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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说陇南茶马古道
2020-08-31 | 阅:  转:  |  分享 
  
试说陇南茶马古道



文丕谟



西北茶马古道延用西南茶马古道称谓,虽然都是商贸古道,但其内函是根本不同的。西南茶马古道是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即由内地的茶、布匹、日用器皿,交换西藏吐蕃民族的骡马、毛皮、药材。并远销国外。西北茶马古道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其目的是通过茶马交易为抵禦北方外族侵入筹措战马。是国家行为,有一套特定的严格的管理办法。它的战略意义是西南茶马古道无法相比的。如果把二者混为一谈,西北茶马古道的内函就会被削弱甚至丧失。陇南是西北茶马交易的重要场所,更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在我国西北茶马商贸活动中的地位无可替代。试就陇南茶马古道以史志、碑石记载为据作些浅要解析。

陇南茶马交易的三个重要时期

陇南与西部吐蕃游牧民族为邻,游牧民族盛产马。陇南也以吐蕃民族为主,陇南的马以体形高大健壮,善于奔驰而闻名,战争年代,陇南为国家输送了大批战马。

唐代是陇南茶马交易的初创时期。据《十国春秋·王健纪》载:王健以骑将起家,得蜀之后,于文(今甘肃文县)、黎(今四川汉源)等地多市番马,十年间遂得马万余匹。唐昭宗大顺二年(891),朝廷封王健为西川节度使。唐天复三年(903),王健在成都称帝,建立前蜀。前蜀多次战于青泥岭,“克秦、凤、成、文、兴州”。王健称雄前蜀,得益于文、黎的良马。虽然没有提到以茶易马,川蜀盛产茶,文州、黎州皆以吐蕃民族居多,一日不可无茶,蜀茶应该是王健市马的主要物资。

北宋是陇南茶马交易的兴盛时期。北宋初,北方辽大举攻宋。朝廷已经在宋辽边境设茶马场,以茶易马。清光绪年间《阶州直隶州续志》载:宋维熙、端拱间(984—989),阶,文、成皆市马,其后皆置场。阶州、文州市吐蕃马,取良弃驽。以帛、盐、钞、茶,及他物易之。纲送京城,或就地配军。西夏崛起后,所到之处,“师惟不出,出则丧败,寇惟不来,来则伤贱。”北宋在宋夏边境开设茶马场。西部地区被吐蕃占领,一旦西夏与吐蕃族联合起来,对整个西部边境威胁更大。熙宁六年(1073),朝廷派王韶收复被吐蕃占领310年的熙州、河州、洮州、迭州、岷州、宕州。熙宁八年(1075),朝廷在成都设椎茶司,在四川设茶场四十一处,收购四川茶。在秦州设茶马司,专司以茶易马。在熙州、河州、岷州等地设茶马场,大规模进行茶马交易,为抗击西夏筹备军马。这是北宋朝廷最早设置的茶马交易管理机构。从此,茶马交易被列入国策。与此同时,在陇南的文州、阶州、成州、西和州、宕昌设茶马场。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载:熙宁八年(1075)闰四月,在阶州州城及将利县,西故城镇、峰贴峡寨设茶马场。同月,在岷州州城(后改为西和州)及长道县、大潭县、盐官镇、宕昌寨、间川寨、长川寨、荔川寨、谷藏堡设茶马场。熙宁九年(1076)在成州州城及府城、栗亭、泥阳设茶马场。茶马场遍及陇南的城镇、寨堡,成一时之盛。《续通鉴长编》载:元丰元年(1078)十月,提举茶马场上奏:阶州未立卖茶场务督官,请求以熙宁十年以前税率管理。朝廷批准。《宋史·食货志》载:元丰五年(1082),茶场大提举陆师闵上奏朝廷:“文、阶州接连,而茶法不同,阶为禁地,有博马·卖茶场,文独为通商地”,要求文州也开博马·卖茶场。朝廷批准。《续通鉴长编》载:元丰六年(1083)五月,提举陕西买马司上奏朝廷:阶州增茶价恐影响蕃客不来卖马,请求相应提高马价抵偿茶价上涨额。朝廷不准,要求马价不变,如蕃部卖马不愿以茶抵价,可用钱、帛支付马价。又据清康熙年间《岷州志》载:北宋名将张舜民任提点秦凤刑狱,专司以茶易马,衙门就设在宕昌钦化禅院,“以法堂为厅,香积厨为厩,廊庑、厨舍、云堂、二门为茶资库,僧房、山场为士卒燕息之所”。整个衙门堆满了易马的茶。

《宋史·兵志》载:“北宋的马分为二;一曰战马,生于西垂,来自宕昌、峰贴峡、文州,二曰羁糜马、产于西南,短小不及格。”陇南的宕昌,峰贴峡、文州,盛产良马。

南宋是陇南茶马交易的鼎盛时期。陇南是抗金保蜀主战场,宕昌至秦岭大散关一线,是宋金对峙的分界线,只有陇南的阶州、文州、成州、西和州、凤州(今陇南徽县、两当县和陕西凤县)还在南宋控制之下,十多万大军驻守陇南。宋金对峙的战争形势,决定了南宋的茶马场只能设在陇南境内,为陇南驻军筹措战马,也为江南抗金战场输送军马。四川茶马场之马因“短小不及格”,一度停开。绍兴二十四年(1154),复开黎州以及雅州碉门、灵西寨茶马场。据立于嘉泰三年(1203)的成县《吴挺神道碑》载:“信顺王(吴璘)时,以金缯诱迭、宕诸羌,使之耕牧并寨之田。自是,益置互市于宕昌,故多得良骏。辛已之战(1161),西路骑兵甲天下。”对宋金陇南大会战获取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诸羌是指已归顺吐蕃的羌人。张松主管茶马后,停止了军中茶马交易,放松了边境民间卖茶禁令,致使四川灌县茶大量流入西部草原,蕃民不再来宕昌易马。史部阎苍舒上奏:宕昌茶马场所得皆下驷,每岁只得马三千匹。北宋时一驮茶一上驷,陕西诸州易市马二万匹,今宕昌四尺下驷一匹,用十驮茶,出现了茶贱马贵问题。朝廷严禁茶流入边境牧区,对内地私茶贩也严加管理。淳熙元年(1174),宕昌茶马场大规模开始茶马交易,“宕昌马政,有骆有马因”,所得都是上好良马。骆是指毛白鬣黑的马,骃是指毛黑目白的马。吴挺呈奏说:以为军中市马行之三十余年,有骑兵精强之声,而无岁额候损之害,不宜更变。要求驻军每年在宕昌买马五百匹,宋孝宗“特许市七百匹”。

明朝边境形势十严竣。立于嘉靖十七年(1538)的徽县《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载:蒙古酋豪,众逾十万,“不时南侵,堵墙而来”,“以多软脆,望尘奔循,莫敢支持”。朝廷为防边境骚乱,严禁在蕃人近邻的阶州、岷州,与番人易马,陇南茶马交易停开。朝廷先后在河州、洮州、西宁、岷州、庄浪、甘州设六个茶马司,后因岷州茶马司近邻番地而停开。西部茶马交易的极盛,带来陇南茶马古道的极度繁荣。

陇南茶马古道的丰富内函

随着茶马交易由兴而盛,在陇南形成了几条茶马运输主干线通道。这些通道功能齐全,道路畅通,设施完备,管理有序,盛况空前。

其一,茶马通道是国家设置的专属通道,有严格的管理秩序。

陇蜀道是运茶通道。北宋茶来自川蜀。《宋史·马政》载:“且茶马二者,事宜相须,诸如诏便,奏可,仍诏专以雅州(今四川雅安)、名山(今四川名山)茶为易马用。”四川茶经蜀道,达汉中,然后过略阳,沿白水峡而上,进入陇南河池(今徽县),运往秦州茶马司。然后又一路西入蕃地易马,一路在秦州和陇南就近易马。

南宋时,蜀茶也走陇蜀道。据《宋会要辑稿·兵》载:“自绍兴初运茶博马系于西和州管下宕昌寨,阶州管下峰贴寨,其茶运却从兴州罝口以去摆铺运发,系经由兴州顺政、长举县,阶州将利、福津县,前去临江茶马场交纳,应副博马支用。”如果把这句话展开,其意思是清楚的。陇南南部博马的茶,自兴州罝口的船渡(从略阳至罝口是船运)递铺运发。罝口递铺是茶集散地,然后走顺政、长举县到达今康县窰坪,入七防关,至阶州将利县(今成县将利村。将利县为今康县县治,隶属阶州。1962年,将利村所在黄成乡划归成县),从歇马店南下福津县(今武都县大安庙),福津谷是阶州官员巡察将利县的通道(见《严广院碑》),或东去文州,或西去阶州。阶州茶在两河口分路,一路溯白龙江而上,到达西故镇(今舟曲县城)、峰贴寨,一路溯岷江而上,到达宕昌临江寨,临江寨是宕昌茶集散地。

在这些运茶通道上,道路畅通,设施齐备,服务周全,管理严格。徽县竖立的《新开白水路记》摩崖石刻可见一斑。北宋至和三年(1056),因陇蜀道青泥岭高峻,改道白水峡。据《新开白水路记》碑文载:新开的白水路全长五十里有半,其中河池(今徽县)四十里。白水路不仅行走更方面了,而且途中修建“邮亭营屋纲院三百八十三间”。邮亭是驿使的驻所,营屋是守军的营房,纲院是商旅储存货物的仑舍,也包括储茶。储存和食宿乃至管理的设施一应齐备。这是运茶道上必备的条件,非此是很难通过的。

大潭道是运马通道。大潭即今礼县太塘,南宋时为西和州大潭县治。北宋时,文州、阶州、宕昌交易的马溯甘川道而上,直接运往西夏战场以充军用。这是不争的事实。元丰二年(1074),在这条马道上,还在岷州的闾井、梅川,宕昌的荔川(今宕昌理川),漳县的遮阳堡等地设10个养马监,牧养那些困乏消瘦之马,蹄伤足跛之马。南宋时,宕昌茶马场交易的马走大潭道。立于庆元二年(1196)的礼县《大潭长道二八分科后碑》载:宕昌至大潭二百多里山路上,设置了“五驿一监”。“五驿”是临江、良恭、牛脊、麻地、长道五个驿站,为过路马匹提供粮草和食宿。“一监”是丰草监,专门用来牧养那些需要调养尚未调拨的马。大潭马道上设置如此众多的驿站,与陇蜀茶道上驿站林立的情况惊人的相似。宕昌还设良马监,大抵在今车拉乡境内。在宋金对峙年代,宕昌交易的马只能走大潭道的西和州,再东去河池,南下白水峡到达汉中,然后送往江南抗金战场。非此莫属。文州、阶州、成州的马,也只能加入到这条运马大道,才能送往江南战场,非此则无路可行。毫无疑问,陇南驻军在宕昌购买的七百匹特许马,也走这条道。在如此漫长的马道上,驿站林立,马队相望,繁忙之极。一条马道的开通,百性要承担课赋,这是不容置疑的。《大潭长道二八分科后碑》是因大潭、长道两县驿站课赋负担不均而立的。碑文曰:“自朝廷立西戎之马于宕昌,马政刍秣之重首事于潭邑……吾乡之民,盼盼没于马政,困于赋役,诉于州家及监事者凡数载。”大潭县请执行旧例。大潭人口少,驿站多,土地贫脊,负担重,而长道人口多,土地肥腴,境内只有长道驿站,负担轻。经州府长官裁定后,恢复旧例,大潭二成,长道八成。“南山可易,判不可摇”。立碑记之。从“请执行旧例”,“则知旧例二八分,深得古之定赋”等话可知,大潭、长道同属西和州所辖,又同在一条道路上,北宋时大潭道就是秦州茶马司在陇南的一条茶马通道,最迟在南宋初年就已经开通。

其二,茶马古道设“要路”和“捷径”。官茶走“要路”,商茶走“捷径”。

两宋时,只有官茶。明朝有官茶和商茶,官茶间征课钞,又称课茶,商茶买茶引,但都要纳入国家管理。

宋代官茶有两条道,一条是火钻道,一条是望关道。火钻道自宋代以来一直是官茶通道。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从河池走秦州茶马司,只能走此道。明代的资料说得很清楚。嘉靖十七年(1538),巡茶御史沈越在徽州火钻镇修建巡茶察院行台、为朝廷御史在途中驻节办公之地。“行台正厅三楹,东西厢房共六楹,后厅三楹,二门、大门各三楹。若大使之宅第则行台之西亦不下一二十楹,器用诸物皆具”。建成后,立碑记之。之后。沈越在《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碑文中说:火钻镇距徽州城60里,去秦州200里。“而茶马由此通矣”。据万历年间补入《徽郡志》的《奉两院批允查明茶夫地粮数目》一文记载:“州北六十里火钻镇,系运茶要路,课茶俱由此地送秦州三十五里店交割”。课茶者,官茶也。又据《明史》载:崇祯十四年(1641)六月,御史陈羽上奏朝廷,“自汉中自徽州,唯白水江为咽喉”,“自徽州至巩昌府,唯秦州三十五里店为道中孔道”,“唯白水江罝口,旧设守军80人,今弃该地,宜派戎兵200人,马20匹,下至略阳,上至徽州护送官茶”。由官兵护送的是官茶。文中提到的略阳、白水峡、罝口、徽州、秦州,就是设在秦蜀道上运送官茶的几个关卡。是运茶“要路”。

碑文称,明初,火钻镇设有茶批验所,茶马交易空前繁荣。到了中后期,茶马管理出现混乱,火钻镇茶批验所形同虚设,印章未收,也派过大夫,但茶马运输一度消减。沈越到达火钻镇后,大肆振兴茶马雄风,修建御史行台,恢复了茶批验所,且令汉中府办理地亩,课茶五十四万,大规模进行茶马交易活动。该碑文告诉我们,运送官茶的“要路”,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是由茶夫背运。政府从秦州、秦安、清水、礼县征集了运茶脚夫百余名,闲时开荒种地,忙时运茶。在火钻镇设这样多的茶夫并非权宜之计。明代官茶都是靠茶夫背运。火钻镇茶夫,明初就在这里开荒种地,免除课赋。万历三十三年(1605),西乡茶运到徽州,政府给当地百姓摊派粮赋,引起百姓强烈不满,诉诸州府,要求丈量茶夫地亩,按地亩纳税。《奉两院批允查明茶夫地粮数目》一文就是为此事而记。经查,至万历间,茶夫们开垦的荒地已是熟地,总数达到六万多亩,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子孙继承,代代耕种。从此一律照章纳税。从茶夫们的荒地数量可以推断,自宋代始,火钻镇始终是运茶古道上的“要路”。茶批验所设秤子六名。课茶到此交接时要过秤验收,不能人为折损,然后由火钻镇茶夫转送至秦州三十五里店交割。官茶派官兵护送。白水江为道中咽喉,山路陡绝,栈道悬空。先是在罝口驻守官兵80人,商茶在此分路后,官兵护送官茶到徽州,后又派官兵200人,马20匹,下至略阳上至徽州护送官茶。对官茶的重视可见一斑。

望关道是商茶通道。望关茶道由来已久。宋代的望关道是官茶道。《宋会要辑稿·兵》说得很清楚:南宋时,成州、西和州易马的茶走河池,陇南南部的阶州、宕昌易马的茶从半道的罝口就分路了,不走河池,所经路线是窰坪、七防关、将利、平洛至望关,然后从歇马店南走福津,西去阶州。与陇蜀干道相比,望关道是一条捷径。捷径的称谓可能起于宋代。

明弘治年间,杨一清主持茶马之政,因顾及“不必劳烦民夫”,提倡大力推行商茶。商茶由商人贩运,商人每年向户部购买茶引,每道茶引可赴产茶地购茶一百斤,按时把茶运到指定的茶马司。明代,官茶走火钻镇,商茶走望关道,望关成了茶商们的专属通道。近年在望关发现一方茶马古道石刻,虽有破损,但意思是清楚的。碑名《察院明文》,碑文可识者有“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示知一应经商人等”“茶马贩通蕃捷径”“旧规堵塞俱许由”“敢有仍前图便由”“官兵通同纵放者由”等字样。该碑文告诉我们:一是望关是政府指定的商茶捷径。商茶在略阳罝口分路,进入康县窑坪。罝口设关卡,驻守军80人,以保证商茶的顺利通行,严禁私茶混入其中。罝口守军直至崇祯年间茶马交易衰败时才被撤销,逐渐演变为私茶通道。商茶关乎国家利益,不允许茶商们放任自流,官兵也不护送,但要设关卡检查。除罝口外,望关是商茶又一关卡,驻有守军以加强管理。守军的责任是检验茶引。有茶引者放行,无茶引者按私茶严惩。《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规定:“中茶商人引领后,不能辗转兴贩别务生理。久不完销,以稽国课,虽山西诸处各该原籍亦必监候家属。”明代商茶由秦晋两地商人承运。二是察院在望关立《察院明文》石刻,其目的是要求茶商一律走火钻“要路”,严禁再行望关“捷径”。明朝中后期,私茶泛滥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沈越一路巡茶发现,茶马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碑文称:大小儿课驹马万有四千有零,其数比之额损失了百分之十三,有倒死的,有拐逃的,有被盗的,而茶的损失更为严重。据巡茶御史刘良卿上奏:“今茶马司居民,窃易马以待商贩,岁无虚日,及官易时,而马反耗矣”。望关的情况不能容忍:私茶泛滥,商茶私贩,守关官兵管理松驰,通同放纵。在望关茶马管理几近废驰的情况下,为了便于有秩管理,察院要求商茶也走“要路”。嘉靖年间严加整顿后,朝廷规定多开商茶,压缩官茶,重用刑律,严禁私茶泛滥。《察院明文》立碑后,望关关卡得到加强,商茶仍走望关捷径,而后来再度出现的私茶泛滥,更为望关道的繁盛提供了便利。

其三,朝廷设置巡茶御史,对茶马进行全方位巡察管理。徽州的位置极为重要。明朝在徽州城修建了察院,是巡茶御史管理茶马的衙门。察院在州城西街,有中堂、后堂、堂前为东西厢房。明《徽郡志》载,仅嘉靖年间,巡茶御史郑维新、陈讲、段汝劢、刘溓、刘希龙、沈越相继督茶到徽州。“待御新野刘公来董茶马之政”。“来董茶马之政”,就是在察院主持茶马工作。《察院明文》碑刻就是徽州察院御史管理茶马的一项临时措施。御史们的权力很大,有事直接上奏朝廷,对茶政马政可直接发号施令。在陇南贡献最大的巡茶御史是沈越,不仅修建了行台,恢复了茶批验所,组织了大规模的茶马交易活动,还完善了茶马管理的诸多规章制度。沈越在碑文中说:首先严禁生产茶的农户和加工茶的商户,盗卖欺隐。其次责令洮洲、河州、西宁三道督茶三茶马司严格把关,茶运到后,责令守巡参将,立即指派各衙门巡捕进行巡查,禁止西戎吐蕃,叠溪、松茂、西宁、嘉峪关诸处私贩茶徒,抗令通番偷偷交换马匹。再次于运输中,责令各驿站妥善储存茶并设瞭望哨,运茶的茶徒纳工拘役及贫病者各有所息。第四,严禁官军马匹,不得走失,地亩马价亦皆及时完征。官家不得减饲料,驮私物。军马一到及时表领,勿得守至旬月,致马受损。修建马苑,周围要有丰盛水草,马驹和雌马要分别监护。塞堡“务必高墙深堑,坚实完厚,保障地方收敛,马匹勿致损失。”沈越说,只要真正做到“汉茶有招马之令,番人有市马之乐,监苑有饲马之实,塞堡有护马之所”,骏马之势不可不壮,边境有固也。

三、陇南茶马古道的历史意义

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的兴起与繁盛,是陇南乃至整个西北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史上的大事。汉民有茶而无马,需要大批军马,蕃民有马而无茶,需要茶解油腻,助消化。茶马交易受到蕃汉民族的欢迎。其历史意义是深远的。

为西北战场提供了大批战马,维护了边境的相对安全。南宋时,陇南驻军首领都把易马列为第一要务。《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1142)五月,郑刚中为川陕宣抚副使,置陕西诸路(主要在陇南)茶马场。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虞允文任兵部尚书、川陕宣谕使,与吴璘商议茶马场招买军马事。《宋史·孝宗本记》载:隆兴二年(1161)十二月,孝宗皇帝诏命吴挺赴孝宗所在江南行宫,商议在阶、成、西和等州开设茶马场买蕃马一事。吴璘慨叹道:“马者,兵之用也。吾宁罢去,不忍一日误国军马。”以宕昌为例。宕昌是全国最大的茶马场之一,每年为西北战场输送巨额军马。宕昌茶马场交易的马除当地马而外,也有蕃民远道送来的马。《宋史·食货志》载:南宋时“卢甘(今四川雅安、松潘)蕃马岁一至焉,洮州蕃马或一月或两月到焉,迭州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马也。”据《宋会要辑稿·兵》载:“宕昌置库,收支买马钱粮、茶绢数百万贯”,“年额买马,几近万匹”宕昌马不仅数额巨大,且最为优良,为防止运送途中被偷换,被混杂,特在马项下打上火印,以示区别。

为边境蕃民提供了充足的茶,稳定了边境形势。王韶收复熙河等州后,并不稳定,蕃族酋毫伺机作乱。王韶在熙州、河州、洮州、岷州、宕州设茶马场,以茶易马,又多设民间集市,让蕃民及蕃汉民族互通有无。蕃民联袂围汉官踏歌道:“自今后无仇杀,有买卖快乐,作得生计,不被木征来夺人口牛马。”北宋时,西部地区为蕃民集居地,土著氐羌已经蕃化,文州、阶州、成州、宕州,蕃民所占比列很大,他们善养马,特嗜茶。以茶易马,满足了他们嗜茶要求,维护了蕃民地区的统一和稳定。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政府对蕃民的安抚之策。那些不合格的羁糜之马,政府也照收不误,以此来笼络边境少数民族,也赢得蕃民的欢心。

加速了民族间经济和文化发展,维护了民族团结和进步。茶马互市,大大加速了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和以茶为主的种植业、加工业的发展。陇南以农为主,兼及畜牧,自古善养马。秦人非子养马“马大蕃息”,汉代“有麻田,出名马”,唐宋以来陇南的“蕃马”更以良马载入史册。茶马交易,带动了养马业的发展,陇南蕃汉民族首先得益。截至上世纪80年代,武都军马场才被撤销。西北最大的礼县盐官骡马市场,至今仍久盛不衰。宕昌县车拉乡和八力乡两个肥美的草原牧场,依然是畜产品的主要来源地。武都县的马坝、马街、马槽沟、马营,可能都与茶马古道有关。连通茶马古道血脉的是文化,民族文化的交流,民俗民情的交往,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这种交融是直接的,非间接的,是长期的,非一朝一代的。蕃民传统的牧业文化逐渐被农耕文明所替代,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趋向一致。

壮丽的茶马古道人文景观,记载着古道岁月的历史苍桑。陇南茶马古道以艰难险阻而闻名。栈道多。栈道悬挂在崖壁上,稍有不慎就会酿成祸患。廊桥多。古道在河道峡谷上修建廊桥,以通往来。据史书载:陇蜀入川大道自凤州过剑门关直达益州,路途遥远,桥阁约九万间,“每间以3米计,共约27万米,折合约540里”。陇蜀道白水峡五十里半,有栈阁二千三百九间,一阁为一间,共6927米,约14里,其栈阁之多令人胆寒。在白龙江两岸的阴平古道上,廊桥的数目格外抢眼。岷江百里长峡,有廊桥10座,现在只保留董家庄廊桥一座,其余已被钢筋水泥桥所代替。康县茶马古道有栈道,有廊桥,其中的窑坪廊桥,团庄廊桥,是一道永不衰败的风景。陇南廊桥,以五间俱多,又称桥屋,有廊檐,有屋顶,造形美观,行走宽畅,让人赏心悦目。徽县县城,茶马络绎,御史穿梭。那些饱学之士,主持茶马之政时,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以培育当地文人俊才为已任。南宋时,河池县城是茶马集散地,又是抗金保蜀指挥部,小小河池县城跃身为名符其实的文化名城,考取进士者多达27人。明朝,徽州城设察院。据明嘉靖年间《重建庙学记》载:嘉靖期间,有三位御史为重建庙学而操劳。巡茶御史郑维新发官银三百有奇,陈讲发米百斛有奇,段汝劢或发栗或督工,历时三年,修建了一座规模壮观的徽州庙学,振兴了徽州之学。御史顾坚更名儒学公廨。御史刘良卿、胡宁中相继发币,创建徽山书院。御史刘希龙拨付茶课,修建徽山书院。明代,徽州考取进士者3人,举人26人。康县窑坪是运茶首站,客栈、商馆迅速发展。特别是清朝中后期直至民国年间,茶的经营放开后,形成规模巨大的边境商贸集散中心。涉及7省32县116户商人经商定居,客商100多家,著名的有“聚同春”、“义兴复”、“天玉源”等20多家。是西北茶马古道上一颗闪亮的明珠。











附:文丕谟,甘肃宕昌县人,196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曾仼陇南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兼文联主席。出版著作10部。通讯地址,甘肃陇南市武都区新市街原市体育局家属楼二单元231室.。电话15339394542.。邮编7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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