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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生于浙江省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在他10岁那年，父母相继去世，被寄养在外祖母家。1920年7月，朱镜我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浙江公费留日学生，并于1924年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1927年毕业。
1928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立，朱镜我为文委成员，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起，先后任文委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同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朱镜我任第一任党团书记。随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朱镜我兼任党团书记。 1931年冬，朱镜我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2年秋介绍陈赓同鲁迅面谈。1933年秋，朱镜我被任命为党的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1935年2月19日，被反动当局逮捕。1937年6月，经党组织营救，身患重病的朱镜我获释。 1937年9月起先后在宁波和杭州建立了中共宁波临时特别委员会、中共浙东临时特别委员会，以及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朱镜我便奔走浙江各地宣传抗日。当时，地方党的活动经费很困难，朱镜我回到老家，将家产抵押，变卖10多亩土地，用作党费和革命事业的活动经费。 1938年春，朱镜我奉调到江西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工作，主编《剑报》副刊。同年秋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任军政治部宣传教育部第一任部长，兼军部刊物《抗敌》杂志主编。朱镜我创作了《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一歌歌词，在新四军中广为流传。 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朱镜我随军部撤离安徽泾县云岭，遭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12日，朱镜我在突围时壮烈牺牲，时年40岁。
1927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不久，进入京都帝国大学院(即研究生院)从事研究工作。而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上。 1927年10月，为了加强国内革命文学事业，他中止了学业，应创造社元老成仿吾的邀请毅然回国到了上海，经郭沫若介绍成为文化革命团体——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主编《文化批判月刊》。 1928年初，朱镜我和他的战友们深感要使广大文化工作者跟上时代的步伐，必须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于是在朱镜我主编、出版的《文化批判》及《创造月刊》等刊物上，响亮地提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列主义。朱镜我是提倡革命文学的闯将，他在这期间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大多发表在《文化批判》等刊物上，从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社会和文艺等方面，宣传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批判了资本主义文化和思想，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迷茫彷徨的进步青年的欢迎。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兼任宣传部部长的瞿秋白，看了朱镜我所写的《科学的社会观》一文，非常欣赏，亲自约朱镜我谈话。这一时期，朱镜我还翻译了恩格斯的著名经典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纠正了其他有关译本上的一些差错，这不仅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恩格斯这本名著的中文单行本，也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最早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翻译的著作还有《农业问题理论基础》、《经济学入门》等。《文化批判》被查封后，朱镜我又主编《思想》月刊等，坚持革命文化工作。 朱镜我和战友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使大革命失败后一度沉寂的革命文化工作又重新活跃起来，促进了左翼文化队伍的形成，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后来“左联”的成立打下了基础。朱镜我在革命文化工作中的作用，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1928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朱镜我在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立，朱镜我为“文委”成员，1930年10月任“文委”主任。同年3月，参与筹建、成立左翼作家联盟。随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朱镜我兼任党团书记。他以一名战士的姿态，为“左联”和“社联”新创办的刊物积极撰写文章。30年代初期，托派挑起了中国社会问题的论战。这场论战关系到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认识。朱镜我在他主编的“社联”机关刊物《新思潮》上，组织并亲自撰写文章，系统而又正确地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任务等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同时，对托派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1931年秋冬，朱镜我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次年，红四方面军师长陈赓因负伤，秘密地来到上海治疗休养。朱镜我和上海地下党的志很关心苏区斗争形势，陈赓向他们介绍了红军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情况。对红军战士的英勇事迹，朱镜我很受感动，便将情况记录下来，整理和油印了陈赓的谈话材料，委托冯雪峰送给鲁迅看。他还安排和陪同陈赓与鲁迅会面和交谈。这对鲁迅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起了很好的作用。
3月6日晚，法租界特别地方法院开庭审讯，朱镜我等经叛徒秦曼云出庭指证，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18日深夜，朱镜我和黄文杰等8人，作为要犯，秘密解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种种努力和斗争，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1937年6月下旬，朱镜我获得了自由。 1938年2月，朱镜我奉命调往江西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工作，并负责编辑《剑报》副刊。同年10月，朱镜我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兼航敌滁志主编。他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后，便鼓励妻子赵独步和长子、长女都参加了新四军。赵独步先任军部译电员，后任新四军抗日军人子弟学校教务训导主任。他们夫妻俩携手并进，与袁国平夫妇、薛暮桥夫妇一起，被军部评为三对“模范夫妻”。 他在云岭汤村汤氏宗祠的一间小屋里，依然夜以继日地伏案起草文电，撰写讲话提纲，编审稿件，指导各支队、各团的宣教工作，又要领导军直有关单位的思想建设。他还先后办了《抗战报》、《抗敌》杂志月刊、《抗敌画报》以及业余刊物《文艺》。各种报刊的选题、组稿、写稿、审稿，都要耗费他很大精力。在新四军的文电报告上，在《抗敌》杂志中，留下了许多由他亲自撰写和精心修改过的报告和文章。他常常亲自为干部、战士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和党中央、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讲课大家最爱听，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利用掌握的各种丰富资料，既纵论世界，又善于抓住重点，把复杂的抗日战争和国际形势联系起来，细密而有条理的分析，深人浅出的讲解，从而使听众自然得出中国和世界人民必然战胜日、德、意法西斯的结论。他为《抗敌》杂志和《抗敌报》撰写了《论现阶段的英美远东政策》、《美国的参战趋势与世界大战的持久性》等许多重要文章，深受我党我军高级干部和国民党有识之士的高度赞赏。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而国民党顽固派却更加恐惧和仇恨，千方百计加以限制、打击，必欲除之而后快。1940年6月，国民政府调集军队，向新四军军部逼近，形成了包围圈的态势。 皖南事变前夕，军部决定后方机关及朱镜我、组织部长李子芳等老弱病残人员，先期分批撤离皖南，经上海去苏北根据地。李子芳向朱镜我传达军首长的决定，要他准备出发，他不肯先走。接着，统战部长夏征农又来劝说，他依旧坚持要跟大部队一起行动。他说：“我是宣教部长，怎么可以离开部队先走呢?”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撤离皖南泾县云岭，朱镜我随军行动。6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与拦截我军的国民党顽军发生战斗。他咬紧牙关站立起来，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时年40岁。 朱镜我的革命斗争生涯，是铁军精神的具体写照。他追求真理为救国的崇高理想，无私奉献为革命的精神，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艰苦奋斗的作风，是铁军精神的生动体现。他的英勇斗争使他从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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