗伯特·卡帕摄影作品，1938年3月，汉口，正在训练的中国女兵。关于摄影，罗伯特·卡帕有句经典说法：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这也是侠姐「罗伯特刘」的理念，那些战争阴影下的人生故事，与亲历者直接对话，是最好的记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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