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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下半年，大概是11月初头吧，反正感觉那天夜晚会议散场后回家的路上，天气已经很冷了。那一天晚上的会议，是我人生记忆中唯一的一次被教育批评，具体日子我虽已忘记，但那一天的会议场景却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是一名下乡知青，于1969年2月到绍兴县南池乡插队支农，74年进南池乡窑头山砖瓦厂当乡办企业会计，76年6月调入南池乡建筑队，担任主办会计兼工程预、决算员。 我家成份，属于城市贫民。家里一直比较穷，兄弟姐妹有五人，除大姐读师范分配到乡村当小学教师外，我是老二支农做农民，老三去了肖山建设兵团，四弟那年初中刚毕业，留守家中找工作，五妹还在求学中。当时全家只靠父亲在百货公司当个小职员的微薄收入，长期入不敷出。母亲在家拼花做点针线活，聊为补贴家用。我姐已结婚外嫁，虽然每月都能抽出点钱来资助父母，但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在这样的家境下，父母亲急切希望：四弟能够找个工作，外出赚钱。但是，当时想找个工作是何其之难。古人言：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象我家这样的穷苦家境，难以找到有权有势的贵人扶持，四弟当时只能在家吃闲饭。 这一天，母亲找到我，跟我商量：阿良，你在南池建筑队当会计，总有句话好说吧，你能不能给你弟弟找一个活干?我回答：妈，我在建筑队里，大的话语权没有，但安排个小工应该是可以的：只不过我们建筑队的工地都在乡下，路途较远，弟弟去打工不方便。这样吧：这事我放在心里了，等建筑队城里有工地的时候，我会安排的。 运道应该说是好的。母亲找我后只过去三天，我们南池建筑队就在绍兴城里揽到了一项建筑工程，是大城湾一家水泥厂的一幢废旧建筑物需要拆除，工程被我们建筑队的俞师傅揽来，性质是清工点做，泥瓦、木匠大工每工1.56元，男小工1.00元，女小工0.80元。 按照建筑队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谁揽来的业务，施工队伍人员即由谁组建，当然，队内几个领导如果想要安插几个人，，组建者肯定是会卖脸孔的。俞师傅是我们队里的副队长，又是我插队落户九一大队的同村人，和我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好的。当我把自己的家境告诉给俞师傅，并提出想安排一个小工的时候，俞师傅十个爽快：一贴老膏药，”可以。后天开工，叫你弟弟8点钟大城湾水泥厂门口找我。”当天下午，我骑着我的那辆海狮牌自行车，回城里向母亲和弟弟报了喜讯。第三天开始，我弟弟就开始在绍兴城里大城湾水泥厂干起了临时建筑小工，每天收入1.00元，全家人都感到高兴。 大约过了二个月不到吧，祸事来了。这一天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建筑队的郑书记通知我：”施会计，今天晚上7点钟，省工作组周组长要来我们建筑队开会，你一定要到，不能请假、不许缺席。”我微微感到：今天郑书记的语气不对，好象有什么事要发生。但也没有往其他方面多想，不过是晚上开个会，占用点个人休息时间罢了。 晚上7点钟，建筑队会议室里，开会的人全到齐了。我一看：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建筑队党支部郑书记、队长和两个副队长(其中一人是俞师傅)，会计是我，出纳员姓茹(是个女同志)，另有我们建筑队附属的水泥预制构件厂劳厂长和两个车间主任，一共是9个中层以上干部。另有省工作组周队长和一个姓张的工作组组员。 那一年，省工作组进驻我们南池乡，搞两条路线的教育；当时的省知青办主任周同志是工业组组长。我看到省工作组两位同志也来参加这次会议，感觉今晚一定会有大的事情发生。 会议开始，由建筑队郑书记主持。 他开门见山：”同志们，今晚会议，按照乡里领导要求，需要解决一个路线、政策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队里的施会计和俞队长，省工作组领导周队长也来参加这次会议，希望同志们、特别是当事人认真对待，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同时，每个人都要踊跃发言。 听了郑书记的会议开场白，我和俞师傅两人一脸茫然，不知所措。我站了起来：”我俩犯了什么错?为什么要搞这样的突然袭击?请郑书记给我讲明白。” 其实，这时候的我，心里已经有点明白过来了：我和俞师傅两人一不偷、二不盗，三没有贪污，何错之有?现在说是我和俞师傅两人有关的事，一定是我弟弟做小工的事；但是，应我的要求，俞师傅为我安排一个小工，又何罪之有?还出动了省工作组领导!我接受不了，我需要领导上给我解释。 这时侯，郑书记又开口了：”施会计，根据会议安排，我问你几个问题，请你回答。 问题(1)：你和俞队长什么关系? 我答：俞师傅是建筑队副队长，我是建筑队会计兼预决算员，既是同事，也可以说是上下级关系，他应该也是我的领导。 问题(2)：这层关系我们知道。我要问的是：你们两人有没有香烟、老酒、或者金钱方面的来往关系? 我答：我和俞队长都是吸香烟的，但俞队长递给我吃烟的次数多，我递给他吃烟的次数少；老酒问题上，我是吃酒的，可是俞队长是点酒不沾的，酒桌上我俩坐不到一起；至于相互送酒、送烟、送金钱，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我们为什么要送?再说，以我一个知青身份的家境状况，要我送我也送不起。这个问题你们去查好了，如查出来一项，不管数量大小，任凭杀头坐牢。 问题(3)：既然你回答得这样肯定，那么，有人在乡里反映，你有一个弟弟，安排在俞队长承揽来的水泥厂工地做小工，是不是事实?俞队长给你安排一个小工，得到有什么好处? 我答：这个情况是实。我确实要求俞队长给我的弟弟安排在大城湾水泥厂做小工，但我没有送给他任何礼物和好处；我只是利用我的会计职务身份，向我的同事、也可以说是我的领导，提出了一个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人员安排，是他卖给我一个脸孔，答应了我一个要求。这件事上，是我得到了好处。至于我为什么要向俞队长提出安排我弟弟做小工的原因，那是因为一个”穷”字。说来话长： 我把我家里的困难情况，在会议上讲给全体与会同志听了一遍，大家都默默无言。郑书记见会议冷场，转移方向：请同志们发表意见，对这件事情提出自已的看法和意见。 足足四、五分钟，没有出来一个接话的人，会议继续冷场。几位抽香烟的同事领导们，狠命地抽着烟，将会议室的空气严重地污染，白蒙蒙的烟雾弥漫在整个会议室。 这时候，省工作组里那位姓张的同志发言了，他说：关于施会计弟弟安排到水泥厂工地做小工的事情，情况已经基本清楚。这里我要提出的问题是：你们建筑队的领导层，有否认真学习、领会、吃透乡政府1978年(某号)文件的精神，我在这里将主要精神再讲解传达一下，请同志们对照执行。 这只文件的主要精神，是割资本主义尾巴，防止劳力外流，也不允许外乡外地的人员，来我们南泥乡占取本该由南池乡人民工作的饭碗；听起来，有点象乡规民约的意思。 听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乡政府在半年前确实下发过这只文件，当时还是我接收存档的。只不过对这只文件，谁也没有重视，大家都认为是事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想不到今天会触犯、违反这只文件的精神，真是难以想到。 听张同志接着又讲：再给你们通报一个情况：南池乡工业办公室的贺会计，因为是坡塘乡人，不是南池乡人，已于前三天被乡政府清退回家。关于施会计弟弟的小工问题，是否属于同类性质，请大家发言表态。 至此，事情已经相当清楚，我是惹上了路线，踏着了资本主义的尾巴，算我倒霉。我心里知道，会议室里坐着一个把我弟弟做小工的事通报给乡里的叛徒，但他是正确的，我无可反驳：因为根据乡里文件，我弟弟的这个小工位置，确实是属于南池乡人民的一个工作岗位，而我的弟弟是城镇居民，不是南池乡人。 我和俞师傅两人心中虽有不服，但都无能反驳；其他与会同志，大都和我俩是铁哥们关系，都不肯表态发言。会议继续冷场。这时，省工作组周组长表态了。 他说：会议开到这里，情况已经清楚。时间关系，我作先一下总结：施会计通过俞队长安排弟弟在建筑队工地做小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是对困难职工的家庭进行帮助，只要在工作安排中没有经济上的请客送礼等来往关系，应该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乡里既然出有那么一只文件，作为乡下属的企业，更是必须坚决执行的。 鉴于这两个方面的分析考虑，周队长提出了一个处理意见： (1)关于施会计弟弟做小工一事，不要上岗上线，不要动不动就牵扯到路线斗争上去；(2)根据乡政府文件精神，终止施会计弟弟的在水泥厂的小工工作，予以结清工资后辞退。(3)施会计与俞队长之间，经查没有经济上的交易往来，此事到此终结，不留尾巴。 周组长的这个处理意见，全体与会人员一致认可通过。 会议结束散会的回家路上，我向俞师傅表态致谦意：对不起，把你牵扯进来，陪我开了一个批斗会。俞师傅大度地笑笑：只说了一句：怪要怪那告密的小人。 当我第二天把这件事告知母亲的时候，母亲先是大吃一惊，深怕因为这件事，影响到我的工作；当我连说已经没事了时，母亲向我表示了谦意。她说：四弟做小工被辞退不要紧，可以再去另外地方找寻，而我在建筑队里的会计位置，如果受到影响，那她会追悔莫及。 我至今深深感激当年省工作组周组长对我弟弟一事的人性化处理结论。如果周组长当时偏激一点，过左一点，我和俞师傅都有遭遇人生路上大挫折的可能。 这是我的真实经历，为了弟弟能有一个做小工的岗位，(实际只做了二个月不到，只赚到60元不到的工钱)，我遭受到人生唯一一次的单位内部批斗，至今犹记心头。 浙江绍兴 秋天的牛 2020年9月1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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