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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鄞鑫 公元220至280年，是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期。有一部专门记载这段历史的书，就是陈寿写的《三国志》。(实际上，《三国志》也记载了一部分东汉末的历史。)陈寿生于三国时代，在蜀国当过官。晋灭吴统一中国时。陈寿已经四十八岁了。他便开始整理三国的史料，写了魏、蜀、吴书共六十五篇，称为《三国志》。他在撰写《三国志》时，参考了魏、吴两国的官修和私修的史书。蜀国因为没有立史官，所以没有现成的史书，史料完全靠陈寿的辛勤收集。《三国志》成书后。很受赞赏。据说当时有个叫夏侯湛的也写了一部《魏书》，见到《三国志》以后，自愧不如，就把自己的稿子毁了。后来的人推崇《三国志》的地位，把它和《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或“前四史”。 传说陈寿的父亲在诸葛亮处斩马谡时，被牵连受到髡刑，因此陈寿在史书中贬低诸葛亮。如果我们全面分析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就知道这种说法并不可靠。但陈寿在书中，对魏、晋统治者隐恶溢美却是明显的。关于这一点，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举了许多例证。这说明陈寿写史的态度有时是不够严肃和正直的。如果与《史记》作者司马迁不客气地暴露“今上”汉武帝过错的态度相比。陈寿就显得逊色了。 陈寿因以个人的力量写《三国志》，所以掌握材料不够丰富，内容也显得不够充实。《三国志》有“纪”、“传”而没有“志”，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南朝宋文帝命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的注，不在名物训诂制度等方面下功夫，而注重史料的补缺和纠谬，有时也列举异闻。他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注文中引用的书达一百四十多种。补充的史事篇幅大大超过了《三国志》本文。后人批评他的注文“繁芜”。但裴松之引用的古书，现在绝大多数都亡佚了，因而它的重要史料价值更为珍贵。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从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这百来年的乱世中，出现了许多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并在民间流传。据文献记载，隋代就出现了以三国故事为内容的水上杂戏表演；至迟在晚唐，三国故事已在民间广为传诵；到宋代，已出现了专门讲三国故事的说书艺人；到元代，大量的三国故事被搬上了舞台。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根据民间长期 流传的三国故事和话本，写成了《三国演义》。罗贯中删除了传说中荒谬怪诞和绿林英雄气息的部分，根据《三国志》和裴注，编进了许多历史故事。《三国演义》并不完全依据史实，甚至可以说凡是生动丰富的细节基本上都不是真的。由于《三国演义》“七真三假”，使得许多读者便以假作真，因此有些入指责罗贯中不忠于历史。我们如果把《三国演义》当作文艺作品来读，就会被其中生动的故事所吸引，并且由此加深对封建社会的认识。它所具有的反映社会的典型意义仍是不可低估的。我们今天常见的《三国演义》，已不是罗贯中的原书了。清代康熙年间，毛宗岗和他父亲对《三国演义》作了一番修订加工，在回目．情节，文字各方面都作了增删润饰。这个修改本，至夸成为最流行的本子。 《三国演义》中给人印象最深的，算是诸葛亮了。他简直是天才和智慧的化身。刘备三顾草庐请他出山时，他在家中发表了一通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并为刘备规划了战略部署。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三国志·诸葛亮传》和《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都有这一 段叙述。一些人以此为据，说他能预知天下未来大事。其实，诸葛亮也是人，而不是神。他在隆中名为隐居，实际上无时不在关心政治。他结识了名士徐庶、石广元和盂公威等人，常常互相往来，一起商谈国事。他自比管仲、乐毅，可见早就准备投身于政治活动了。所以当刘备诚心诚意来向他请教时，他便依据平时掌握的大量材料，从政治经济地理人事等方面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并怍出了进取中原的长远规划。他的正确估计完全是从客观世界中得出来的。当然，《三国演义》在一些地方神化诸葛亮，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鲁迅先生就批评过它“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现在都很容易见到。《三国志》有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三国演义》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的新注本，一九七三年改为横排本发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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