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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立国以来，就与宋朝的战争不断，西夏李元昊时期更是打出了西夏的威风，西夏人数虽然不多，鼎盛时期人口不过300万。但西夏的体制可是全民皆兵，除了女人，男子15岁~60岁的男子遇到战争都要应征入伍。平时为民，战时为兵，遇到战事西夏便可以调动几十万大军，与宋朝永乐城之战更是调动了多达50万大军。西夏初期精锐部队更是令宋辽胆寒，“步跋子”、“铁鹞子”曾杀得宋军横尸遍野。  宋朝前期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三川口之战又称延州之战，宋军惨败。康定二年（1041年），好水川之战宋军败。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定川寨之战，宋朝又是败战。宋朝本以为西夏是青铜，没想到李元昊却是王者。 宋朝历代皇帝无论谁在台上，都把灭亡西夏作为一项使命任务。为什么这样恨西夏？首先西夏抢占了宋朝的灵州，让宋朝没有养马地，无法大力发展骑兵部队。西夏还切断了丝绸之路，让宋朝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断，让宋朝不得不将贸易重点放在海上，开创了海上丝绸之路。  西夏立国不断骚扰宋朝，宋朝屡次出兵攻打西夏，损兵折将又打不赢，搞得劳民伤财，于是就与西夏和谈，给钱买和平。西夏本就贫瘠，常年的战争对它的经济打击更大，于是乐得其成。 不过西夏在实力恢复后，又恢复掠夺的本性，时不时骚扰一下宋朝，要求更多的好处令宋朝恼怒不已。西夏毅宗李谅祚死后，7岁的儿子李秉常继位，但权力掌控在母亲梁太后手中。梁太后是凉州汉人大族出身，在位期间，没有制定出一件利国利民的政策， 内部争斗不断，经济情况一团乱麻。 梁太后在党项族为统治主体的西夏中，为了得到党项贵族的认可和支持，缓解内部利益争夺，巩固统治地位。她拼命淡化自己的汉人身份，废除汉礼，恢复党项的蕃礼。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她借口宋朝种谔占领西夏重镇绥州不还和不允许宋夏私市为名，数次发动对宋朝的的战争。  而对宋朝的战争也加剧了西夏内部的不稳定，搞得民不聊生，经济凋敝。西夏李秉常十六岁本应亲政，梁太后仍然不放权，和其弟梁乙埋掌控着西夏政权。 李秉常想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利，单靠自己的力量显然做不到，西夏汉人将领李清建议借助宋朝的力量削弱梁氏的势力，李秉常派李清跟宋朝联系。可不想此等机密遭泄露，梁太后发动政变，李清被杀，惠宗李秉常被囚禁。皇帝居然被囚禁了，西夏国内顿时大乱，支持皇帝的势力忙于自保。这个消息传到了宋朝，宋神宗大喜，决定抓住这次机会，一举捣灭西夏。 宋神宗何来的勇气和力量要灭亡西夏呢?要知道宋朝初期军力也不弱，宋真宗、宋仁宗时候都灭不了西夏，只能委曲求全，花钱来买和平。但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就发生在宋神宗时期，经过改革后的北宋经济发展向好，承受战争的能力更强了。军队也经过一番改造，淘汰老弱病残，剔除不能打仗的一些军官。  宋神宗 尤其是王安石的保甲法，效果非常显著，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必须出一人农闲时进行军训，为宋朝储备了百万级别的后备兵源，随时可以征调入伍。王安石还精兵简政，将宋军数额从“凡一百十六万二千”减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裁军力度非常之大，放在现在也是一项了不起的事情。既节省了大量军费，还令军队战斗力大幅提升。 战斗人员充足，战马粮草，宋神宗也舍得下本，千方百计养马和买马，强壮骑兵部队。为防御游牧民族的侵袭，宋朝加固了沿边防御设施，大量增加战略物资粮草和武器储备。而且神宗也对军事非常重视，积极学习兵法，命国子监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统称《武经七书》，作为考选武举和教学之用。正因为有这些作为保障，神宗对对与西夏作战信心满满。  神宗要征伐西夏，宰辅大臣孙固、吕公著等人却并不支持，认为不可大举用兵，只可局部用兵削弱西夏分裂其国土即可，避免重蹈覆辙。神宗不听，决意征伐西夏，并亲自部署指挥作战。令鄜延、环庆、泾原、河东、熙河五路大军50万人待命出征，但不设大帅，由太监李宪统一协调指挥。 神宗这个部署体现了对武将的极端不信任，之前有宋朝大将不听他的诏令，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临机处置令他很不爽，对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他非常反感。所以这次出征，他重用他所信任的、能忠实执行他命令的李宪、王中正、高遵裕各负责一路或二路大军，李宪、王中正都是宦官，李宪还有些才能，王中正则是完全不懂军事，仗着皇帝的恩宠爬上高位。高遵裕也是无能之辈，嫉妒成性，不配做方面军司令，不得不说，宋神宗打仗用人糟糕透顶，为战争失败埋下了巨大隐患。  1081年，北宋王朝西北精锐几乎倾巢出动：熙河路经略使李宪领兵出熙河；鄜延路总管种谔领兵出鄜延；环庆路经略使高遵裕领兵出环庆；泾原路副总管刘昌祚领兵出泾原；河东路经略使王中正领兵出河东。将士加上民夫组成的五十万多万大军，浩浩荡荡围攻西夏。 西夏方面闻宋大军来攻，梁太后向群臣询问如何应对。西夏多数将领主张正面力战，名将嵬名令公则认为应避宋军锋芒，诱敌深入，引宋军到兴州、灵州纵深，坚壁清野，切断宋军粮草，日久宋军自乱，梁太后听取了他的建议，后来战争的结果也证明了嵬名令公的老辣。  宋军方面，东线宋军最先出击。鄜延路总管种谔，招降愿意归顺的羌人部落，怕延误时机不等圣旨到，就出兵接应归顺的西夏部族，西夏骑兵狙击，种谔斩首西夏兵1000多，首战告捷打退西夏骑兵。种谔的果断作为让神宗再次不安，他不允许不听他指挥擅自行动，下诏令五路大军必须分别向李宪、王中正、高遵裕汇报统一行动。 种谔虽然受王中正节制，却极度反感太监，更不要说跟他合作了。 九月种谔围攻米脂城，西夏八万援军到来，种谔率军伏击，将西夏军斩为三节，首尾不能相顾，宋军从两山的高处冲下来，杀得西夏人仰马翻，几十里的山谷散落着西夏士兵的尸体，银水河都被染红了。此战西夏五千多人被杀，宋军缴获战马五千多匹，牛羊草畜铠甲数以万计。神宗皇帝非常高兴，派遣宦官谕示奖赏，同时解除王中正的职务。  神宗为什么要解除王中正的职务呢?王中正干得那些事简直荒唐之极。元丰四年，1081年九月，王中正率军出征，大言不惭号称代皇帝亲征，六万士兵，加上六万民夫（一说征调了11万）的征讨大军行走了数里就在白草坪扎营，快马禀告神宗，已进西夏羌贼国界。 出征20多天后，10多万大军只杀了30多个西夏人，粮草已尽，看到种谔立下大功，自己却寸功未立，无法向皇帝交差。王中正于是杀良冒功，杀进宥州将城中居民五百余家，全部屠杀。10几万人粮草将尽，他派兵去挖掘西夏藏匿的粮窖，却没得到一粒粮食。  党项人 王中正带领10多万大军在宋夏国境线上绕圈圈，吃不上饭又跑回宋境内。气得宋神宗直骂娘，东路大军的脸都让他丢尽了。不会打仗也就罢了，他还不敢与西夏交手，只会呵斥辱骂转运司官员，催促粮草，运粮的士兵和民夫冻僵在路边还没有死去，他手下一些士兵就已经急不可耐，像野兽般割肉分食。 王中正这次可彻底在众人面前现眼了，深入敌境，不找向导也不派出侦骑去侦查敌情，漫无目的的寻找敌人。他胆小如鼠，为防止西夏人袭击他的驻地。一到晚上二更，就让大军不许再烧火，敢动明火的一律杀无赦。好多士兵只能吃夹生饭，害得闹肚子。连军中驴叫也不行，怕暴露给西夏人。  最后王中正这一路，没打一场像样的仗，粮草耗光，十多万大军未战溃败，士兵死亡二万多，民夫死亡一万三千多人，四千匹战马，只剩两千，三千多头毛驴，一头也没回来，估计都被宰杀吃了，气得神宗才将他撤职了事。 东路的种谔9.3万大军，虽然攻占了银州、石州、夏州、等地，但粮草接应不上，加上一路天寒地冻，饥寒交迫，溃不成军，非战斗减员高达三分之二，撤退时只剩3万人。 东路大军算是废了，中线泾原路副总管刘昌祚是员猛将，率领五万人马进至磨脐隘，大战夏国相梁乙埋10万兵马，斩首3000多人，生擒西夏首领统军20多人，攻占鸣沙州，得西夏存粮一百万石。刘昌祚率军敢打敢拼，迅速杀到灵州城下，进军速度之快令西夏措手不及，灵州城门此时还未关闭。  刘昌祚正欲攻城，却接到了高遵裕的暂停攻城命令，说是西夏人已经和谈，等他大军到后再做计议。刘昌祚本想一鼓作气拿下灵州，但无奈受高遵裕的节制。而且高遵裕还是皇亲国戚，他是武烈王高琼之孙，神宗母亲高太后就是他的亲侄女，可见地位非常显赫。 刘昌祚只能委屈求全听从命令。高遵裕不让刘昌祚攻城，完全出于妒忌。此人气量狭小，眼看刘昌祚一路过关斩将立下赫赫战功，自己作为一路主将寸功未立，如果再让刘昌祚攻下灵州，他的脸面何在，这个功劳他要抢过来，却没想到正是由于他的狭隘无能，一招臭棋导致整个征伐西夏行动满盘皆输。 刘昌祚停下来等待高遵裕大军的到来，西夏灵州守军得以喘息，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西夏援军也向灵州赶来。 高遵裕率领番汉步骑八万七千，民夫九万五千人，浩浩荡荡来到灵州城下，西夏假意和谈，其实是拖延时间，做好守城的各方面准备，宋军傻傻等了5天，错失最好的进攻时机。刘昌祚建议攻打灵州外围的西夏军集结的东关镇渡口，消灭灵州外围的据点，敌人援军失去依托无力增援，灵州就变成一座孤城，粮草耗尽不攻自破。 但高遵裕不听忠言，一意孤行，缺乏攻城器械，就命军士负土堆积攻城，包围灵州18天毫无进展。对于攻城任务，高遵裕也只让本部兵马攻城，好将功劳据为己有，刘昌祚部忿忿不平。 刘昌祚以大局为重，将一路缴获的战利品进献给他，反被他认为是羞辱，恼怒让刘昌祚交出兵权，让姚麟接任，姚麟坚决不受才作罢。面对如此蛮不讲理不听良言，心胸狭窄的主将，刘昌祚也被气得病倒了。 宋军攻城不下，天气转寒，粮草也被西夏切断，西夏又坚壁清野，宋军就地搞不到粮食，天降大雪，饥寒交迫、将士士气低落。此时西夏这边使出一招毒计，梁太后下令掘七级渠，洪水灌淹宋营。七级渠高出地面丈余，连着黄河，源源不绝的黄河水倾泄而下，灵州城外顿成一片汪洋。宋军慌忙撤退，宋军逃出去的只剩下一万三千人，冻死、溺死者不计其数。高遵裕撤退时也不忘坑刘昌祚一把，让其断后，并将战败的罪责扣到刘昌祚头上。 西线主将李宪率领的熙秦七军和吐蕃兵三万，共计10万大军，攻克兰州，焚西夏南牟会行宫内殿及馆库，攻占完谷(今甘肃省愉中县境)，获得大量窖藏粮食及武器，打败夏军统军仁多零丁，擒首领三人，斩首领20多人，杀西夏兵2000多人，夺取战马五百多匹，攻占西市新城。 虽然出征有功劳，但李宪缺乏大局观念，神宗命令他火速驰援灵州，与环庆、泾源两路回合，夺取灵州，他则忙于在兰州造帅府，对增援灵州毫无兴趣，在宋神宗严厉叱呵下，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动身救援灵州，路上遇到西夏人阻击行动迟缓，还没等到达灵州，高遵裕、刘昌祚两路大军就已经兵败，宋廷只得急令李宪的熙河路军返回。 自此，声势浩大的五路大军征伐西夏行动全线溃败，将士加上民夫损失40余万人，多数死于冻死、饿死、累死、淹死等非战斗减员，战场上一篇凄惨景象。宋朝诗人张舜民参与这场西征，作《西征诗》见证了战争的残酷：“青铜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乡台。” 五路大军征伐西夏，之所以失败有几大原因:其一就是宋神宗用人不当，所托非人，不用精通军事，富有战斗经验的军事将领为主将，反而以自己的喜好任人为将，用他所信任的宦官李宪、王中正为主将，即使王中正毫无军事经验，只要听他的话就行。中路主将高遵裕妒贤嫉能，神宗母亲高太后就曾劝谏过神宗，说他这个叔叔气量狭小，不容别人功劳超过他，不宜作为一路主将，神宗不听还是让高遵裕担当这个重要的职位。 其二不设主帅，五路大军各自为战，不仅不配合还互相掣肘，神宗虽然让李宪节制诸路，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五军统帅，而李宪也不是善类，没有大局观，只想着自己立功。实际上真正的统帅是神宗自己。说到底还是重文轻武的体制问题，怕武将功高盖主。宋朝不是没有名将能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帅才，皇帝却不敢用。其实不设主帅，枢密副使孙固出征前就进言神宗：“重兵五路并进，而无大帅，就使成功，兵必为乱”，五路伐夏失败后，宋神宗才后悔没有听孙固的建议。 其三就是宋神宗的亲自指挥毫无意义，宋神宗虽然学习了兵法，但也是纸上谈兵，在地图上指挥作战还可以。但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古代通讯又落后，不能实时掌控战局，他的一些诏令下发到前线的时候就已经不合时宜了。宋军虽然规模庞大，但多数是步兵，行动缓慢，辎重众多，而西夏骑兵行动迅速，在宋军五路大军中穿插迂回，随时可以打了宋军就撤，而宋军却追赶不上，找不到西夏主力决战，只能被动应战。5路大军打下西夏一些城池，西夏虽然损失很大，但西夏主力部队，尤其是30万骑兵损失轻微。 其四、就是后勤准备不足，这也是伐夏战争失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除了西线李宪率领的熙秦七军和吐蕃兵三万，获得大量窖藏粮食，暂时不受困于后勤粮草的不足，其他四路大军无一不是直接或间接败于粮草的枯竭。尽管战前宋朝上下做了大量准备，光是民夫就征调了超过20万从军。 西征路途艰险，要越过高山、戈壁、沙漠数百里，转运庞大笨重的辎重非常辛苦，大雪冰冻，寒冷天气折磨着西征大军，饥寒交迫疾病，令士兵和民夫大量减员，很多人倒毙在路上，大量的民夫逃亡。宋朝廷只能不断补充人力转运粮食，但还是捉襟见肘，无奈中甚至征调女子上阵运粮。 天气原因还不算，西夏诱宋军深入兴州、灵州腹地，采取坚壁清野的政策，让宋军无法就地取粮。利用优势机动性强的骑兵部队，切断宋军的补给线，几十万大军在贫瘠的西北就地征粮也完全行不通，只能无奈撤退。单是这一条就注定了宋军无法快速灭亡西夏，一不小心就陷入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拔。 可见，宋枢密副使孙固坚决不同意大举西征，而是劝告神宗采取分裂蚕食西夏，压缩西夏生存空间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 打了败仗，自然要追责。1082年正月，宋神宗下令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高遵裕贬为郢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再任用，种谔、刘昌祚、王中正受到降职处罚。王中正带领十几万人马到西夏瞎逛，不仅毫无建树，还杀良冒功罪大恶极；没有同西夏军进行像样的战斗，却造成宋军民夫3万人多人伤亡，百官唾沫星能把他淹死，神宗对他只是降职处理处罚太轻了。 对于李宪，虽然保住了本部兵马，但枢密副使孙固认为李宪没能按时与环庆、泾原路、二路大军会师灵州，按律当斩；李宪上疏神宗，说自己开发兰州、会州有功，只是由于中途受到西夏兵的阻截才没能按时到达灵州，事出有因，神宗偏袒李宪，判其无罪。 这几路刘昌祚最为冤枉，受高遵裕牵连，刘昌祚当了替罪羊，被贬三级。连他手下的将士也非常不服气，通过各种渠道，反应他们在西征途中立下的战功，神宗经过调查发现刘昌祚确实有突出战功，是自己冤枉人家了，于是诏令加恩补发赏赐在磨脐隘立功的刘昌祚将士，刘昌祚也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原职，命令泾原路镇戎、定川等四寨各驻一军，由刘昌祚统领。 此战后，神宗也终于明白与强悍的西夏骑兵对抗，深入敌境不是良策，用城堡的战术层层推进，一点点挤压西夏的势力范围才是最佳方案，于是在泾原、环庆两路大兴土木，建立十几座城堡，逼近西夏的灵州兴州，对西夏形成压制之势。虽有永乐城惨败，但最终在宋哲宗时期，名将章楶将这种战术发扬光大，大破西夏50万大军，这是用40万宋朝军民的伤亡，换来的惨重经验和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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