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極閒人《經方指歸》摘錄連載（1）緒論第一個問題，什麼是經方？經方，不是孤立的某些方。經方，從狹義上，指《傷寒卒病論》展示的醫學系統；從廣義
上，指正確運用《傷寒卒病論》的醫療體系。《傷寒卒病論》又分成《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部分。“卒”，曾被解讀為“雜”，“卒病”也被
認為是“雜病”，這樣，把《傷寒論》當成外感病論述、《金匱要略》當成雜病論述，這是誤讀經典。“卒”實際乃統領之義。於是，如同任應秋先
生所說，《傷寒論》乃經方體系的疾病總論，《金匱要略》乃經方體系的疾病分論。胡希恕先生更是把經方體系稱為疾病的“通治之法”。第二個問
題，經方體系不是起源於《黃帝內經》！胡希恕先生指出：“仲景書本與《內經》無關！”反對胡老這個論斷的主要依據是《傷寒卒病論》的序文，
其中有：“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論》合十六卷
。”但是據錢超塵、楊紹伊、李茂如等人的考證，《傷寒卒病論序》的“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
《平脈辨證》”乃王叔和的添加文字，這一點在康平本《傷寒論》得到證實，是王叔和注文。康平本還揭示序中“夫天布五行”起直至序文結束的大
段文字也悉數是王叔和追文。經方體系實際起源於《神農本草經》和古《湯液經法》，歷史跨度很長，是漫長歷史長河中，古人用湯液進行億萬次醫
療實踐，汰劣擇優的記錄。張仲景不是湯液學創始人，而是整理收集的集大成者。西晉王叔和又對張仲景的著作進行再度整理，他在工作中把自己的
追文、注文以及有疑惑的“準文”都加以區分，這才有了後來日本發現的康平傳抄本。而後世不分追文、注文、準文，一律以正文方式排印的宋本，
乃是林億等人之為。人們一直指責王叔和搞亂了仲景著作的篇次結構，其實是冤枉了叔和。仲景在序中有“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
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據此可知，仲景在整理《傷寒卒病論》之前，其醫術屬於扁鵲《難經》一派傳人（不屬於湯液家），並根據歷史記載，他已經
具有高超的診治水平。但是，面對突然爆發的“邪風之氣”，“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以来，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自己高
超的“難經之術”（後來發展成為內經）也無能為力。這才“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向湯液學尋求醫學真諦。由此也說明，湯液學，其歷史比《黃
帝內經》不知要古老多少年！怎麼可能《傷寒卒病論》反而是《黃帝內經》影響下的產物？！第三個問題，張仲景的創造性貢獻。張仲景雖然不是湯
液學創造者，但他在著述《傷寒卒病論》的工作中有創造性的貢獻，在於，他把古湯液學說與古典哲學的三陰三陽完美結合起來，將散亂的方證捏合
成具有內在聯繫的整體。至少，這樣一個融合工作，張仲景起到特別重要的作用。而在此之前，湯液方證的使用，主要依據的是更加樸素的“可不可
汗吐下”。三陰三陽框架的確立，不僅使大批方證有機地聯繫起來，而且使湯液學走向真正的體系化，有了“表裡半表裡寒熱虛實”的總結概括。從
而也為後來人們追封張仲景為“醫聖”奠定了充分的基礎。第四個問題，經方體系的思维。經方體系的最大特色在於它的思維方式。婁紹昆先生總結
為“野性思維”，王寧元先生總結為“現象學內涵”，這都是借用了哲學的概念，說清楚不容易，只簡單梳理一下。經方體系的思維特點是強調事物
本身，而不是事物的外在（特別是外在的所謂“理論”），其方法論是重“描述”而不重“分析”“解釋”，自發地遵循人類億萬次實踐積累的成果
，具有最接近事物“本真”的特點。具體來說，經方體系思維落實在“方證對應”上。雖然張仲景把三陰三陽引進（或是完善者）經方體系，但是，
三陰三陽本身並不是第一位重要的元素，經方體系的核心和重點在方證對應，也就是胡希恕先生所說的“尖端”。如果能夠直接進行方證對應的場合
，可以無需先進行“六經辯證”。三陰三陽的作用，一是對於入門者必須由此建立整體框架，二是面對複雜問題，有助於分步接近核心，三是設定了
必要的陰陽表裡緩急治療次第，在多方證同時存在時，決定合理取捨，避免無必要或不合理的濫用合方。第五個問題，內經化和去內經化。自王叔和
整理仲景著作，插入大量追文、注文，經方體系的“內經化”過程就不可避免正式啟動了。宋本傷寒論的問世，把仲景著作和王叔和的追文、注文混
淆在一起，使《傷寒卒病論》失去了原貌，產生許多難以讀懂的疑問。於是歷代經方注家開始借用內經來強行解釋。平心而論，這也是一種追求真理
的努力。但是，經方體系內經化的道路就此越走越遠，祖國最彌足珍貴的醫學經典也就此被誤讀被曲解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傷寒卒病論》面臨名存
實亡的境況。清代出現柯琴、徐靈胎為代表的經方家，認真反思這個問題，提出用“方證”來看待《傷寒論》問題。柯琴的“方證”觀，雖然提出“
以方類證”，但是又說“證從經分”，未能突破六經框架，把傷寒與其它疾病對立起來。徐靈胎走得比較徹底，提出“以方類證，方不分經”。這其
實是糾正經方體系內經化的革命性思辨，但是遺憾的是嚮者寡，很快就淹沒在進一步內經化思潮之中。反倒是我們鄰國日本，在三百余年前，與徐靈
胎同時代，出現了吉益東洞等漢方家，他們認真研究《黃帝內經》和《傷寒論》後，看到問題的嚴重性，掀起一場徹底“去內經化”革命。吉益東洞
甚至矯枉過正，連同三陽三陽的合理內容也一併大刀闊斧砍掉，倒洗澡水連同嬰兒一起倒掉了。三陰三陽一去，使得方證之間的聯繫失去支撐，最大
的問題是使濫用合方以及加減變化成為問題。當然這個現象在日本後續漢方家努力下得以糾正。如果沒有吉益東洞等人，可以說，經方家至今還會在
黑暗中徘徊。日本對經方的“去內經化”，也有力影響了我國一些具有敏銳洞察力的學者，如陸淵雷、胡希恕、黃煌等。在我國，如果沒有胡希恕、
馮世綸等人的不懈努力，我國的經方研究也同樣至今還會在黑暗中徘徊。第六個問題，方證對應的一些關聯性問題。前已述，在經方體系中，核心問
題是方證對應，是“尖端”，而三陰三陽的“六經”反而是第二位的。我們在學習經方體系過程中，不可避免要經過將每個方證劃歸某經這樣的學習
階段，我們應當認識到，這只是手段。事實上，沒有“純粹”某經的方證。方證總是遊走於六經之間，面對隨時千變萬化。你能說桂枝湯是純粹太陽
方證嗎？當出現“惡寒發熱頭痛口渴”，我們當然可以用桂枝湯解外，但這時的桂枝湯還算是“純粹”太陽方證嗎？如果“發熱惡寒頭痛身痛脈沉下
利清谷”，我們用四逆湯，這理所當然，我們一般把四逆湯劃歸太陰方證，但此時它還能算“純粹”的太陰方證嗎？方證對應的另一個問題。疾病千
變萬化，沒有固定模式。教科書告訴我們某種方證對應，但實際情況中，我們更多遇到的是“不典型”，往往令人舉棋不定。因此要分清“主證”和
附加性證，不能被附加性證模糊了主要方向。比如婁紹昆所舉一例，患者經常莫名耳鳴而失聽，發作則胸中煩躁，判斷他的主證是“心中懊憹”的“胸中煩躁”，耳鳴則是附加證，故置耳鳴不顧，與梔子豉湯很快治好。第七個問題，關注康平本《傷寒論》。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再多述。挑出以上七個問題作為緒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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