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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宋诗派在清末民初演化而来，其活动年代主要在光绪中期以后，一直延续至民国。同光体诗人崇尚宋诗，强调学古而不呆板摹古，要有开拓创造，他们师法“力破余地”的精神。同光体分为以陈衍、郑孝胥为代表的闽派，以沈曾植为代表的浙派，以陈三立代表的赣派。梁启超倡导文界革命，但比提出文界革命口号影响更大的是他本人的散文创作。至1902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正式提出“新文体”一词。这种“新文体”从语体上说，是一种介乎文白之间的文体；从文体上说，是打破各种文体界限，将议论与叙事、抒情相结合，富于逻辑性、富于鼓动性的长篇新体散文；从写法上说，是打破各派文章家法，采用一切能用的、有用的古文、骈文、辞赋、佛典、语录、八股文、西学译文、日本文的词汇、句式、体制，形成兼采众长而又独具一格的写作方法。 清初诗派之一，创始人王世祯。所谓“神韵说”就是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更多地关注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意境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加强诗歌排闲解愁的消遣娱乐功能。为此，竭力提倡唐代王、孟、韦、柳一派的诗风，作品也以描写山水景色和个人情怀为主，但缺乏真情实感是其主要毛病。 
清中叶宗法唐诗的诗歌流派，创始人沈德潜。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观念。他力主恢复儒家“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传统，提出“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感神明”的口号，使诗歌为封建统治服务。 翁方纲既不满于王士祯“神韵说”之空泛，又不满于沈德潜“格调说”的食古不化，提出“肌理说”对二者加以匡正。所谓“肌理说”包括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辞章方面的“文理”，实际上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据来充实诗歌内容，达到义理与文理的统一。这是宋诗以学问为诗的再版，是以学术代替诗歌创作的一条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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