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教育资源整合的探索与思考

导言

在“让文物活起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博物馆界更加重视文物、展览的研究与利用， 注重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本文结合近年来博物馆教育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实践案例，通过对博物馆资源、资源整合等相关概念的分析，探析博物馆教育资源整合的原因、整合的方式及其作用，旨在为新时代博物馆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博物馆的教育工作进行了许多极为有益的探索，教育观念与教育方式不断发展、创新，取得了诸多让人眼前一亮的成果，在整体上实现了从单一宣教模式向参与体验式教育的重大转型。中国博物馆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博物馆教育资源整合的原因

一般来说，博物馆拥有的资源包括文物藏品资源、展览展示资源、研究成果资源、场馆环境资源、财政经费资源、人力人才资源等。博物馆的不同业务部门，通过不同的方式组织、运用这些资源，为公众提供各种类型的博物馆服务。

在使用资源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一项业务需要使用多种资源或者多项业务同时使用一种资源的情况。这就需要对资源进行分配，尽力使各项工作都能得到一定数量的资源来保证开展。但是，分配后的资源必定是不完整、不平衡、不充分的。想要做好工作，就要将这些零散的资源进行整合，使它们形成一股合力、为实现同一个目标服务。所以，资源的有限性是资源整合的首要原因。

此外，博物馆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进行资源整合的必要性。博物馆教育的重点不在传授而在引导，可以看作是对人们已有知识的检验与升华。好的博物馆教育，应该做到善于调用多方面的资源、进行多角度的协作，还应该善于挖掘已知资源的潜力、具备开发未知资源的能力，这也是资源整合在纵深方向上的含义。

二、博物馆教育资源整合的方式

2015年3月，国务院颁布实施《博物馆条例》。条例明确规定：“博物馆应当根据自身特点、条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社会教育和服务活动，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各级各类博物馆积极探索发挥教育服务功能的方法和途径，创造性地对博物馆相关资源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合。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

对自身资源的挖掘与重构

1.观众信息资源

观众是博物馆行业服务对象的总称。每位观众的性别、年龄、职业各不相同，文化教育背景也不相同，甚至属于不同的民族、来自不同的国家。因此，他们对博物馆教育的需求、反馈也不会相同。加强对观众信息的了解和分析，对一个博物馆在教育方面的战略布局和总体安排大有裨益。利用、整合观众信息资源，有数据分析和分类研究两种方法。

数据分析是在大量采集、积累观众信息数据的基础上，用统计学的方法对这些数字进行分析，从而发现规律、把握趋势。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大型博物馆启动了对观众信息的收集、分析，积累了一些相关数据。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在2018年2月20 日发布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观众数据报告（2017年度）》显示：2017年接待观众总数8062625人次，其中未成年人观众139万人次，占比17%；北京地区观众356万人次，占比44%；外籍观众77万人次，占比9.5%。这得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新馆建设时开发的票务系统具有观众数据收集的功能。2018年5月，上海博物馆数据中心初步建成。

分类研究可以在宏观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特定观众的不同需求进行更深入的了解，让博物馆教育部门对这些潜在教育对象有更清晰的认识，为有针对性地规划教育项目、策划教育活动提供更好的方向指引。在近年分类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国家博物馆构建了层次丰富、覆盖全面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2.藏品资源和展览资源

藏品资源和展览资源是博物馆之所以成为博物馆的独特资源，也是博物馆向观众提供各项服务的基础资源。各馆藏品数量不等、种类不同，展陈思路和布展方式也有巨大的差别。因此，基于藏品、展览策划的教育活动也应该各不相同。要尽力避免“千馆一面”，做出自己的特色。

从前，绝大多数博物馆提供的教育服务都几乎只有一种，那就是展览讲解。究其原因，虽有时代背景的条件限制，但更多在于博物馆教育使用藏品资源和展览资源的方式非常单一。即便是在今天，还有许多馆仍然习惯性地将整个展览及其包括的所有藏品作为一个整体，作为教育活动的目标和依托。实际上，对这两种资源进行有主题地梳理、分类，有层次地使用不同的展览，甚至只使用展览的一个局部或是藏品的某些主题，将会更精确、更有效地实现预定的教育目的。仍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例展开论述。

作为国家级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拥有48个展厅，收藏有140万余件藏品，展出有“古代中国” 和“复兴之路”两个系统、完整展示中华文明历史的基本陈列，还有青铜器、佛造像等十多个专题展览，以及每年50余个高水平国际交流展和临时展。那么，如何使用不同的展览、藏品资源安排不同的教育内容？

“古代中国”

一是根据展览的不同性质，提供不同程度的教育服务。首先保证为基本陈列和常设专题展提供普及性服务。然后针对专题展和交流展，特别是主题性很强的文化展和艺术展，设计专而精的教育活动，如为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展设计的“鼎盛中华”、为中国明清家具珍品展设计的“承坐之间”等。从小口径深度切入，只解读其中最有特色的部分，让参与者不仅能知道展品“是什么”，还能知道展览“为什么”。

二是利用藏品的不同特点，开发不同主题的教育课程。例如，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并没有一个专门为“古代中国”展设置的教育活动，但却有《古代陶器》《古代玉器》《古代科学》《古代丝路》等15门从不同选题角度讲述中华文明发展历史的课程。此外，还与北京市史家小学联合，全面盘点、精心梳理馆藏精品文物，将它们分门别类地抓取、整合，开发了“说文解字”“美食美器”“服饰礼仪”“音乐辞戏”四大主题共34课的系列课程。

3.员工人力资源

员工人力资源是主体性、主动型资源，其作用的发挥直接决定着其他资源开发、利用、整合结果的好坏。因此，一定要提高对员工资源的重视程度，引导这股力量发挥应有的正面作用。

博物馆教育部门的员工往往具有年轻化、专业化的特点。这些新生力量受教育程度高，专业性背景强，有活力，有想法。但是，年纪轻决定了他们的工作经验尚不丰富、工作能力尚不成熟，专业化也带来了习惯于只从自己的专业视角看待问题的局限。所以，针对具有这样特点的员工可以考虑从以下两方面入手，进行培育引导、优化整合。

一方面，要打破专业界限来使用。虽然博物馆教育部门的员工来自多个专业，有历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新闻学、艺术学等，但实际工作并不可能按照这些学科门类分工。应该提倡以设立项目小组的形式，吸收多个学科的员工进入，但要统一站在博物馆的角度去思考和运用自己的专业。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形成专业碰撞和学科融合，最终把这些知识和技能都统筹到博物馆教育的落点上来。

另一方面，要站在教育角度来培养。除了博物馆的基础知识，还应让其明确本馆的办馆宗旨、服务定位、运营方针等， 从宏观上对自己承担的教育任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让他们了解教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巧，从而具备从事教育工作的品德与素养；要让他们学习国内外的优秀博物馆教育案例，从而理解博物馆教育的内容、形式、流程等；更要让他们在策划、开发各种教育项目的过程中不断试验、打磨、总结、提升，在实践锻炼中逐步成长、成熟。当然，也要奖勤罚懒，配合一定的人事激励措施促进年轻人的成长。

（二）

对外界资源的吸收与融合

1.与教育界的密切合作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学校乃至校外教育机构意识到了博物馆的重要性，开始把博物馆作为重要的教学资源和教育场所。《博物馆条例》指出：“博物馆应当对学校开展各类相关教育教学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因此，教育界也成为博物馆教育应该联合、吸纳的对象资源。

在这方面，博物馆、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都进行了许多探索与实践。其中，平台搭建、基地建设和项目合作是近年来最为典型、最富成效的三种方式。

平台搭建是指通过某种介质建立沟通联系，使相关的信息或产品实现交流，从互知到互惠。2008年9月，北京市启动了面向全市中小学生的社会大课堂活动，在市教委下专门设立了“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管理办公室”。另外，还配套建设了“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网站。北京市的多家博物馆积极支持、主动参与其中， 报送资源信息，推荐特色活动。利用社会大课堂这个平台，博物馆更好地实现了它的教育功能。

“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网站

基地建设是将某些场馆确定为常设地点，作为某种活动的基础性、集中性支撑。博物馆也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争取成为活动的主办地或共建方，借助这些活动能够提供的有利条件，增强和发展自己的教育服务能力。这样的典型例子包括为贯彻落实《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而设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贯彻落实《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而评选的“研学旅行示范基地”等全国性的例子，也包括北京市为贯彻落实《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而开展的北京市中小学“四个一”活动等地方性的案例。

“四个一”活动

项目合作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机构， 为达到某个共同的目的而联合开展工作。这种形式在近年突出表现为馆校合作，也有教育主管部门与博物馆的合作。比如前文中提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北京市史家小学合作，相继推出《中华传统文化——博物馆综合实践课程》和《写给孩子的传统文化——博悟之旅》两套系列教程及科学用书；四川博物院与绵阳一迪幼儿园合作，共同研发面向幼儿的博物馆文化体验课程。湖南省博物馆与长沙市教育局、长沙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长沙市教师联合会等机构联合成立“历史教师沙龙”组织，都通过吸引教师走进博物馆、培养教师利用博物馆，从而带动更多的学生爱上博物馆。

应该说，博物馆对于与教育界的交流、互动、合作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其核心就是要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将双方共通、共融的政策、资金、人力等资源进行整合使用。

2.与社会机构试水合作

在传统的“文教结合”思路之外，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实力大馆还走出了一条“文创结合”的新路，让藏品化身萌物，从博物馆的展厅走向了千家万户，使“活起来”的博物馆及其代表文化真正成了人们美好生活中的一部分。令人欣喜的是，这样的思维模式和运营方式也开始在博物馆教育领域探索试水。

2015年9月，广东省博物馆的“牵星过洋—— 万历时代的海贸传奇”展览名动一时，引起各方关注。除了藏品精美丰富、主题紧扣“一带一路”时代背景外，展览方式和教育策划也颇为新颖。展览开幕时，广东省博物馆在地铁广州塔站推出“千年海丝·文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展”，利用该站3号线站厅、APM线站厅、APM线列车及3号线列车4个展区展出，使参观者乘坐地铁时就能欣赏到若干文物精品。同时，还联合广州市少年宫，引入学生策展人参与到展览教育项目的策划中，并运用手绘装饰及3D场景等多种呈现方式，将小艺术家们所绘制的海上丝路作品嵌入地铁站台及APM线文化专列；拍摄的宣传片、制作的动画片、游戏和微课也通过地铁新媒体平台发送。这次跨界合作，彰显了博物馆更为广阔的社会教育空间和社会教育价值。

2016年8月17日，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与中国民族器乐学会、北京乐器学会共同签署了国学国乐文化合作协议书。各方希望通过国学、国乐的学习、传播以及音乐会展演等多种活动形式，以高雅的古琴诠释诗词，探索一条将古典诗词与古琴艺术发扬光大、普惠大众之路。这又是一个博物馆与社会机构合作，探索共同整合资源、发挥社会教育功能的生动案例。

走向馆外、走向大千世界，选好主题、选好结合点，整合运用社会机构的各种资源，就可以大大丰富拓展博物馆教育的施展空间和影响范围。

三、博物馆教育资源整合的作用

作为手段与过程，博物馆教育深化了博物馆对观众信息的了解，加强、改善了藏品、展览与观众的互动，提高了员工为观众服务的能力，有利于提升博物馆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作为目的与结果，博物馆教育促进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更多地走进到博物馆，欣赏和享受到精美藏品与精致展览带来的文化服务，同时接受到历史、艺术、科技等多方面的知识内容和思想理念，实现了本身的教育职能。

更进一步说，博物馆教育资源的整合，将使博物馆能够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国家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让文物、遗产、古籍“活起来”，要将它们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精神、价值挖掘出来、传播出去，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才能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新期待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以文化人”的作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提高社会凝聚力、推动国家和民族发展。而这正是博物馆教育事业的职责所在，也是其梳理、整合各种资源的终极目标和最大动力。

“中国各类博物馆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新时代的博物馆人，整装待发。

本文改编自《博物馆教育资源整合的探索与思考》，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18年第6期（总第12期）。作者：陈慰 中国国家博物馆培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