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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在日本马关，晚清首辅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就战争赔款事由正在进行磋商。谈判中，伊藤博文昂首挺胸，而李鸿章却近乎哀求。为了让中国少负担一些赔款，年长伊藤博文十几岁的李鸿章差点没哭出来，而在他挨了一枪之后，才终于换来了伊藤博文的“怜悯”。  ▲李鸿章谈判《马关条约》影视一幕 这是一幅对比明显的外交“图画”。身负中国重任、为中国图强呕心沥血的李鸿章，在蕞尔小国日本的面前却显得多么渺小。而同样是图强，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后的中日两国，也奔向了不同的结局。 那么，为何李鸿章在中日的交锋上总是败给伊藤博文？这对宿敌所操持的自强与变法，为何又会使中日两国差别悬殊呢？ 一、李鸿章的倔强其实，即便是作为宿敌，伊藤博文对李鸿章的评价还是非常高——“大清帝国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然而，李鸿章这位被誉为大清帝国“唯一”希望的大臣，却有着倔强的保守一面。  ▲李鸿章 作为一位深受中国传统儒学影响的大臣，他的思维依旧还秉承着中国封建时代的狭隘一面。在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推动下，李鸿章依旧坚持着以中华文化为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法在西学面前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仅仅是从表象中去直接吸收西方的成果。 这一主观意识，也影响着他在洋务运动中的布置。当他为满清大刀阔斧地引进西方军工科技时，却将人才培养的重点放在了军事和外交。因而，洋务运动失去了技术性的人才引进这重要一环，使得各个兴建的机器局都十分依赖于洋人师傅的操持。  ▲江南机器制造局生产的加特林机枪 最终，洋务运动只带来了图强的表面效果，虽引进了先进器械，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晚清的腐朽时局。开玩笑地说，可谓是当兵的还是那些抽大烟的烟鬼，只不过他们换了个会说洋文的长官，手上的武器也从红缨枪换成了步枪 当然，玩笑归玩笑，晚清陆军在甲午战场上的表现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正如那句闲话所说的：“甲午战争是一场李鸿章的北洋系跟整个日本的对决。”这句话又是如何解释呢？  ▲甲午战争的清军陆军岸防炮阵地 其实，正是因为李鸿章是受封建儒学的教育出身，因而在他的思维里，君臣关系更重于国与民，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似乎和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统治这个国家的君臣能力有关。所以，尽管李鸿章提高了晚清的军事实力，但本质上并没有发挥起中国四万万人口的综合实力。说到底，给晚清贡献新增GDP的依旧是那些国企，民企依旧在“重农抑商”的策略下被打压。因此，支撑起北洋水师的是李鸿章，而跟日本打仗的，还是李鸿章。 二、宿敌：伊藤博文相比之下，对面的日本就不同了。自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综合实力突飞猛进，全国百姓响应号召，在日本天皇的“觉悟”示范下活学西用，不仅全国齐心节衣缩食发展海军，民间还发展起了一个个大型企业，可谓是GDP蹭蹭上涨。 在这一切的背后，正是得益于伊藤博文的推动。这位比李鸿章年轻18岁的日本才人，在洋务运动开始7年后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变革，除了引进西方的高新科技，还借鉴了西方的宪体改革了日本的体制。或许正是这相差18岁的年龄，使得伊藤博文具有更加开放的心态。在他操持下的明治维新，日本社会中出现了西式与日式文化并存的现象。  ▲伊藤博文 当时在日本，伊藤博文为了维新也是操碎了心。毕竟在一个封建时代持续上千年的古老国度中，让国民一时接受西化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而，伊藤博文首先带着官员们带头吃西餐、穿西服，甚至将西式舞会提高至“上流生活”的地位，使得日本的精英和政商阶层无不“西化”。 而为了带动民众的效仿，伊藤博文甚至主动跑到基督教堂进行朝拜，哪怕他根本就不信基督教；同时，他还专门搞了一个“鹿鸣馆”，经常盛邀国内西洋权贵一起喝酒、跳舞，他自己则在舞会中打扮成一个威尼斯商人，此事还一度成为日本全国民间的笑柄。 在全民接纳西化的基础上，伊藤博文也抓准时机，向天皇谏言将老制度改成内阁制，将日本推向了宪政国家，顺利推行之后他也出任首届内阁首相。不过，伊藤博文对西化并未坚持全盘吸纳方针，他合理地将日本天皇制度和西方立宪制度合二为一，形成了日本本土化的“天皇制宪政”。在民间，他也主张日西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策略。因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得到了西化强国的效果之后，也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属性。  ▲日本陆军 不过，在历经一番呕心沥血之后，伊藤博文深感“如今的好生活来之不易”，所以在那个日本军国主义渐趋上涨的年代，伊藤博文反其道而行之，一直坚持“和平是福”，和日本陆军站在了对立面。奈何，他一人之力根本抵挡不住日本全民的狂热。中日之间的摩擦，还是在明治维新开始的17年后爆发了。 三、甲午战争前胜负已分若提起近代中日之间的摩擦，我们最为熟知的莫过于甲午战争。这场改变中日半个世纪格局的战争，对于咱们中国来说无不羞耻。 然而，甲午战争并非突然爆发，这场矛盾的“导火索”，其实早在战争十年前就埋下了。  ▲甲午战争海战影视一幕 细心的朋友们，可能已经算出前文那句“明治维新开始的17年后”，指的是1885年。这一年，中日之间因为朝鲜的甲申政变燃起了摩擦，最终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以一纸《天津条约》暂时平息了战火。 1885年的这纸《天津条约》，其实也称《朝鲜撤兵条约》，这个条约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仅仅是规定了中日两国从朝鲜撤军，若以后再要派兵则互相知照便可。表面上看，这是一条十分公平的条约，起码在那个中国落难的晚清时代，李鸿章办的还算让清廷满意。  ▲慈禧影视形象 然而，如果当我们得知，这纸条约其实是在冯子材打赢了中法镇南关战役，李鸿章凭此才底气十足地签下时，似乎又会觉得其中有端倪。 当时，朝鲜可算是咱们中国的藩属国，晚清出兵保护内乱中的朝鲜王室，其实算是情理之中。然而，这场由日本寻恤挑起的政变，最终却让既是宗主国代表、又是抱着打赢法国底气的李鸿章签下了一个表面十分平等的条约，对于中国来说肯定是吃了一个大亏。与此同时，表面上的平等其实暗藏玄机，有了这个《天津条约》，日本以后出兵朝鲜就变得更加名正言顺。条约中，“若朝鲜再有变乱，出兵需互行文照会”这一句，让日后日本的出兵变得简单而且出师有名。 而清政府这边，当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一副傲视群雄的模样向清廷报告了谈判事宜的顺利。慈禧见这次条约总算不用赔款，表示得甚是满意。只是诺大的清朝，偏偏没有人意识到这是给自己埋了一个巨大的“诡雷”。 其实，早在条约谈判期，李鸿章在面对伊藤博文时已经显得有些坐立不安。一开始，李鸿章是因为怕谈判破裂，引起中法和中日两线作战，所以表现得较为拖延、随和；而当得知中法战争胜利时，李鸿章才显得底气十足，但在面对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日方咄咄逼人时，李鸿章却显得准备不足，甚至因害怕战火燃起，数次询问伊藤“当真有战争企图？” 反观日本，伊藤博文早就为这次谈判做足了准备。虽然伊藤博文是主和派，但当两国摩擦之时，伊藤博文便立马转向支持战争，“一切以国家为重”，并为了取得战争胜利和战后利益最大化而奔走。相比之下，李鸿章的谈判更像是为了应付时局，而不是为了下一步做准备。伊藤博文所做的，是为了日本的未来和利益；而李鸿章却是为了让这件事平息，并争取“赔偿”最小化。说到底，表面上底气十足的李鸿章，还是输给了睿智的伊藤博文。 四、梁启超一针见血十年之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差距得到了更明显的表现。一场甲午战争，断送了李鸿章洋务运动的成果，而日本却在《马关条约》中获得了2亿两白银的赔款，打开中国商埠。这一切，还是在遇刺受伤的李鸿章在苦苦哀求之后得来的怜悯，两国的首辅也最终在这为期十年的较量中分出了胜负。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郁郁不乐，终于在签订《辛丑条约》之后呕血身亡。李鸿章病逝50天后，梁启超随即出版了《李鸿章传》，以时人的视角将这位风云人物记入了史册。
在书中，梁启超大赞了李鸿章的卓识，认为他对世事的见识大大超过了对手伊藤博文。可即便如此，李鸿章为何还是败给了伊藤博文呢？梁启超总结了三句话：“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源。” 李鸿章没有认识到国民的力量，因此将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国家级的军工企业和军事人才；他虽见识甚多，却从没有去系统分析过国际形势，仅仅是对时局有个笼统的认知；而他发起的洋务运动，却仅仅是带来了军工水平的升级，但真正需要变革的内核——政体，却被他忽略掉了。而这，也是中国的洋务运动输给日本的明治维新的重要原因。  ▲李鸿章和慈禧太后影视形象 晚年，李鸿章在回忆往昔时，终于承认自己的努力不过是“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但奈何晚清不是日本，慈禧也并非明治天皇，他的所有努力，最终目的仅仅是维护君臣关系上的满清统治，而并非伊藤博文那般极力实现国家图强。因而，在见识、勇气、底气都不输给伊藤博文的情况下，李鸿章最终败给了这个年轻他18岁的异国后生，而中日两国未来50年的命运，也在那一刻走向了不同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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