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纪意识”再思考 文/金观涛  记得在《二十一世纪》杂志创刊十周年之际，正值新世纪来临。我十分困惑，不知道人类的新世纪是什么样的。我曾这样发问：“时间是连续的，但人类对世纪的意识绝不是连续的。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造成社会普遍观念的巨变，使我们把这一个世纪和上一个世纪区别开来。……那迟早将带我们进入新世纪的重大事件究竟会是什么呢？”当时，我不敢相信谈论了多年的新世纪已经来临，总觉得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会改变人类的世纪意识，使我们走进一个和现在不一样的全新时代。 一年后，“9.11”恐怖袭击发生；八年之后，全球金融海啸展现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危机新形态。这些都可以说是有别于上个世纪的头等大事了，但是世界并没有如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预言的陷于愈演愈烈的文明冲突之中，也没有如同1929年经济大危机那样导致放弃全球市场经济。换言之，这些重大事件并没有改变自1990年已形成的普遍观念。十年以后的今天，人类社会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之时，我们终于可以说：今日之世纪意识和冷战结束后形成的普遍观念几乎一模一样。 在此意义上，二十一世纪在1990年代已经开始。迄今为止，新世纪的展开已证明历史学家所谓“长十九世纪”、“短二十世纪”的判断是正确的。“长十九世纪”开始于178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和从英国启动的工业革命。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经济的超增长引起第一次全球化的世纪，其终止于1914年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多年。而“短二十世纪”始于一战以后，其本质为革命、战争（包括冷战）。它结束于1989年，只有七十多年。 把“短二十世纪”和“长十九世纪”区别开来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纪意识”。博兰尼（Karl Polanyi）曾用对市场社会形成的意识和对贫困意义的揭示标志十九世纪的到来，如果再加上民族独立，博兰尼的概括大致不错。确实，我们可以把经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人类在全球高速经济增长之时对贫穷的发现称之为“十九世纪意识”。“二十世纪意识”则是建立在否定“十九世纪意识”之上的新观念，如社会达尔文主义被批判，民族国家（主义）受到怀疑等等。而“二十一世纪意识”又是对“二十世纪意识”的批判和否定。 “二十一世纪意识”的基础 今天看来，自从中国文化大革命暴露革命乌托邦的虚妄，革命发生世界性的退潮后，“二十一世纪意识”就开始孕育了。冷战一结束，历史学家纷纷宣称一个时代已经过去。就在柏林墙被拆毁之时，今年刚过世的历史学家朱特（TonyJudt）决定写战后欧洲史。他把战后的欧洲比喻为凤凰在战争的灰烬中再生。 确实，如果把十九世纪的本质界定为由民族国家组成的现代社会的形成，欧洲本是人类走向现代社会的火车头；但是二十世纪的欧洲却被民族国家惨烈战争和极权主义所苦。正如1908年威尔斯（Herbert G. Wells）在《战祸将临》中所预感的：“发生在欧洲化世界的不是缓慢衰败——其他各种文明轰轰烈烈地向前发展，欧洲文明却被炸得粉碎。”而战后半个世纪则是欧洲在冷战阴影下吸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力图摆脱二十世纪观念系统阴影，展现现代自由世界创造力、恢复昔日繁荣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教训是如此深刻，朱特在《战后欧洲史》（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的结尾用“来自死者之屋”来形容现代欧洲的历史记忆，并讨论了这种苦难记忆对欧洲战后现代社会重建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不仅是欧洲，其他社会特别是俄国和中国不也是如此吗？正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极权主义的苦难和计划经济带来的贫穷，使人类告别一战后建立的各式各样新社会有机体，全面重返现代社会组织原则。如前所述，“二十一世纪意识”可以概括为对“二十世纪意识”的批判和否定，它包括“告别革命”、“确立市场经济无可怀疑的正当性”、“工具理性”和“普世人权”被全世界所有民族接受等等。否定“二十世纪意识”的前提，是对二十世纪教训的记取，故“二十一世纪意识”是建立在不遗忘历史之上的。正因为如此，冷战结束，人类迎来了第二次全球化的新纪元。亦正因为对二十世纪教训的记忆犹新，“9.11”恐怖袭击只带来局部战争，并未引发不同文明之间的全面战争，而2008年的金融海啸亦并未导致放弃全球化和市场经济。 然而，就在“二十一世纪意识”确立之时，我想问的是：今日建立在批判“二十世纪意识”之上的观念系统是稳定的吗？它会向何种方向演变？我认为种种表象背后，似乎存在着一股令人不安的潜流，它正在侵蚀那作为今日太平在盛世的思想基础。 新世纪往何处去：为未来画象 我把历史的展开视为普遍观念和社会的互动。二十一世纪如何展开，无疑取决于今日生活对上述“二十一世纪意识”的反作用。表面上看，“二十一世纪意识”坚如磐石，连“9.11”恐怖袭击和金融海啸都不能对其发生作用，然而，有一种变化正在侵蚀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二十一世纪意识”之基础，我将其概括为太平盛世的常规化对人类思想的影响。或者说，这就是人类对过去世纪苦难的忘却。正如朱特在展望当代欧洲思想时所说的：“欧洲野蛮的近代史，作为战后欧洲重建时所努力抵制的黑暗‘反面’，早已被欧洲年轻一代遗忘。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这些纪念碑和博物馆会蒙上灰尘，被日渐冷落，只会有一些狂热的爱好者和受难者的亲友参观，正如同今天‘西线战场遗址’的命运一样。” 近年来的种种现象表明，无论“二十世纪意识”带来的苦难多么刻骨铭心，但对它的反思并没有成为“二十一世纪意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否则，我们不可能理解为何自由主义是如此软弱。随着二十世纪盛行的各种观念被否定，过去难忘的一切正在迅速消逝。今天，人类各民族正在经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太平盛世。在新一代人心目中，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革命和社会动荡都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超越个人目标之上的任何追求都被等同于意识形态鸦片，宏大的历史不仅是虚妄的，甚至被认为会带来暴政。这样，自由主义的世界正在被没有理想的消费社会取代。 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Robin G. Collingwood）认为，人类的历史记忆是被压缩储存在观念系统之中的。如果把观念系统分解成上层观念和这些观念形成的前提两部分，那么形成“二十一世纪意识”前提（二十世纪的教训）的消失带来的后果无疑十分重大。我们自然可以发问：一旦“二十一世纪意识”形成的前提不再存在，那保存了惊心动魄的二十世纪历史的当代观念系统又会变成什么呢？ 或许，这种蜕变正是当今世界理想和思想大退潮的原因。人所共知，当今我们正面临一个没有思想、个人消费至上的世纪。是的，无人有权指责这种基于个人权利之上的自主倾向。但是，当求知和理想在人权价值中缺位时，追求自由的个人也就变成软弱的纵欲的个人。也许，没有什么比利用波兹曼（Neil Postman）的名著《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的书名来形容这种愈来愈普遍的新人类的精神状态更为传神了。波兹曼写此书的目的是揭示电视和大众传媒使人浅薄化，他绝对想不到此书出版后二十多年，“娱乐至死”会成为今日人生的写照。 早在1980年代，我就把自己界定为一个残存的理想主义者。虽然我曾以反思和批判意识形态为自己的工作定位，但我从来不认为人可以没有理想。故我是属于二十世纪的人，和时髦的当代思潮格格不入。随着二十世纪的远去，我们这些上一世纪的遗民一天比一天孤独。记得1990年代，我尚把一天到晚坐在电脑面前的同事称为“电脑的配件”，今天我们自己难道也不是如此吗？在旅行中只要不能上网，就觉得缺少了什么。一旦停电，更是世界末日。人与人之间是这样疏离，但又是那样离不开社会网络。当思想不再重要，一开始感到的只是改变社会的无力感，很快就加剧为对时代的失语症，最后这一切转化为对自己甚至对人类二十世纪历史深深的怀疑：过去世纪的一切除了提供错误教训之外，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 大历史视野中的人类社会走向 今天在愈来愈多人心目中，二十世纪已被定位为人类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的一个错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深感这种思想模式的荒唐和有害。 事实上，正因为历史被视为是偶然的，人类二十世纪苦难的历史才没有在理论（性）层面深入扎根，并牢不可破地成为“二十一世纪意识”不可分割的部分。历史不是必然的并不等于说历史是偶然的。因此，为了和遗忘斗争，为了保障“二十一世纪意识”的健全性，历史学家有一不可推脱的责任，这就是在否定宏大历史叙事的潮流中，再一次强调宏观历史对人类的重要性。 我曾把十九世纪定位于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形成、市场经济终于摆脱社会有机体的桎梏超增长的时代。现代社会本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工具理性和民族认同这三大价值之上的，但是在“长十九世纪”，这三大价值存在什么样的深层联系，以及它们在运行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尚不清楚。事实上，正是平等和个人自由之间关系的不清楚，使得经济危机暴露个人权利清单上的内容并非人人可欲；亦正是民族国家主权和普世人权关系的暧昧，才会带来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主权的无约束性，导致几乎把现代社会毁灭的世界大战。 表面上看，极权主义源于俄罗斯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在一战中的解体。然而，如果更深入地全面检讨“长十九世纪”的历史，我们发现，正是现代社会的缺陷加上传统社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失序，极权主义才会兴起。不经历二十世纪的痛苦，人类是不可能从该幻象中醒过来的。故一直要到冷战终结，人类才有可能重回一战前的全球化市场社会。 这样看来，十九、二十、二十一世纪实为现代社会形成不可缺少的逻辑环节。毫无疑问，今天全人类在大框架下是重新回到十九世纪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但是，人类不能两次踏入同一历史河流，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必定和十九世纪的全球化有所不同，同样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现代社会，十九世纪的全球化结构和今日究竟有什么差别呢？有人称之为多元现代性的呈现，有人则将今日世界概括为“风险社会”。 而我则更愿意将其称为十九世纪确立的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在经过二十世纪的演化和自我纠错后的成熟。在此意义上，“二十一世纪意识”实为现代性的全面呈现。而它正在经历的蜕变，则说明人类历史正在开始一全新的历程。或许可以借用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说过的一句话：现代性在考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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