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那些教过我的老师们

那些教过我的老师们

肖海涛

二排右一为王世华老师，后排右八为作者肖海涛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人，但能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不多。我想，除了父母亲人，然后首先是老师。读了十几年的书，接触了许许多多的老师，而印象最深刻的仍然是年轻时候的中小学老师。我今天要写的也正是他们，尽管他们都是些普通平凡的人。

       一九六一年九月，我将满七岁，便开始了自己的学习生涯。记得第一次去报名的时候，母亲给了我一块钱（到底是多少我已经记不清了），我把钱塞到一个漂亮的瓷瓶内（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鼻烟壶，祖传的，要是留到现在就是一个价值不菲的文物，可惜被我弄丢了），一个人高高兴兴跑到湾子的祠堂去报名。当时负责报名的老师简单的问了我的名字，出生年月，家庭人口，然后让我数数，从一数到十，又从十数到一，算是现在时兴的入学考试吧。于是我就上学了，学校就在家门前的祠堂里，我们也只是每天上半天学，其它时间还是旷马游边，因而也没有什么刚上笼头的不适。

       当时的小学分为初小和高小。我所读书的小学只是设在村里的初小。区中心小学只是每学年派来一些老师任教。一年级开设的课程也很简单：语文，算术，其它的课程即使是开设了也没有专门的老师，只能由语文算术的老师代上。我记得读一年级时的语文老师先是一位刚从学校出来的年轻女老师，姓黄，二十岁左右，人很漂亮，匀称的身材，圆圆的脸蛋，扎两根粗短的发辫。她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教学认真但脾气过于急躁，动不动就撕教本。俗话说“家有三斗粮，不做孩子王”，那时读书的大都是男生，女孩很少，我们这群整天在外面野惯了的孩子就像没上笼头的野马，在课堂上是一刻也不会安静老实的。有时候，上课铃响了很久，教室里半天还叽叽喳喳吵闹不停，直到黄老师把手中的板子在讲桌上拍得山响，大家才好不容易安静下来。等到老师转身用粉笔在黑板上刚写下几个字，马上就会有人在桌子底下不是你踢我一脚就是我捅你一拳，甚至还有人恶作剧的大叫起来：“老师，他又弄坏了我的铅笔。”这时黄老师便会马上转身，双目圆瞪，大吼一声：“安静！”有一次我捉到了一只小麻雀，用盒子装好，偷偷地带到了教室里，上课的时候不料那只小麻雀飞了出来，在教室里乱窜，害得全班同学到处去抓，课堂上乱糟糟的一片。我记得当时的黄老师气得满脸通红，话也说不出来，然后一把把手中的课本撕得粉碎，那碎片就像雪花一样洒落一地。仅仅一个学期中，我已经记不清黄老师因为我们的淘气撕碎了多少教本了，但她那双圆瞪的眼睛直到现在好像还在责备我一般。对黄老师当时火山爆发般的行为我也并不能理解，直到许多年以后我也一度成为了孩子王的时候，我才慢慢的体会到作为一名小学老师的艰辛和无奈。也许是黄老师刚出校门经验不足，也许是她脾气过于急躁，但我想黄老师更多的还是对我们怀有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为此，我曾写过一首小诗来悔恨自己当初的无知和表达对老师的歉意。诗如下：

     还给你，那撕碎的课本

拾捡起撕落一地的碎片

裂痕已经被粘贴平整

希望把它交还给你呀老师

连同我一颗撕碎的心

匆匆地走过风雨里程

你早已更换了无数的课本

但我仍希望

把它交还给你呀           

也许彼此擦肩却不能相认

为了这心中不熄的愿望

长久地我数着天上的星星|

数着梦中那双圆瞪的眼睛

希望还给你呀

我一串迟到的悔恨

       如今一晃就过去了将近六十个年头了，那位年轻漂亮的黄老师怕是已进了耄耋之年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再也不能还给她那本撕碎的课本了。人生有很多东西是来不及我们去悔恨的，就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就像“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席慕蓉说：“在生命中，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犯错，那所有该做而没有做的，逐日侵蚀沉淀之后，贮满泪水，就成为遗憾湖，那所有不该做而又做的，层层堆积重叠之后，暗影耸立，就成为悔恨山。”我想，”无论是“湖”也好“山”也罢，这些过错悔恨都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养料，正是因为有这些养料的滋养才使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能不断地正根，直茎，展叶，最终长成大树。如果没有过错，没有悔恨，我们的人生又怎能算是完整呢。

部分同学四十五年后合影   后排右一为作者肖海涛

       接手黄老师教我们的是余老师，她是一位五十左右的老太太，瘦长瘦长的身材，戴着副老花眼镜，样子很有些像修道院里的嬷嬷。（当然我是现在才联想到的）她给我的印象是十分严厉，喜欢体罚学生，因此大家都很怕她。她体罚学生有一个特点，叫做“连三件”，即：先是在头上凿一栗鼓，然后是把耳朵一揪，最后是扇一巴掌。余老师虽然喜欢打人，但对教学却十分认真负责而且不失耐心。记得我刚上学时不会写字，笔握在手里像是握了支麻杆，歪歪扭扭半天也写不拢一个字来，这时余老师走了过来，我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伸着脑袋就准备迎接“连三件”的洗礼了，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平时凶神恶煞的余老师这时却显得十分耐心，她伏下身子，用手握住我的右手，然后一笔一画教我怎么写点横撇捺，怎么从左到右。余老师的严厉主要是体现在对我们的严格要求上，只要是上过的课文，她不仅要求我们会背下来，而且要求会写出来。她每天早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我们的背书，如果有谁背诵结结巴巴或是丢三拉四，伺候他的定会是余老师的拿手好戏“连三件”了。我很庆幸自己从来没有因为背书受到余老师“连三件”的惩罚，然而有一次却让我记忆一辈子，也受益一辈子。那是一节写字课，我很快就完成了老师布置的写字任务，高高兴兴的交上作业本子，然后蹦蹦跳跳地回家去了。第二天上学，余老师把我第一个叫到办公室去，我满以为是老师要表扬我作业做得认真而要奖励我什么呢，谁知一站到余老师跟前，就只见她从办公桌上拿起那根又宽又厚的竹板，大声地叫我伸出右手，然后狠狠的在我的手心上猛力抽打了两下。顿时，我只觉得手心发麻，发烧，疼痛难忍。正在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余老师才打开我的写字本，用竹板的另一头指着一个已经用红笔叉过两处的“满”字对我说，你看满里面到底是两个“人”还是两个“入”，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把“满”字里面的两个“入”字写成了两个“人”字（当然现在是可以这样写的）。这是我读书生涯中唯一一次受到的体罚，不过这次体罚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许多年以后，无论是读书写字还是教书做学问，我都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凡是遇到的疑难问题或模棱两可的地方，我都会认真查证，直到弄懂弄通为止。现在想起来，那时的余老师虽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其身上难免携带着一些不好的东西，譬如爱体罚学生，但她那种耐心细致，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的教风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做老师必须具备的良好品质。有人说，要毁掉一个孩子，最好的方法是让他按照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学习，又有人说教育的路上永远不要指望孩子自觉，好孩子是管出来的，熊孩子是惯出来的。而我认为：快乐教育也好，惩戒教育也罢，任何强化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作法都不是科学的教育方法。余老师的教育方法起码对我来说启迪是深刻的，作为教师和家长，对孩子进行严格的要求和约束永远是值得倡导和推崇的。

      在这种半日上学半日玩耍的宽松氛围中我很快上完了初小（一至三年级），那时我最大的愿望是能考上花园区中心小学的高小（五至六年级），因为在那里会有漂亮的音乐老师弹奏着风琴教我们学唱好听的歌曲。我曾经偷偷地溜进中心小学的校园站在窗外听过，能坐在那样的教室里上课唱歌该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啊！我想，凭我的成绩到那里读高小应该是坛子里捉乌龟——十拿九稳了。但残酷的现实马上击碎了我的美梦，因为从下学期开始高小就设在村里的祠堂里。记得是八月下旬的一天清晨，我和社员们正在刚刚返青的稻田里除草，一抬头就看见一个人从田埂上快步走来，来人四十岁左右的年纪，男性，背着背包，人显得很精干帅气。过了几天，当我到祠堂里去报名上学时，我一眼就认出了接受我报名的老师正是那天从田埂上匆匆走过的那个人——我的又一位老师刘老师。我听说，刘老师虽然家庭成分不好，但正在积极要求入党，是党组织发展培养的对象，派到这里来是教我们四年级的课程的。他既当校长又当老师，一个人住在祠堂里，还要自己烧火做饭，整天都是忙忙碌碌的。记得有一次在祠堂里开全大队的社员大会，庆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苏联赫鲁晓夫下台，刘老师要我写一篇发言稿代表学生在会上发言。写前他细致的指导我拟好提纲，写好稿子后又和我一起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字斟句酌的认真修改。这是我一生中写出的第一篇在大庭广众中宣讲的文章，此后我也曾写过许多篇讲稿，登上过许多次讲台，我想我的胆气和文气应该都是发轫于此吧。刘老师只教过我们一年就调走了，直到一九八二年我大学毕业因为工作需要回花园区（此时已改为花园公社）文教组开具有关证明时才再次见到了他，时隔近二十年未见，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并亲切的喊出了我的名字，可见刘老师对所教过的学生注入的情感是多么的深厚。现在刘老师已经走了，但他背着背包大步走在田埂上的朝气勃勃的身影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

  

     

       这样的生活过了两年，一九七零年春节过后，一个偶然的场合，已不记得是哪位好心的人对我说：“你看别人都去上学了，你怎么不去读书呢？”一句话像一根火柴点燃了潜藏在我心底的读书欲望之火，于是我找到父亲读私塾时的同学丁建华老师，插班去读初中二年级。那时初中的学制为两年，我自知已经耽误了一年课程，再也没有更多的学习时间了，于是拼命地自学追赶，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补习了初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我喜欢作文，丁老师每次都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这就更加激发了我学习的热情，到初中毕业的时候，我的各科成绩都在班上名列前茅，因而就有了后来上高中的机会。当时我家里很穷，每学期一块五角钱的学费都无法交纳，为此我还被罚了好几次站，最后还是丁老师跟学校领导求情免了我的学费。感谢丁建华老师，没有他的关心教育，就不会有我今天的一切。现在丁老师早已作古了，纵使时光可以无情洗涤岁月，但永远磨灭不了我对恩师的感激；纵使日月恒久照耀四季，但永远无法黯淡老师在我心里的光辉。丁老师，真诚的谢谢您！

作者肖海涛在安陆一中校园

       一九七一年二月，我开始了自己为期两年的高中学习生活。这是文革中恢复的首届高中招生，老师们也是集中了当时孝感县的许多优秀教师。这一届一共招收了三个班，一百五十多位学生全部来自当时花园区所辖的各个社队，所以校名也称为花园区高中。我所在的班级是高一三班，給我教益最大的是王世华老师。王老是语文老师，又是班主任，他身材不高，微胖，白净方型的脸上点缀着一些麻麻点点。王老师是蒲圻人，讲课时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因而很难听懂。但王老师是正牌的华师中文系毕业，学识渊博，从他那里我第一次读到了除毛泽东选集以外的许多书籍，第一次知道了莎士比亚，第一次领略了文学的作品美妙与魅力。更让我受益匪浅的是他带领我们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锻炼了我们自主学习的能力。那年深秋时节，王老师带领我们全班同学来到乔店生产队，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忆苦思甜，采访先进典型，开展调查研究，然后，王老师交給大家一个艰巨的任务——写一篇典型人物的通讯报道。为了完成王老师布置的任务，我白天劳动，晚上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整理采访笔记，睡在被窝里还在思考文章的结构布局，很快就写出了文章初稿，王老师组织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对我的文章进行反复修改，最终我的文章在全班脱颖而出。后来，花园区组织其它高中到学校学习交流，在会上我自豪地介绍了自己的收获体会，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我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也是整个学校的光荣，更是王老师教学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光荣。许多年以后，当我成了一所重点高中主管教学的校长的时候，我都会经常想起当初我所经历的那次社会实践活动，想起了王老师在课堂上实行的师生互教互学的改革，它给了我有益的启示：培养学生的能力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知识的传授也不能仅仅依赖教师填鸭式的灌输；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社会，自主探索，自我实践，自我领悟，自我提高，这早已是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王老师无疑是一个懂得科学教育方法的智者。两年的高中学习生活就这样轰轰烈烈地过去了，其中许多老师的音容笑貌直到今天想起来还历历在目：如使尽浑身解数总想把复杂数学公式定理讲解清楚的黄火田老师；总是拿身边同学作比喻力求把工业和农业相辅相成辩证关系讲明白的丁席珍老师；戴着副深度近视眼镜，一身学究气息，能自己组装收音机的物理丁季群老师；讲到精彩处就情绪激动慷慨激昂的姜凤兰老师；一身军人气质双目炯炯有神的体育孙银运老师，总是和蔼可亲，笑容可掬身患心脏疾病的英语臧爱民老师；还有那些临时給我们代过课的老师们：龙超群，尹炳南，张清平，胡国云等等。感谢一九七一年的春天，在花园区高中破旧的校园里我相逢了这样一群可亲可敬的老师们；在那简陋低矮的教室里，我聆听了他们谆谆的教诲。从此我们就像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各自撑起了命运之伞，一路追梦，一路前行。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儿时读书的祠堂早在一九七六年就被拆毁了，花园区高中（原孝感县十五中）也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变成了孝昌引进的最大企业——大洋电机厂的厂区。有时候，我多么想再一次看看那留下了许多欢乐回忆的校园，多么想再坐一坐那曾经坐过的书桌，多么想再见一见那給了我知识和情感的老师啊！可是我的母校消失了，我的老师许多已不在人世或者天各一方。我成了无根的浮萍，断魂的落叶，找不到家门的游子。唯有对母校的记忆久存，对老师的思念永远，对学校生活的梦境常现。思念是记忆的花朵，就让这记忆之花送出我最真诚的谢意：感谢您们，我尊敬的老师！因为一路有您，我生命的四季才会一路高歌，一路花开。祝您们逝者安息，生者安康！

                  （2019年10月17日完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