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号称老顽童，看尽人生却坦荡达观，真实的苏轼又如何？北宋文豪苏轼，最为人所知就是心态好，这心态好到，即便年岁渐长也是一副乐呵呵老顽童形象。 无怪乎林语堂老先生曾说：
 （豁达的苏轼） 将艰辛活成了豁达，进而坦荡达观看遍人生，这就是苏轼给所有人的印象。 可是这属于千年后历史上的刻板印象，也是属于苏轼文词中对于他精神的传递，那么历史上真实的苏轼，却也如此吗？ 一北宋文风的鼎盛，还有文官制度的完善！ 让北宋中期出现了“旷世三才子”，这三大才子分别是司马光、王安石和苏东坡。 此三子都为当时翘楚人物，也都几乎同时代，最后成就也都是顶天的。 比如司马光，用一本旷古烁今的《资治通鉴》成就了史学大拿的声誉。 比如王安石，用一场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成就了改革家的声誉。 除了文学和改革领域的贡献外，司马光和王安石仕途，虽有坎坷，却都达到了极高品级！ 一个龙图阁大学士（司马光），一个观文殿大学士（王安石），就是明证，而反观苏东坡，最高职位不过礼部尚书，这跟与他同名的两位比，无疑是高下立判。  （苏轼剧照） 这一切根源为何，不过党争而已。 党争让三大才子失去了协力同心的可能，也让是王安石壮志未酬，更让司马光转而专注《资治通鉴》编撰，至于大文豪苏东坡，政治上靠边站，倍受打击之余，唯有寄情山水枉自兴叹，留下一个鹤立鸡群却又个性十足的背影。 鹤立鸡群加个性十足，这就是苏东坡一生标签，也是他仕途郁郁不得志关键。 心中的坚持，让他不屑于参与党争，身怀的大才，又让他太过耀眼，进而变的碍眼，最后无奈卷入其中，成了夹心饼干一样的存在。 苏东坡才华如何，曾“弱冠即有文名”的他才气毋庸置疑，长成后又在22岁年纪赴京赶考。用一篇文，博得帝王的惊呼。当宋仁宗读着苏东坡《刑赏忠厚之至论》时，读完拍案惊奇，退而喜曰：
子孙两朝宰相，出自仁宗口，这评价已高到无以复加，但却和后续仕途格格不入，曾经被誉为宰相候选的苏东坡，却成仕途边缘人。 为何？  （北宋三大才子的爱恨情仇） 二这一切就不得从北宋熙宁年间说起！ 那时候的北宋，新皇登基，年轻勃发的他，想要一改宋代弊端，随后不久，派别出现了！ 王安石带着一群人，站在了雄心勃勃的天子宋神宗背后，司马光一看，也带着一群人跟随在高太后身后。太后和皇权，新党和旧党，就此开始了一场持续20多年的争斗。 泾渭分明的两派，势同水火同时，也让无数官员陷入了进退两难之境，左还是右是个选择题。 在大家蜂拥站队时，唯有少部分人卓尔不群，其中代表就是苏东坡，他孤傲的坚持自己的声音，保留自己的独立，甚至还专和得势党派唱反调，这无疑属于真性情加持后的叛逆之举。 无数人都说，这家伙就是一个不懂事的人。 由此，才有苏轼的红颜知己王朝云评苏轼的话语出现。 在她口中，苏轼就是“一肚皮不合时宜”的存在，这就是苏轼，一个不屑于趋炎附势的男儿。  （红颜王朝云） 三“一肚皮不合时宜”和不屑于趋炎附势，给孤傲的苏轼，人生定下了注脚。 是迂腐吗？我看未见得！ 迂腐之人如何能写出豪迈壮秀诗词，大江东去，浪淘尽，的雄浑豪迈背后，说他迂腐不是妄言吗？ 更何况苏轼家族可是家学深厚存在，苏家“三苏”中的老父苏涧就是“二十七，始发愤”中的苏老泉。 父子三人同场科举，也属文坛奇观一样的存在！ 苏轼弟弟苏辙也是著名散文家，这父子三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之列，就连苏小妹（苏轸zhěn）都以才气闻名！ 由此可见，这貌似“一肚皮不合时宜”的苏东坡绝非迂腐之辈，也非不通仕途之人，他对于党争之事，各方心思皆心知肚明。那么他的不趋炎附势，就有了更深层含义！ 遵从自己的灵魂，保有自己的良知，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这一切，也从他对待同门师兄王安石的态度上可窥见一二。 王安石得势时，苏轼敬而远之，王安石失势时，无数人落井下石，唯有苏轼仗义直言。 这两人虽然政见不同，却文采和人格却相映交辉，让后人肃然起敬。  （一门三才子） 四很多时候我都会想，如果苏轼真有发挥的空间，是否能在政坛上大放异彩。而要在政坛大放异彩，除了协调关系之外，最关键之处当在用人。 看苏轼言行还有不屑于党争的孤傲做派，让他协调关系貌似勉为其难，可要论看人眼光，苏轼其实高出师兄王安石不少。 就在新党主持改革，势力正盛，王安石最威风的时候，苏轼就毫不避讳的指出，王安石用人有问题。在他身边，出现了无数趋炎附势的小人，这群依附于他，进而获取仕途之路的人，少有真心变法，多有认准新贵借力上位之徒。 其中翘楚，非吕惠卿莫属。 这吕惠卿原本一籍籍无名之小县令，因为善于经营，成了王安石的弟子和亲密战友。 就此被王安石一路提拔，从小小县令直入宰辅高位，变法最高潮时刻，号称“护法善神”。 这评价不可谓不高，可小人嘴脸趋炎附势之相，却在变法失败，王安石罢相之后原形毕露。 王安石从宰相高位跌落之后，最刺耳，最下做的攻击就出自吕惠卿之手。  （王安石君臣际遇）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他得志猖狂，一力排除异己，只要不符合自己心意的，无论旧党元老还是曾经的新党同僚，都公然打击，随后又用人唯亲，重用胞弟，借施新法之名行搜刮聚敛之事。 王安石复起之后，他唯恐王安石争权柄，用出最下做的打小报告手法，让王安石二次被罢相。 当他悠然对皇帝说：王安石当年写给自己信中，有“勿使上知”字样时，王安石的仕途就被注定了。 一个不知真实与否的小报告，如同在帝王心中埋下一根针，有了这根针，王安石还会好吗？ 不知王安石在被最亲密战友背叛时，是否想起师弟苏东坡的忠告：
言犹在耳，行历在目！ 这即是小人和君子之别，也是用人之别。 王安石骨子里还是喜欢听话的人，无主见听命的人，而苏东坡，却深知盲从的人，都有小心思，也许这就是奴才和人才的区别吧。  （变法路径图） 五不屑于盲从，不屑于听命，坚持己见的苏轼，面对近在眼前的仕途契机，选择了放弃，却让无数小人登堂入室，成了宰辅。 按理说，如果在哪个时刻，他做了不同选择，如何会有仕途的不顺？ 当时无数人都言语，苏轼应该是天然的新党成员，就连王安石也如此认为，可苏轼偏偏做出了不同选择。这不同选择，根源就在激进和保守的区别，也就是所谓的政见不同。 在苏轼看来，师兄王安石的变法，出发点虽好，却多有不妥之处，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甚至连用人方面也成问题，会进一步加剧本就紧张的朝堂氛围，两个亲密无间的是兄弟，即便私人关系依旧，可政治关系却已然破裂。 由此，才有了王安石的判断：苏东坡不是我的人 这判断就注定了苏轼，在王安石主政时候的出局结局。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么另一条道，苏轼想过吗？既然和王安石政见不同，是否和司马光政见相似？ 于是，司马光也来拉拢苏轼了，他们抱着极大的期望，希望苏轼能成为旧党成员，可是他们也失望了。 苏轼就是这样一个，即便政治立场鲜明，却不屑于结党的人物，他是保守派为真，但却不愿加入党争的漩涡中去。 宁愿不偏不倚，也不愿左右争锋，最后结局必定不能独善其身。 果不其然，个性和孤傲成了苏轼仕途的绊脚石。  （孤傲者无党） 六一个即不属新党，又不属旧党，却闻名天下的大才子，无疑是党争的阻碍，也成了双方的眼中钉。 于是一场不谋而合的政治构陷出现了。 公元1079年，新党中的一些人开始对着苏轼的诗词大做文章，随后策动御史台弹劾，一群人鼓噪后，苏轼遭遇了人生第一次牢狱之灾，这就是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在新党成员别有用心的曲解之下，苏轼的无数诗词都成了攻击朝政，攻击新法，甚至讽刺圣上的言语。 苏轼诗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们说这是反对农田水利法。 苏轼诗说：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他们说这是讽刺皇帝不知用人，攻击陛下。 由此可见，这文字狱不仅盛行于大清，早在大宋就有了点影。 捕风捉影不过如此，唯一可惜的是，主政的宋神宗并不糊涂，他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吟桧，何预朕事! 可一巴掌打空的新党小人如何会善罢甘休？ 为了让这个眼中钉滚蛋，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弹劾，宋神宗也只能下令御史台进行查问。 开了口子当然要落井下石，苏轼就此从湖州太守任上银铛入狱，进而被关押审问了一百多天。 最后还是王安石于心不忍说了句：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话保住了苏轼的命，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就此远离了政治中心。  （美食美文传天下） 七王安石的救命之举，本人无法揣测，真救命还是避免争斗扩大化，只有他自己知晓。 可这场“乌台诗案”却对苏轼的人生造成了深远影响。 官场是什么？ 是一个不属于个性者的场所，坚持自我的人，不屑于同流合污的人，如何在主流官场混迹。 可是屈膝折腰，放弃自我，苏轼又不愿！ 于是济世救国之念成了过去，寄情山水以诗言志成了现实，四十多岁壮年的苏轼，经历冤案终于大彻大悟，从一个孤傲的人，变成了一个孤独的人，进而成了一个豁达的人。 他会去研究猪肉的做法，弄出来“东坡肉”，会去游山玩水，写出无数豁达大气的诗词，却不再关心政治。 即便后续党争结束，苏轼依旧未有起复，可他却不在意了，也许这就是豪放派个性派在仕途的最终结局吧。 今日回看，孤傲个性，毁了苏东坡的仕途，却成全了苏东坡的诗词，更让后世记忆中无数次响起那壮秀隽逸的文。 得失间，皆人生，老顽童何憾之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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