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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我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在明朝灭亡之后，迎来的不是一次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一场文明浩劫。圈地、投充、逃人法、剃发易服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华夏大地沦为了人间炼狱。其后，又大兴“文字狱”等等，种种高压措施无疑是为了对汉人作精神阉割，以削弱汉人的反抗意志。经满清近三百年令人窒息的高压统治，使得一个原本自信、充满创造力的民族而沉沦为愚昧、懦弱，令人鱼肉的东亚病夫。  然而，却有一个荒诞不经的说法，说是满清没有入关的话，那我们现今的疆域只有三百多万平方公里。该观点即是认为，满清虽然残暴愚昧，却奠定了我们现今疆域的基础。 该观点其实极为荒谬，近代国家疆域之形成，其实并不是看法理继承，要是凭借国家的实力。要不然，满清也不会割让出那么多领土？而以满清之孱弱不堪，若不是被推翻，还不知道领土能割到哪里？从奥匈帝国被阉割成奥地利、“西方病夫”奥斯曼帝国被锤扁成如今的土耳其就能看到满清的前景，又谈何能奠定如今之疆域？  以明朝的直接辖地而论，的确只有三百多万平方公里。但本质上，满清对西藏、青海、新疆（晚清时才正式建省）、蒙古（政治同盟关系），也并不是直接统治（并无民政机构）。过去西方学者在介绍满清时，通常将清朝分为中国本部、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六大部分来介绍，我们认为这是西方国家为肢解中国而制造的图谋。但事实上，这就是满清统治下实况，很像英国分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一样，彼此界限明确，民族、语言、文化风俗也都泾渭分明，很不一样。满清统治下的中国缺乏一个整体的国家认识，反而更像是一个联邦体。  所以，以中华核心区（汉人熟地）而论，明朝的疆域不但并不小，反而为历代之冠。我们通常会感觉中华核心区，跟秦朝的疆域图基本差不多。但是广大的江南地区，是伴随着“五胡乱华”、“安史之乱”、“宋室南渡”等多次中原大乱，北方汉人大规模南迁，才得以逐步开发的。故而，秦朝对辽阔的江南之地，其统治力是微乎其微的，最多能算增加了几个居民点而已，而大片江南之地，在事实上并不能纳入朝廷的管理。  即便如湖南中西部的怀化，也是到宋朝才正式纳入朝廷的管理。若以汉人的熟地而论，唐朝的疆域远不及宋朝，这也是为何宋朝的疆域，虽然看起来不大，但经济与人口能远超唐朝的原因所在。而汉、唐之都护府也仅为军事机构，并非民政管理机构，在都护府的势力范围之内，只有汉、唐的少量（几万）驻军而已，当地仍是各自完整的国家、部落状态，这与我国今天的少数民族自治区绝不一样，而更似美国的海外驻军。且都护府的军赋，全仰仗於内陆的供给，后勤补给的损耗极为巨大，故而，在国力衰退的时候，很难维持。  而在华夏王朝看来，这些疆域的价值不但远不能与内陆并论，在过多的时候更被视为累赘。丢失西域、漠北之地的感觉，远不能与失去“燕云十六州”相比。明朝朱元璋定国之后，罗列了一系列不征之国，也是此种原因，“得其地不足耕，得其民不足使”。  但是，随着华夏核心区人口的大规模增加，以及对北方苦寒之地渐渐具备开垦与定居的条件，华夏人口也自然向周边溢出，“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皆是如此。这实际上与满清王朝并无直接关系，而日本也是在明治维新前后，才正式将北海道纳入统治的，也是因为此前并不具备向北经营的条件。  事实上，满清政府却迟缓了汉人向外经营的步伐。满清入关之后，实行民族隔离政策，而将辽东汉人或屠杀、或驱逐至关内，严禁汉人进入所谓“龙兴之地”（满洲，即东北）以及蒙古等地垦殖。压缩关内百姓的生存空间，其本身就与整个国家利益背道而驰（满清以华夏征服者自居，而始终没有把自己视为华夏一部分）。以致北方地区人口空虚，轻易地被沙俄攫取。直至，满清统治衰落，“禁关令”所松弛。关内百姓为讨生活，纷纷向东北移民开垦，充实了边地，才渐渐迟缓住了沙俄的侵吞步伐。  而明朝作为汉人王朝，对汉人的利益与生命更为关注（至明朝灭亡前夕，还秉承“弃土不弃民”的原则，诏令吴三桂入关勤王时，还要让吴三桂军先护送百姓迁入关内，致使大军行动迟缓）。当郑成功听闻西班牙在吕宋岛（今菲律宾北部）大肆屠戮华人时大怒，几欲出兵。而当闻知海外被屠时，却说道：被害汉人，久居番地，屡邀宽宥之恩，而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其戕杀多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意思是说，杀的好！）。  而我们能有现今之疆域，乃是多番“战新疆”、“闯关东”、“走西口”等苦心经营的结果，而与满清王朝并无直接关系。倘使我们最后一个朝代是明朝，就不需要先要进行一番民族革命，而会更早地走上近代化（明朝比清朝要更开放，更愿意接受西方武器与科技等等），其能奠定的疆域局面也定然会比今天要更好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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