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安十二时辰火爆网络，那位忠心报国、一心捍卫太子的何监——何执正令人印象深刻。 何执正的历史原型正是唐朝著名诗人、书法家贺知章。贺知章历任礼部侍郎、秘书监、太子宾客等职，晚年自号秘书外监,故称贺监。  那么贺知章曾担任的秘书监一职在唐朝是负责什么的，属于哪个部门呢？在唐朝，秘书监是秘书省的首席长官，秘书省主要从事图书收藏和书籍编纂，其职能和社会地位也经历了一番跌宕起伏的变化，秘书省的命运也从稳定发展到衰败濒临解体，又从低谷再入高峰。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唐朝秘书省和秘书监的职能作用以及所经历的那些事。 一、 唐代秘书省的人员配置分工以及职责和作用1、唐代秘书省是个什么机构，是做什么的？ 秘书监最早是作为一个皇家机构，而不是一个官职，东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 159 年）设立秘书监，管理和典校经籍，但此时的秘书监属于太常寺并不是独立的机构，到南北朝秘书监升格为秘书省，明朝洪武十三 年 （公元1380年）被废除，历时 1200 多年。 秘书省是唐代国家藏书的重要机构之一, 号称“图书之府” 。从字面上看好像与秘书有关，其实这个古代的政府机构与现代的秘书可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先来看秘书省里有哪些人。 
这里说的是秘书省的功能主要是掌管国家的图书，也兼有史官、天文、历书、计时的职责 ，比如参 与修编史籍、记录皇帝起居、观察天象等，不过唐中后期后秘书省和秘书监的功能和职责一度被弱化，但掌管国家图书的职责一直稳固如山。  虞世南 从唐代秘书省的内部人员配置非常完备，大到秘书监，小到熟纸匠、装潢匠、笔匠等一应俱全，所需人数也有明确规定。作为秘书省领军人物的秘书监，有哪些人担任过呢？有据可考的有令狐德棻 、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王方庆、王绍宗、周思茂、马怀素、徐坚、贺知章、陈希烈、颜真卿、蒋义 、阎朝隐、李益、刘太真、李随、柳仲郢等。 可见，唐代秘书省以秘书监为主导，各职能人员同心协力从而为唐朝政府藏书的搜集、整理、发展乃至利用提供了保证，为后世的图书管理尤其是国家图书管理提供了参考模板。 2、秘书省几度易名，职能逐渐弱化 在唐代，秘书省曾一度改名“兰台” 或“ 麟台” 。高宗龙朔二年，改秘书省曰兰台，秘书监改称兰台太史，秘书少监改称兰台侍郎，秘书丞改称兰台大夫，秘书郎改称兰台郎；武后垂拱元年，秘书省曰麟台，秘书监为麟台监，秘书少监为麟台少监，秘书郎为麟台郎。太极元年又改回秘书省。  唐初的藏书主要是接管了隋朝的部分图籍。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唐军攻克长安，李渊即“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图籍”，除了隋朝政府的档案文书外，还包括嘉则殿重复相糅的图书八万卷。有了这些书籍后，唐朝的秘书省随之建立，夏候端为秘书监，魏征为秘书丞。 唐代秘书省沿用隋制，唐代两都均设有秘书省。设于西京长安皇城内的秘书省，其旧址即为原隋朝秘书省。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复置洛阳为东都，东都秘书省在显庆以后设立。 唐代中叶以前，秘书省尚附设二局，即著作局和太史局。此时的秘书省不仅是藏书整理图书的机构，还是掌修国史、天文、历书、计时的的机构，是非常重要的部门机构。因古代重视修史，著作局这样的修史机构也非常受皇帝的重视和青睐。但贞观三年著作局的修史职责被叫停了，只剩下“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之任了。而太史局是掌天文、历书、计时的机构，也于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十月更名为太史监，从秘书省独立出来。这样一来秘书省的工作就剩下极为单纯的掌管国家图书的职责，成为清水衙门，秘书监也成为“清纯”的学术官员。 二、唐代秘书省作为国家级的图书馆，是如何进行图书庋藏和管理的前面了解了唐朝秘书省的组织机构和职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下唐代秘书省的主要业务，即图书庋藏和管理。  前面我们说到唐朝接管了隋朝八万余卷的图书，这些图书很多还是重复的，因隋末逢战乱，经籍亡佚，秘书湮缺。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秘书丞令狐德棻奏请购募书籍，增加人手抄写图书，经过数年时间，藏书就比较完备了。藏书有了但狐德棻奏并未对这些藏书进行整理，这个任务就交给了魏征。魏征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敢于在唐太宗面前犯颜直谏的能臣，不过对于他任秘书监的经历，应该是鲜为人知的。 魏征曾对藏书的意义有如下表述:“夫经籍也者, 机神之妙旨, 圣哲之能事, 所以经天地, 纬阴阳, 正纪纲, 弘道德, 显仁足以利物, 藏用足以独善。 学之者将殖焉, 不学者将落焉。”所以他积极对秘书省的残缺、错误的书籍进行编撰整理校正。《旧唐书.魏征》载：“贞观三年，迁秘书监，参预朝政。徵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这是对他工作的肯定，可见魏征为秘书省的藏书编撰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到了开元时期，担任秘书监的褚无量、马怀素等人，将国家馆藏的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别藏到四个书库，藏书量达到顶峰，达五万四千卷。  魏征 1、唐代秘书省藏书如何庋藏？ 唐代秘书省的藏书主要以卷轴装的形制出现，并在隋代三品区分图书的方法上更进一步，以图书装帧的轴、带、签、秩的颜色、材质、形状来进行图书四部、正副、年代的区分；唐秘书省内图书实行严格的贮本、正本、副本制度，分别用以收藏、进内及赏赐等用途。从图书管理来看，秘书省藏书因官藏的身份，图书形式上十分讲究，遴选书法优秀之人采用区别社会流通的纸张、笔墨进行书写，钤盖官方藏书印，并采用特殊装帧方式，一方面区别社会图书，一方面防止藏书的流失，这一点同样为宋代所继承。 唐代秘书省藏书，按经典四部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库庋藏，标以甲、乙、丙、丁之名。“凡四部之书，必立三本，正本、副本、贮本，以供进内及赐人。凡敕赐人书，秘书无本，皆别写给之。”现在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九十年代修订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所以现在的很多古籍图书馆的庋藏和检索，仍沿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所谓“正本”是专供皇帝御览的，书缝盖有小印；“副本”除了用于赏赐臣下和宗室，还可以“供诸司及官人等”借阅，以及对外友好交往时送给外宾；“贮本”就是库存，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库本。 高宗时期针对四部群书传写的一些谬误和散缺，乃诏兰台太史武敏之、兰台侍郎李怀俨等，鸠集儒学之士，于兰台刊正然后缮写。武则天当政初，对书籍管理订立了严格的两京四库书典守之则，《唐会要》载:“文明元年(684)十月敕:两京四库书。每年正月。据旧书闻奏。每三年。比部勾覆具官典。及摄官替代之日。据数交领。如有欠少。即征后人。” 2、秘书省对藏书大规模的整理编目活动 不过就算制度严格，也要执行到位才行。唐中宗时宫禁不严，国家藏书多流入个人的私宅，为了填补这个缺漏，中宗景龙三年(709)六月，曾“以经籍多缺，令京官有学行者，分行天下搜检图籍”。但此时唐朝宫廷内斗不已，秘书省图书管理松弛，以至于“秘书省典籍散落，条流无叙”。直到开元五年，玄宗侍读马怀素上疏入秘书省整理编目，玄宗命他为修图书使，令国子博士韦知章、王惬、殷践猷、韦述、余钦、毋煚等宿学名儒20余人分部校检。  马怀素以秘书监领衔主持，主管全国图书文献征集和整理之事。至开元八年春，草编成二百卷的《群书四部录》。据《唐会要·修撰》记载，《群书四部录》共著录了秘书省藏书凡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但因为成书草率，未及成目录，马怀素就已病卒，《群书四部录》最终由元行冲领导完成。实际上这部著作所著录的数字也与实际情形并不完全相符，目录的主要编修者之一的毋煚当时即曾自言“常有遗恨，窃思追雪。乃与类同契，积思潜心，审正旧疑，洋开新制”，毋煚另外在《群书四部录》的基础之上撰成四十卷的《古今书录》。 据《旧唐书·经籍志序》引毋煚《古今书录序》所载，《古今书录》共著录秘书省经史子集四部图书三千零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其中经部十二类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史部十三类八百四十部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六卷，子部十七类七百五十三部一万五千六百三十七卷，集部三类八百九十二部一万二千零二十八卷;毋煚另撰有《开元内外经录》，著录佛经、道经凡二千五百余部九千五百余卷。可见毋煚对秘书省书籍庋藏的贡献还是很大的。 图书的庋藏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一旦遇到战乱将遭受灭顶之灾。安史之乱爆发，唐朝最大藏书地集贤院书籍被摧毁殆尽，秘书省也同样损失惨重，史称“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战乱结束后，秘书省频频发使求书，并广开献书之路，或重金购赏等，终于在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达到六万余卷，其后还达到了“七万余卷”的可喜局面。谁料又来了一次黄巢大起义，多数藏书毁于战火，仅一、二万卷幸存。  唐昭宗时藩镇军阀和宦官集团将国家搞得内乱不已，皇帝自顾不暇，这些国家藏书竟然被“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收在本军，其御书秘阁见充教坊及诸军人占住”，就是说国家藏书的地方被教坊和军人占用了，可见乱世之中，斯文扫地之尴尬局面。后经秘书省奏请才得以恢复原状，不料躲得兵灾，躲不过流亡，这些剩余的书籍随昭宗被朱温挟持徙洛而几乎丧失殆尽。 三 、秘书省在唐朝政治中的地位经历了哪些变化？秘书省藏书的遭遇令人痛惜，而秘书省的命运和政治地位也是几度浮沉，在唐朝政治中的历史地位可谓跌宕起伏。大体来说从贞观初年开始滑落，开元时期跌入最低谷，天宝后柳暗花明又蒙皇帝青睐，中唐后兴盛稳定。 1、唐初地位被定调“清而不要”。  李渊
前面说到秘书省下原设太史、著作两局。因为有了这两个机构，秘书省才显得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古人对修史是非常看重的。自古以来史官的社会地位就很高，从而拉高了秘书省的社会地位。但贞观初年，史馆的建立，分割了著作局掌修国史的职责，成为专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的闲司。《旧唐书》卷四十三“史馆”条下注:“历代史官, 隶秘书省著作局, 皆著作郎掌修国史。武德因隋旧制。贞观三年( 629 年) 闰十二月, 始移史馆于禁中, 在门下省北, 宰相监修国史, 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 著作局修史的功能被史馆替代，掌管天文历法的太史局在玄宗时期也独立了出去，秘书省的政治地位进一步衰落。紧接着弘文馆和崇文馆的建立，让秘书省图书庋藏的职能也显得极为尴尬。武德四年( 621 年) 正月, 于门下省置修文馆。至九年( 626 年) 三月, 改为弘文馆。弘文馆的职责是“或典校理, 或司撰著, 或兼训生徒。”，不仅与秘书省的职能有重合，而且弘文馆的学士可参与政治决策, 是太宗的智囊团, 这地位岂是秘书省可比。 再说崇文馆建于太宗贞观十三年( 639 年)，其一部分职能也是即典校理，与秘书省的庋藏图籍的功能也颇多类似，而且崇文馆还是太子学馆，地位也远高于秘书省，这时的秘书省不仅是清而不要了，其生存压力倍增。 从担任秘书监的人员来看，秘书省也不被朝廷看重。在整个盛唐时期，秘书省除了魏征、虞世南、颜师古，贺知章等外，之后就没有什么有名望的人来担当秘书监，而像高宗时期兰台大史（秘书监）依次由外戚权贵充任，如长孙冲、贺兰敏之、武承嗣等，兰台侍郎（秘书少监）李怀俨还因为失职被贬；武则天及唐中宗时期，秘书省长官任免混乱，甚至出现内宠、方士、宗室等充任秘书监的现象，如此一来使得秘书省的地位一步步下滑。 2、玄宗时期集贤院的创建,让秘书省近乎名存实亡。 秘书省在唐初虽然有众多竞争对手，不过总体还是保持了地位的稳定，秘书省的工作正常开展。可开元十三年( 725 年) 集贤院的成立直接取代了秘书省的全部职能。集贤院不仅藏书高于秘书省，而且集贤院还有参政议政职能，更是秘书省所不具备的。集贤殿御书院的出现，将原本属于秘书省的图书搜集、整理、收藏、编撰之职能接手，于是秘书省工作被停止,近乎名存实亡。到后来，秘书省就连办公场所都要被占去修御史中丞大厅。古籍《唐会要》卷六十“御史中丞”条载:“至开元二十一年( 733 年) , 有制以赋余修百司廨宇, 西台中丞裴宽始以旧监察创置中丞东厅东台,二中丞亦同厅。开元二十一年十一月, 大夫崔琳奏割秘书省东北地,回改修造。二中丞遂各别厅。” 就在秘书省危急存亡之秋，翰林院的成立让濒临死亡的秘书省出现转机。开元二十六年( 738 年) , 翰林院正式成立。翰林院在中唐以后成为国家政治决策咨询机构, 逐步取代集贤院，集贤院的政治地位和职能作用逐渐衰落得还不如秘书省。秘书省又恢复了正常运转与并集贤院平分秋色。其转折事件是：“天宝十一载( 723年)十月, 敕秘书省检覆四库书, 与集贤院计会填写”。 玄宗天宝年间，左相陈希烈充秘书省图书使，这么大的官领衔秘书省，说明秘书省重新得到了玄宗的青睐。不过终玄宗一朝，秘书省总体还是缺乏有名望的秘书监来领导，虽然有马怀素和崔沔等有名学者，但多数并非专业人士，更多时候是皇室子孙来担当。开元年间薛王李业、玄宗贞顺皇后武氏同母弟武信、许王李素节之子李瓘任秘书监；天宝年间废太子瑛之子俅、玄宗之子僎、延王玢之子倬、睿宗长子宪之子琳、棣王琰之子僾等充数。秘书省在整个盛唐时期，其作为有限，与担当秘书监的人不无关系，也体现出唐朝统治者对秘书省这个机构总体就是不太重视。 四 、秘书省在中晚唐柳暗花明又一村， 名人效应和校书活动令青年才俊趋之如鹜！1、竞争对手纷纷衰弱，秘书省重新焕发生机活力，名人效应推动政治地位升高。 前面说到随着翰林院的兴起取代了集贤院的参政议政职能，集贤院内职官建制遭到挤压，秘书省逐渐开始恢复职掌图籍的搜访、整理、编撰工作。而兴盛一时的实权机构集贤院，最终沦落为与秘书省职能相当的一个校书机构，不仅如此贞元八年从秘书省移割的校书郎和正字, 到元和二年又重新回到秘书省，到宪宗时期集贤院地位还低于了秘书省。 而曾经繁荣的弘文馆和崇文馆也日趋没落。开元时期, 两馆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连雠校官都省置了。史载：“( 开元) 七年( 719 年) 十二月三日, 省宏文、崇文两馆雠校, 置宏文馆校书四员, 崇文馆检书两员, 二十二年( 734 年) 二月二十五日, 省宏文馆校书两员。”弘文馆在中晚唐陷入困境，崇文馆贞元八年( 792 年)被纳入左春坊管理，更是被降级了。 而秘书省在中唐以后的发展却顺风顺水。代宗时期，即大历十四年( 779 年) 九月二十七日敕“: 秘书省书阁内书, 自今后不得辄供诸司及官人等。每月两衙及雨风, 委秘书郎、典书等同检校, 递相搜出, 仍旧封闭。”得到皇帝的重视后，秘书省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中唐秘书省还因校书郎和正字是公卿之滥觞而令青年才俊向往不已，这就是说很多高官都是干过校书郎和正字的，从这里可以走向美好的仕途。由秘书省校书郎而仕至宰相, 著名者有三人, 张九龄、元稹和李德裕，元稹和李德裕正是中唐以后的人物。 苻载《送袁校书归秘书省序》: “国朝以进士擢第为入官者千仞之梯, 以兰台校书为黄绶者九品之英。……不数十年,公卿之府, 缓步而登之。” 白居易直接提出“秘著之官, 不独以校勘之用取之, 其所责望者, 乃丞郎之椎轮, 公卿之滥觞也。” 杜佑曾说“: ( 校书郎) 掌雠校典籍, 为文士起家之良选。其弘文、崇文馆, 著作、司经局, 并有校书之官, 皆为美职, 而秘书省为最。”从中可看出秘书省校书郎职位已经成了抢手的香馍馍。秘书省的职位竞争激烈，以至于“但霑科第, 皆求注拟, 坚待员阙, 或至逾年”。 白居易 从以上史籍记载可以看出名人效应和成功人士的激励作用，因为中唐后很多著名的政治家都在秘书省这个机构工作过，如白居易、元稹、李德裕、李绅、崔玄亮等，他们无不是封侯拜相的朝廷大员和知名学者，这对青年人入仕的影响力和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而白居易任职秘书监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了秘书省是个清雅闲散的部门。有白居易诗为证，《秘省后厅》曰：“槐花雨润新秋地，桐叶风翻欲夜天。尽日后厅无一事，白头老监枕书眠。”从中可以看出秘书监就是个地位清贵的清闲差官。 2、大型的校书活动，使得秘书省的地位得到巩固和提高。 秘书省地位在中晚唐得以提升，不光是名人效应和皇帝的重视，最重要的是秘书省得有其存在的价值。得宜于两次大型的校书活动，秘书省的地位得到稳固和发展。 第一次发生在德宗贞元时代, 秘书监刘太真、少监陈京先后负责。第二次是在文宗时期, 由郑覃奏请, 秘书省主持。到开成元年( 836 年) 七月, 秘书省四库新旧书籍, 共校书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 可见秘书省在这一时期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来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和贡献。 随着秘书省在中晚唐时期社会地位达到高峰，任职官员中进士出身的比例也随之提高，从职者中进士占将近一半, 晚唐有一半以上的从职人员获得进士出身，而在秘书省发展低谷时期，进士出身的比例远没有这么高，充分说明唐后期知识分子对秘书省的尊崇。 虽然中晚唐秘书省的地位达到了高峰，但总体来说秘书省的政治地位已无法恢复到初创时期。修史在古代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贞观年间秘书省下属机构著作局罢史任，没有了修史职能，秘书省的政治地位随之下降，之后太史局又独立出去，秘书省更加远离政治，成为收藏图书、字画、拓本等图籍文献资料的学术机构，被政治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五、 唐朝秘书省对文化传播的贡献唐代秘书省拥有的大量藏书并非是摆设，对当时的学术研究和撰著，以及对后世文化事业的繁荣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对保存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起到了重大作用，为促进周边国家的文化事业发展，弘扬中华文明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比如日本就从秘书省的藏书中获益匪浅。 唐代秘书省，由于太宗、玄宗时期大量倡导图书的搜集、整理、校定和使用，出现“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老，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券，鸣呼，可谓盛矣。”的景象。大规模地搜集、整理、校正和使用图书，也支持了当时学术活动的开展，如颜师古等校定《五经》，孔颖达、欧阳询、李谆风等撰史，都充分利用了秘书省的藏书。 秘书省作为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更是深受外国留学生的青睐，到大唐留学的外国学生首先都被安排进秘书监学习，其中两个日本留学生还相继担任了秘书省的首席长官——秘书监。他们就是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和藤原清河。说到阿倍仲麻吕大家都不陌生，历史课本里有他的介绍。 阿倍仲麻吕影视形象 日本学问僧和留学生在唐刻苦研习，掌握中华文化精髓，从中华文明中吸取营养，将中国传统的目录学思想，唐代类书、韵书及字典等工具书的编纂和使用，大量带去日本，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阿倍仲麻吕于唐开元五年(公元717年)，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来长安留学，进“国子监”攻读“经学”和“诸艺学”。他改汉文姓名为朝衡，(亦作晁衡)留仕于唐，天宝年间被任命为秘书监。 朝衡在唐期间与王维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当回国时，王维有《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一诗相赠，以“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的诗句，表达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而朝衡临行时，深感中华文化的滋养和唐皇室的恩遇，写诗表达他依依恋阙之情:“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 晁衡在秘书监任上，遭遇安史之乱，随肃宗回到长安后尽力于藏书的补充整理，同时推举日本人藤原清河为新的秘书监人选。唐廷准予所请，滕原河清继晃衡之后出任秘书监，在肃宗、代宗两朝致力躬亲、尽心尽职。代宗(了63一779年)很重视并扶助儒学，“屡诏购募”图书典籍，甚至不惜以“千钱购书一卷”，秘书省的藏书得到了很大的恢复，藏书达“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这里面也有藤原河清一份功劳。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国家强大，四夷臣服。各国使臣和学者慕名而至大唐学习，以习得中华文化为荣。秘书省作为对外国留学生开放的窗口，将文化输出的同时，也收获了“万国欢心，四夷钦化”，盛唐风采远播四方。 总结一下，唐秘书省在唐朝的社会地位和职能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历程。在史馆未建立时, 秘书省不仅有图书收藏编撰的职责，还有修史职能，兼顾天文历法，此时秘书省的政治地位是很高的，但在著作局和太史局相继脱离后，只剩一个藏书建设的的使命了。而后秘书省还差点面临被彻底淘汰的命运，接着峰回路转中晚唐又一度兴盛。而历任秘书监令狐德棻、魏征、虞世南、颜师古、马怀素等学问渊博、精通古今的优秀图书管理领导者，则凭着自己对所从事事业的敬业精神，艰难创业搜集图书，校正编纂整理图书，让秘书省的职能作用和社会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为唐代国家藏书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后世留下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两位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和藤原清河在秘书省工作，在秘书监任上的经历，既是大唐海纳百川，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先进文化被周边国家认可的实例。 参考资料： 《新唐书》 《旧唐书》 《通典·职官八·秘书监》 曹之——《唐代秘书省群僚考略》 吴夏平——《唐代秘书省社会地位变迁考论》 蒲姗姗 何燕——《秘书监与古代图书管理》 郭伟玲——《试论唐代秘书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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