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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廊推荐】画家王跃:浅谈中国人物画政教性与艺术性之关系

2020-09-02  泊木沐

中国画中人物画起源最早,而早期的人物画政教功能远高于审美功能,且多以人物肖像为主,《孔子家语·观周》曰:“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班固《汉书·外戚传》:“观古图画,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东汉王充《论衡》谈到:“宣帝之时,画图汉烈士,或不在画上者,子孙耻之,何则?父祖不贤,故不画图也。”从中可以推测人物肖像画在三代时期已经出现,并且开始发挥其规鉴的政教功能。早在三代时期「礼」的影响之下人物画走向了规鉴的社会功用,可以看出早期的人物画都是以画赞的形式出现,画面上矗立一人或帝王将相或达官贵族,并无其他情节描绘,其他的空间则是交给文字,这种画赞的形式则是源自于文学中的文赞。本来绘画自身的形式美感和形式语言被文学内容赋予另一层含义而使其偏离绘画本体语言的轨道而愈演愈烈,随后统治者利用绘画宣扬皇权,政治开始左右绘画,宗教也开始与绘画融合,诗词与绘画同律,书法与绘画同源,最终导致我们现在看到的绘画则是集政、教、诗、书、文于一体的内容大于形式的综合形态。

《无声的呐喊》186x210cm 纸本水墨 2020年

相对于山水画和花鸟画而言,人物画是最难处理形式与内容两者关系的,人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使得人自身就具有内容性,因此太注重内容不可、太注重形式亦不可。中国绘画自古至今一直承载着太多与艺术本体“不相关”的因素,这个“不相关”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丰富了艺术的形态和内容,另一方面又在不知不觉中、约定俗成的建立了一套规则,使原本纯粹的艺术又转化成内容的束缚,便有了评判标准和好坏、错对之分。

《暮年》180x191cm 纸本水墨 2020年

历经魏晋南北朝,人物画由早期的肖像规鉴画发展到故事规鉴画。在古代,文字用以叙其事,图画用以存其像,两者各有弊端,而故事规鉴画的产生,完成了文字与图画的完美结合。南齐谢赫《画品》序中写到:“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开篇便强调:“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又在《叙画之源流》中再次强调:“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可见这时的人物画完全是图像化的“周礼”为统治者服务。统治者深知绘画所具有的强大感染力,因此既要让图画者不失艺术性,又要不断的为统治者服务。因此,为政权服务变成了中国画的传统,“成教化,助人伦”是传统,“逸笔草草,聊以自娱”也是传统,手段是为目的服务,运用什么样的手段,取决于目的,取决于创作思想,其本质上并无优劣之分。

《新绿》 220x180cm 纸本水墨 2018年

国学大家郑午昌(1894-1952)在《中国画学全史》中将中国画之时代划分为实用、礼教、宗教、文学化四个时期。“大概唐虞以前,为实用时期;三代秦汉,为礼教时期;自三国而两晋、而南北朝、而隋、而唐,为宗教化时期;自五代以迄清,则为文学化时期。”另外,以陈衡恪(1876-1923)为代表的一批国学大家又将人物画的发展依照其性质变迁划分为伦理人物画(三代至两汉),宗教人物画(六朝至隋唐),赏玩人物画(宋代至清末)。可以看出两者都是十分重视“礼”的作用,笔者以为整个封建社会都是在“礼教”所建的伦理规范制约下不断发展,原始石器时代一过便深深打上了伦理秩序的烙印,孔子儒家思想中提倡人人“各安其份,各守其职”的伦理纲常的理想社会,表现在人物画上便出现了明显的贵贱尊卑伦理意识,并依照这种阶级意识划分不同空间,归类不同造型,一方面,强调人物造型的典型性,另一方面,又要遵循“礼教”所规范的类型化造型原则,同时“礼教”还制约着人物画的内容题材以及画中人物的形象特征,中国传统人物画所占比例最大的就是表现封建礼教的历史故事题材,为达到宣教的目的,常常不遵守客观空间,画面上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整个事件统统表现在同一幅画面之中,并且依照尊卑贵贱等阶级因素处理人物的大小比例以及所处的空间位置,甚者地位卑微之人更无肖像可言,通常千人一面,包括在封建旧社会女性也是较少有肖像的。

《凉山见闻》 180x180cm 纸本水墨 2017年

中国人物画发展跌宕起伏,却从未像西方那样走向纯粹的抽象,因为中国的文化是包容性的,而非割裂的,中国人物画也是如此,从一开始产生便是多元性的发展。随着人物画自身的发展、成熟,其艺术自身的审美功能逐渐恢复主导地位,艺术毕竟不是政教,虽然可以为政教服务,但这并非是艺术之本体,我们可以把纯粹的艺术理解为“一元性“的,那么为政教服务的绘画则是“二元性”的,艺术变成了手段,目的则是为政权服务,作品中包含两层含义,其主要目的不在于艺术本体,政教功能的绘画必须包含审美功能,缺失则不成绘画;但纯粹的艺术作品可以不包含政教性,当然这也并非绝对。中国人物画兼具儒、道双重内核,相辅相成,“进则儒,退则道,所谓达则兼济天下,不达则吟诗作画做文章。”人物画虽然包含多种功能,但从艺术的本体来讲,审美功能具有第一性,“美”才是最为首要的、重要的功能,无论政、教、诗、书、文都要依靠“美”的主要功能借其感染力来实现其他功用,如若将其他功用作为绘画创作的主要目的,创作出的作品则品格不高,使观者难以动容,便也无法达到任何其他目的。

《守望》200x196cm 纸本水墨 2019年

自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以来,笔者将创作的目光转向山区里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以现实主义题材为主,关注社会,放眼当下,关怀底层人文一直是笔者创作灵感的来源,作为一个艺术家,除了创作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艺术作品以外,还应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这是对社会的一种回馈,同时也是艺术家责任与担当。

( 作者 /王跃 西南大学美术学院讲师 )

《惘》180x190cm 纸本水墨 2019年

《天光》180x200cm 纸本水墨 2019年

《布拖人》180x190cm

《午后》180x180cm 纸本水墨 2017年

《关注》180x185cm

《流转的歌谣》125x220cm 纸本水墨 2018年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180x95cm 2016年

《凉山行》95x180cm 2017年

《芭莎小子》180x96cm 2016年

《祖国花朵》180x96cm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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