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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登基初期，西汉开始面临着严重的土地问题，此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地主豪强手握着巨大的财富，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而诸多失去田地的农民成为流民，朝廷因需救济他们而出现“县官大空”的局面，所以此时武帝朝的土地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而导致武帝初期出现如此严重的土地问题，主要有以下二点原因: 一、人口大幅度增加。汉初，汉因“接秦之弊”，所以出现“作业剧而财匮”的窘迫局面。此时面对着天下民生凋零、经济凋敝的形势，西汉的统治者们清晰的认识到应放弃秦所实行的暴政，采用全新的治国措施，以此避免重蹈秦历二世而亡的结局。 为此，自高祖立国以来，西汉的统治者们就以道家的“无为而治”为治国理念，开始实施“扫除苛烦，与民休息”的国策。如此，西汉在惠帝、吕后、文帝、景帝70余年的励精图治下，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与发展，国家人口更是大增，“自孝惠至文景，与民休息，六十余岁，民众大增”(《后汉书.郡国志》)，至武帝即位初期，全国人口约3800万，相对于西汉初期刚建立时的约1500万人，此时的人口已增长2倍有余。  秦末农民起义 而随着人口的增长，西汉开始形成了一些人口特别集中的区域。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武帝初期，西汉人口最集中的区域在“三河地区”（今山西、河南交界处及黄河以南的一些地区）和“山东地区”，这两个地区形成了“地小人众”的局面。 人口大量的增加，势必就会导致西汉土地的需求开始急剧的增加。可此时，西汉的可耕种地仍然只限于长江以北的地区，其余的地区有地但却并不肥沃，大多是“差田”，所以在当时西汉真正能种田的田地基本就只局限在长江以北地区。可就算是这里，西汉也是面临着严重的土缺乏的问题，如关中、关东地区就有着大量的无地可耕之贫民。想想看，连长江以北这样拥有富庶田地的地区都是如此，你就更别说其他地区了。 如此在土地数量几乎维持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大量的增加，自然就让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开始变得严峻了起来，而不可能避免的也就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土地问题。 二、王公大臣，地主豪强疯狂的土地兼并行为。武帝时期面临着严重的土地问题，除了人口的增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些王公大臣、地主豪强无休止的土地兼并行为。 封建时代，最值钱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一切。因此那时候的王公大臣们，在拥有了绝对的权力之后就开始了疯狂的土地兼并，如董仲舒所说:“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禄厚，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 ”(《汉书.董仲舒传》)，这些王公大臣身居高位，家境殷实，在权力和财富都已达到一个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利用着手中的财富和权力去“与民争利”，逐渐就演变成了“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的局面。  西汉初年疆域 如高祖时期丞相萧何“强贱买民田宅数千万”(《汉书.萧何传》)。文帝时期衡山王刘赐“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汉书.衡山王传》)，淮南王刘安子女“擅国权，夺民田宅”(《汉书.淮南王传》)。景帝时期代国国相灌夫“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汉书.灌夫传》)。 当然最初“与民争利”的就只是那些权贵阶级，只是到了武帝初期，又增加了一股“与民争利”的全新势力，那就是历经70余年发展起来的“地主豪强集团”。 随着西汉数十年的“无为而治”，再加上当时西汉又是放开了如铸钱、冶铁、采矿、煮盐等原属国有的暴利行业，这些行业都允许民间的自主经营，因此这些地主豪强手握的财富那是急剧的增加。而在财富达到了一个点之后，他们也开始加入到了对于土地的兼并行列中。《汉书.食货志》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这些人依靠着自己手中富可敌国的财富，与地方贪官污吏相互勾结，欺行霸市，横行乡里，然后肆意侵占着百姓的土地，逼迫着农民将朝廷赐予的田地贱卖于他们（《汉书.贡禹传》载:“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  西汉勋贵集团 如此，武帝登基之初，在人口、土地兼并等种种诱因下，西汉土地问题也就是开始变得日益的严峻。而后随着土地多被王公大臣、地主豪强的家族所霸占，西汉的自耕农们开始纷纷破产，随之流民问题也就变得严重了起来，西汉的统治也开始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土地兼并之风大盛，诸多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更是大增，它们已经直接影响到了西汉对于天下的统治。当然，此时武帝朝的一些有识之臣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们开始纷纷上书武帝向其阐述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了问题的解决办法。如董仲舒就曾向武帝建议“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曰：“名田，占田也。名为立限 ，不使富者过制，则贫弱之家可足也”，显然这个“限民名田”的政策就是针对王公大臣和地主豪强的兼并行为。 但是因此时武帝的心思却并非在国家内部事务上，而是在“广事四夷”。当时的武帝唯一的心思就是进行开疆扩土的对外战争，特别是对匈奴的战争，所以对于此时国内所面对的问题，武帝并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应对。  河南漠南之战示意图 当然很多人都会问，为何武帝明明没有精力去应对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明明已经很严重，但它却似乎并没有给武帝朝造成多大的威胁，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武帝虽把精力放在对外战争上，但恰恰就是这些战争在无形中帮助汉武帝大大缓和了国内的土地危机。 首先，长时期的对外战争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的，且武帝的对外战争规模大多都是动辄数十万的战役，如前133年“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诱致单于，欲袭击之”（《汉书.武帝纪》），这一年武帝为了偷袭匈奴，就派了三十万的大军屯兵马邑谷；前119年“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出定襄，将军去病出代，各将五万骑。步兵踵军后数十万人。”(《汉书.武帝纪》)，漠北战役汉军派遣10万骑兵，数十万步兵与匈奴决战。 可以说当时汉廷所需要的士兵量是巨大的，如此当时大量的精壮劳动力，或主动，或被动的加入到对外征战的队伍中，而随着大量劳动力的被征调，百姓对于土地的需求也就降低了很多。  汉对外战争示意图 再是武帝的每次作战并非是一无所获的，相反战争让西汉获得了广阔的疆域，且其中大部分多为富庶之地，如前127年“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汉书.武帝纪》)；前121年“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汉书.武帝纪》)；前111年“南越破後，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厓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犁郡，厓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史记.西南夷列传》)。 如此，随着大量原属异国的土地并入到汉朝的疆域中，为了稳固这些新占领的疆域，汉武帝不但在这些新占领的地区设郡，还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就是将在中原没有土地的百姓迁移到这些新占领的地区，然后免费分发土地，如前127年，武帝在新占领的河南地区，置朔方、五原郡后就“募民徙朔方十万口”(《汉书.武帝纪》)，也就是如此，将中原无地的百姓迁往边疆拥有大量无主之地的新郡，这在无形中缓和了国内的土地危机。  汉武帝在原匈奴地区设置的郡县 当然以上这种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并非是出自于汉武帝的本意，它们只是在无形中缓和了下国内的土地危机，而并未从根本上阻止土地兼并趋势的恶化，所以也就无法彻底的解决西汉失去土地而流民遍地这样的严重社会问题。 不过国内如此严重的土地问题，武帝始终是要解决的。而后在119年结束对匈奴的战争之后，武帝遂开始认真处理国内的土地问题。此时因汉朝已傲视周边各国，边境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这个时候少数民族对于中原再也造成不了任何的威胁，所以武帝也就有了足够的精力去专心处理国内事务。 再是长时间的对外征战，虽让汉朝获益良多，但同样也是受害匪浅，此时西汉面临的是“ 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的窘迫局面，人心思定，西汉已经快到达崩溃的边缘，所以武帝急需恢复社会的秩序和经济，从而稳定西汉对于天下的统治。 而要想恢复社会的秩序和经济，首要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只有百姓手中有田地，他们才会安定，流民问题才不会出现，而百姓安定，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如此，当时解决土地的问题是武帝朝的当务之急。 要想解决土地问题，首要做的就是抑制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行为。对于这个问题，武帝主要采用了以下几个措施:1）设立监察官员。前106年，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此时汉武帝就赋予了刺史监察地主豪强土地兼并的职责，其刺史“六条问事”中的第一条就说到“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逾制”就是违反朝廷规定的每家所能拥有田地数量，显然刺史被赋予的这条职责就是限制豪强地主土地的兼并。  刺史部十三州 2）大量采用酷吏来打压地主豪强。《后汉书.酷吏传》载："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所以为对付这些“豪猾之民”，武帝就开始“以恶制恶”，用酷吏来镇压这些“刁民”。正所谓酷吏“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肆情刚烈，成其不桡之威。”(《后汉书.酷吏传》)，如张汤为御史大夫时就“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汉书.张汤传》)，如此在酷吏的威慑下，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行为得到一定的抑制。 3）徙豪强于茂陵，就是将地主豪强从祖居地迁徙到茂陵（武帝的陵墓）附近。这条建议是中大夫主父偃提出的：“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汉书.主父偃传》)，其实主父偃提出的“徙豪强于茂陵”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将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收为国有。毕竟让他们迁徙，离开自己居住的地方，他们就只能带走自己的动产，而对于土地这样的不动产他们是带不走的，如此最后就只能归国家所有。  汉武帝茂陵 而后武帝在采纳了主父偃“徙豪强于茂陵”的建议后，就相继进行了四次“徙茂陵”的行动。第一次是在建元二年四月，武帝“初置茂陵邑”(《汉书.武帝纪》)。第二次是在建元三年，武帝“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汉书.武帝纪》)。第三次是在元朔二年，武帝“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汉书.武帝纪》)。第四次是在太始元年，武帝“徙郡、国吏民豪桀于茂陵、云陵”(《汉书.武帝纪》)。 如此，在大量的地主豪强被迫迁徙到茂陵后，他们之前所在的地区就空出了大量的无主之地，而这些田地最后大多数就被朝廷分配给了无地的农民。 当然，解决西汉的土地问题不单单是靠抑制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行为就能够彻底解决的。汉武帝此时最需要做的还是解决土地与流民的问题。 而对于这个问题汉武帝也相应的推出了几个解决的措施：1）将原国有土地放开与百姓使用。众所周知，封建时代“山林池泽”是属于国有的，平民是无权使用的。如此在武帝时期，为了解决土地缺少的问题，建元元年汉武帝就“罢苑马，以赐贫民”，即允许无地的百姓前往朝廷的养马之地以为谋生资地 ，以此来缓解土地缺少的问题。 而后在元鼎元年，武帝又下诏“ 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即放开山林、池泽不准平民进入的限制，此时无地的百姓可以自由进入，并以此谋生。如此，武帝将失去土地的部分百姓转移到属于国家的公田上，这等做法就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民无地的问题。  西汉农民 2）实行“假民公田”法，就是将原属于国有的土地以租借的形式，借给无地的农民耕种，而朝廷就只是从中征收少量的“假税”。当然在耕种的过程中，农民如无种子，无耕地的工具，朝廷也都会以借贷的方式，将其给予百姓。 3）开垦新的土地。刚才我们也说了西汉原可耕种的土地是不变的，可人口却是多变的，所以无论武帝怎么分，原有的土地总有分光的时候，那之后该怎么办呢？很简单，武帝也早就想到了这种情况，而他的解决方法就是开垦出更多可耕种的土地。此时为了开垦出更多的土地，武帝开始在关中地区兴建了不少的水利工程，如元鼎六年，武帝批准左内史的提议，在原秦国所修建的郑国渠的基础上，在上游新修建了六条辅助小渠，借此来灌溉地势较高的田地，因此得肥沃土地千顷。 元光时期，武帝又批准大农令郑当时的建议，“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径，易漕”(《史记.河渠书》)，后用了三年的时间打通了漕渠，自此“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太史二年，武帝再次批准中大夫百公的建议，引泾水入渭中，建成白渠，因此“受益农田四千五百余顷”，“民得其饶”（《汉书.沟洫志》）,而后因泾河多泥沙，白渠在灌溉田地的过程中就为农田带来了肥沃的土壤，因此关中平原的地区多被灌溉成肥沃的土地，时人赞其“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汉武帝时期关中水利工程分布图 如此在武帝兴建的诸多水利设施的帮助下，西汉不但得到了大量的新的可耕种土地，同时原有的土地也变得更加的肥沃，此时土地问题也就得到了较大的缓解。 4）实行“代田法”。“代田法”具体的实施方法这里我不多介绍，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我之前写的《代田法:让西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得到重生，并间接促成“孝宣中兴”》这里有着详细的介绍。简单的说“代田法”是搜粟都尉赵过发明的一个可以“地尽其用”的耕作方法，它的优点就是“用力少而得谷多”，农民依靠这种耕种方法，就可用最少的付出得到最大的回报。 史载实行“代田法”的田地“ 课得谷皆多旁田亩一斛以上”(《汉书.食货志》)，就是获得的粮食要比没有实行“代田法”的田地每亩多出斛以上。因此随着“代田法”的推行，原有地区的土地数量即使在不变的情况下，粮食的产量却是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朝廷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假设原需分配给一户人家2亩的土地才能保证他们的生存，而现在却只需要分配1亩的土地即可保证生存，就这样朝廷手中可分配的土地无形中就变得越变越多，随之能被分到田地的百姓也就越来越多。如此这也在无形中帮助武帝降低了土地与人口之间的矛盾。  代田法示意图 如此，在武帝所实行的以上几种措施的帮助下，武帝朝严重的土地问题得到了较大的缓解，最终它并未能影响到武帝朝对于天下的统治。 当然，此时西汉严重的土地问题只是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但却也未得到彻底的根治。 首先，武帝在抑制土地兼并的过程中，对于权贵的土地兼并行为却是十分的宽容，甚至武帝还数次主动赐田于王公大臣，如卜式为中郎时，武帝就曾赐田十顷。而作为权贵阶级，这些权贵本身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就占了全国的一大半，因此要想解决西汉的土地问题，就必须解决这些权贵，可显然武帝不会这么做，他们是武帝统治天下的根基，武帝不可能去自己毁掉自己的根基，所以就是如此，汉武帝根本就不可能从根上去解决西汉存在的严重的土地问题。 农民耕种图 同时汉武帝本身就是一个封建大地主，所以他在解决土地问题上虽会尝试着做出一些改变，比如抑制地主豪强的兼并行为等，但是他的改变绝对是不会伤害到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为西汉对于天下人的统治就是建立在这些人的基础上的，如果连地主阶级都反对武帝的统治的话，西汉必亡，因此武帝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绝对是带有局限性的，也绝对不会是彻底的。 所以就是这样，武帝朝的土地问题虽得到缓解，但却未得到根治。如此，直到武帝死后，随着武帝朝实行的一些抑制土地兼并问题的政策都相继被废除，西汉的土地问题开始愈演愈烈，并最终成为了西汉灭亡的一大根本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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