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立之前，史前人类是怎样贸易的？｜文史宴

风吟楼 20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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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布赖恩·费根

大司马按：人类为什么会产生交换？因为史前社会在渐趋发达，大家的礼仪用具和生活用品越来越复杂，每个氏族居住地不同，拥有的物产不同，精力也有限，难以生产全套的必需品，必然要与其他氏族交换。

交换时如何确保契约的力度？由神来确保。最早的契约关系通过互赠含有神圣能量的物品来，交换各自的神圣能量达成，在这种交易里面如果偷奸耍滑是要遭受神罚的，大部分人自然不敢太乱来，这种“礼物圈”为日用品贸易提供了模式和雏形，使贸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得以如约完成，直到兴起对普通氏族的压倒性暴力集团，力量悬殊程度足以令集团首领膨胀到无视神罚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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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美国人开日本车，法国年轻人喜欢美国汉堡的味道，太平洋岛民购买墨西哥产的电视机。我们生活在国际化的世界中，经济纽带连接相隔数千里的国家。在过去的2000年，尤其是公元1500年后欧洲的发现时代，世界上的人类社会渐渐联结成巨大的经济交互网络。我们今天全球经济体系的根本起源可追溯至5000多年前，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世界首个文明出现之前迅速增长的远途贸易。

贸易体系早在苏美尔人和埃及人出现之前就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了。至少1.8万年前，来自黑海的贝壳就深埋在冰河世纪晚期的乌克兰狩猎营地下。大平原的古印第安人早在公元前9000年就交易质地较细腻的制作工具用的石头。很少有人类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因为他们依靠其他人获取自己领土之外的资源。

随着对原材料和久负盛名的装饰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或远或近的邻里之间贸易与交流的活动也在增加。这种贸易活动是在正式的礼物赠予掩盖之下或者作为复杂交换礼仪的一部分进行的，通常具有强大的政治或象征意义。

一、社会内部的交易与纷争

关于普通人的几个传说生动描述了埃及学家赫伯特·文洛克（HerbertWinlock）1911年在底比斯中王国时期的法老曼图霍特普（公元前2061年到前2010年）墓葬附近的遗址上的发现。

几十名士兵在战争中被杀死，其尸体被亚麻裹尸布包裹并堆放在墓穴中。所有的士兵都很年轻，正值盛年，厚厚的头发在颈部被剪断。风干的尸体保存非常完好，从墓穴中被移出时就开始腐烂。

文洛克用生物和考古数据再现了他们最后的战斗：这些人都死于进攻某个要塞时，因为他们的伤口都是从上方射下来的箭或是从要塞中扔下来的石头造成的。

当时的图片表明，攻击者进攻时，在防御者密集的弹药中只有很薄的盾用来防身。在这种情况下，火力太密集，超出了盾牌的防御能力。如阵雨般降下的箭头射中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至少有一人背后中箭，箭头穿透了他的身体。他继续前行，但是芦苇做的箭柄折断了，他倒下了，失血过多而亡。要塞中的防御者冲出来无情地打死了至少十几个受伤的进攻者。然后观望的秃鹫和渡鸦冲向尸体，用喙啄走尸体上的肉。第二次进攻非常成功，之后这些被撕碎的身躯被找到并埋葬在法老墓的旁边以纪念他们。

我们不知道战争发生的地点，但肯定是在埃及境内，因为杀死进攻者的箭是埃及的形制。很少有考古发现能对历史上无名小卒的生命有如此详尽的描述。

当人们需要当地无法获得的商品与服务时，他们建立起贸易关系和贸易体系来交易商品。商品无须运送到很远的地方，在社会内部或不同文明间的交流领域内就可以交易。交换与贸易通常包含两个因素：交换的物品或商品，和从事商品交易的人。因此，任何一种交易活动都意味着工具和原材料的获取与处理，以及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社会体系，贸易正是在这种体系之下繁荣发展起来的。

我们要时刻牢记，贸易路上传播的不仅仅是原材料和成品，还有思想和信息。我们利用考古遗址中发现的物品来研究贸易与交流，但这些物品与当地社会的物质文化或经济是相异的。

例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从未生产过玻璃，但是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很多考古遗址中都发现了玻璃珠。直到最近，判断进口商品的依据几乎全是依靠款式与设计——与已知起源陶器的外形截然不同的形制等。

有时原产地众所周知的异域物品，如黄金、琥珀、绿松石、海洋贝类等，也能提供远距离交易的证据。从5000年前到2000年前，北美洲东南部地区上古时代晚期和林地的人们曾使用附近苏必利尔湖出产的铜和墨西哥湾的海螺壳，这两种都是大家都知道起源的商品。

在考古学早期，这些异域物品被认为足以证明贸易的存在，它们甚至被宽泛地称作“影响”甚至“入侵”。关于人类交流的性质的各种假设十分有限，并且很不准确。今天的史前贸易研究更加复杂，这要归功于两大主要发展：第一是整个考古学领域的区域性研究；第二是众多科技的发展能够描述某种原材料，甚至能精确识别其原产地。

二、贸易与交换类型

交换可以发生在社会内部或是内部与外部群体之间。内部器物与商品的分配即使在最简单的社会中也很常见。

礼物交换大多数内部交换都是礼物赠送。这之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西南太平洋地区美拉尼西亚的库拉圈。这个礼物交换的复杂网络向一个方向传递贝壳项链，向另一个方向传递贝壳手串。它们以仪式礼物的形式从一个人传递向另一个人，这种礼物交换的关系维持了几十年。

这种礼物交换享有很高的权威，也为食物和其他日常物品的交换提供了框架。进行交换的礼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换商品的种类。在库拉圈中，珍贵的海洋贝类装饰物在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之间交换，而众多个人和家庭进行交换的常见物品是食物。当然，进行交换的还可以是信息，这些信息会促进科技改革或是社会变迁。

礼物交换是相对自给自足的社会中交换与贸易的常见媒介。礼物交换的初衷是为了加强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礼物代表的是交换双方的义务。这种交易在新几内亚和太平洋地区都非常常见，更是遍布2000多年前的非洲和古代美洲。送礼物和物物交换构成了基本的贸易机制，这种简单的基本商品交换维持了约1000年。

但是这种个人与社会之间零散的交换逐渐降低了人们自给自足的能力，最终把他们纳入更大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中，社会成员已经不能自己生产必需品，因此需要依靠彼此来取得基本的商品和达成一定的社会目标。

互惠指的是两个个体或群体之间相互交换商品。它是赠送礼物和物物交换的核心。它可能年复一年地发生在同一地点，也可能仅仅发生在某个人的家中。这样的中央区域成为赠送礼物和贸易的焦点。当一个村庄既能生产贸易商品，又可以开展同其他社区的交换活动时，这个村庄就成为更重要的中心，人们会聚集于此进行贸易活动。

再分配指通过社区、群体、文化分配给个人的货物和商品，需要进行某种形式的组织以确保其公正性。首领、宗教领袖或是某种组织控制着这种物品在整个社会中的再分配。这样的个人或是组织可能监督青铜饰品的制造或者仅仅负责贸易物品的分配和交付。

谷物和其他商品的收集、储存和再分配都需要社会组织来进行。首领的地位可能是通过宗教力量来加强的，首领对他所领导的社区有重大的责任，这样的社区通常由几个村庄组成，首领进行再分配的权力由地位稍低的人延伸至村民个人。一个首领会和其他首领进行贸易协商，以相互贸易的调控因素取代再分配经济，因为在这种再分配经济中，单个家庭的异域物品的交易量非常小。

史前交易是伴随社会政治组织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变量。在很多地区，对外贸易由简单的互惠发展成更复杂的、有人主持的物品再分配。换句话说，贸易不一定指的是生产专门进行交换的异域商品，贸易还与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与政治紧密相关。

市场涵盖了地点和贸易的特定形式。管理者及组织鼓励人们开辟出一个地点进行交易，并确定主要商品相对稳定的价格。这种稳定性并不意味着监管价格，但是市场网络中需要某些规章，当市场中某地盛产的商品被卖到对该商品有大量需求的一方时，这种交换关系的机制尤其需要监管。

市场通常与更复杂的社会相关。所有的文字文明都发展出大型的贸易活动监管场所及原材料和贸易途径的垄断组织。成功的市场贸易需要可预测的主要货物供应，并在贸易途中配备充足的警力。

例如，很多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贸易发生在河流上，这里贸易警戒更加容易。当商队路线开放后，贡赋、贸易路线控制和通行费等政治和军事问题变得十分重要。商队是早于王国的贸易组织形式，贸易活动被限制在国家权威建立并精心维持的贸易路线。旅行者沿着这些设定路线行进，心无旁骛，只传递与交换买入和卖出的商品。

这些商队与那些巨大经济复合体大不相同。那些经济复合体伴随亚历山大的庞大军队征服亚洲，或是在印度，每年夏季远离德里的热浪进入山中，随行的有包含整个德里市场在内的50万人口。

三、为什么会有贸易

研究远途贸易涉及的调查要复杂得多，远不只是绘制离产地几百英里远的独特器物的分布情况。幸运的是，现代科技手段让我们可以追踪到很多重要贸易材料的源头，这个过程就叫作追本溯源。

到目前为止，这些原材料中最显著的就是黑曜石，这种火山玻璃被用来制作石器工具和装饰物，在美索不达米亚被做成光洁的镜子。关于本源的首次研究聚焦于地中海和亚洲西南部，黑曜石数千年以来一直是那里的主要贸易商品。

美索不达来亚的黑曜石镜子

很多学者尝试追踪美索美洲黑曜石从高地到低地的贸易路径。运用本源数据，研究人员可以构想区域性的交易，这种方法在玛雅城市科潘运用时取得了成功。同时还运用了黑曜石水化测年法来追溯黑曜石贸易网络在很多世纪期间的变化。

现在，最终的研究目的是识别在每个交换领域分配黑曜石的交换机制。这样，数据需求就产生了变化。仅仅了解一种原材料或是器物的大概来源是远远不够的。源头的指向必须明确，贸易物品或商品的分配必须有具体的量。这样的数据构成了贸易研究的基础。然而，这些分配和来源数据仍有待转化成人类行为的特征，这就需要与可用历史来源进行比较。

诸如希腊、美索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古代采石场是异域材料交换有价值信息的潜在来源。考古学家罗宾·托伦斯（RobinTorrence）研究地中海地区爱琴海的黑曜石贸易，他发现这种贸易无盈利和竞争性可言。史前石器工人来到采石场准备交换材料时很少考虑这种原材料的经济用途。例如，米洛斯岛上的到访者仅仅采集他们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便离开。无专门生产的证据。在早期农业时代，黑曜石采矿是季节性的活动，但是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采矿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需要专门去米洛斯岛和其他采石场。我们尚不了解这种转变产生的原因，但可能是由于季节性采矿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追本溯源的研究有时被称作性质研究，因为要用到岩石学和其他方法来确定用来制作器物的特定原材料的属性，如石斧的原材料等。我们应该强调特定这个词，因为这些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精确推断出特定的来源。例如，远离西西里岛的利帕里岛上的黑曜石在地中海中部地区广泛交易，这里的黑曜石上带有很高辨识度的特性，这种特性是其他地区的黑曜石所不具备的。

同位化学对于研究金属来源十分有效。例如，铅的同位素构成取决于矿石的地质年代。古代发现的铅矿少之又少。如果其发现地确定，就可以通过青铜器和银器研究铅的来源，因为后者是在铅矿中提取的。这项科技被用来区分用陆地矿石制造的和爱琴海西佛诺斯岛与其他地方用金属制作的古希腊银币。

四、沉船揭示古代贸易的发达

仅仅研究器物的分布并不能提供古代贸易的完整画面，因为诸如运输物流和当地政治与经济条件等因素会影响贸易与交换的各个方面。很少有考古发现可以与在土耳其南部崎岖的乌鲁布伦海岸发现的青铜器时代沉船上的货物相媲美。这样的沉船为研究古代贸易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因为每一条海床上的船都是一个封闭的太空舱，可以成为当时贸易环境的缩影。

乔治·巴斯（GeorgeBass）与塞马尔·普莱克（CemalPulak）对乌鲁布伦沉船的发掘揭示了公元前14世纪地中海东部商业世界的大量信息。约公元前1316年（该日期根据沉船中发现的木柴年轮确定），这艘满载货物的船正由地中海东部地区向西航行，在这里撞上了乌鲁布伦的锯齿状礁石。船沉入了48米深的水下。巴斯和普莱克在从海床上提取器物时，记下了每一块木材、船上每件设备和货物的具体位置。他们恢复了大约3000年前地中海东部贸易的独特画面。

从乌鲁布伦沉船挖掘铜锭

乌鲁布伦沉船装有6吨铜锭、锡锭和器物，很可能是从塞浦路斯采集的。锡很可能来自土耳其南部。来自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迦南陶罐装着橄榄、玻璃珠及宗教仪式要用的橡树树脂。船上的货物包含波罗的海的琥珀（这些琥珀很可能会被卖到地中海陆上），来自非洲的乌木、象牙和河马牙齿，还有来自北非和叙利亚的鸵鸟蛋壳。甲板上有埃及、黎凡特和迈锡尼的匕首、剑、矛尖和木工工具，以及做成动物形状的成套砝码。还有昂贵的玻璃锭、美索不达米亚的圆柱印章、迈锡尼印章石，甚至有金杯和不完整的玳瑁琵琶。船上带着埃及圣甲虫，数十个钓鱼用的重物、鱼钩和23个石锚（这些石锚在多风的港湾中停靠的时候至关重要），连用来装运货物的多刺地榆灌木都保存下来了。

通过分析发现物品的来源地分布和溯源技术，巴斯和普莱克再现了这位不知名的船长的最后航行。他们认为他从黎凡特海岸出发，穿越塞浦路斯，然后沿土耳其南海岸航行。船一路向西，在大大小小的港口停泊，乘着季风沿着这条繁忙的线路途经克里特岛和爱琴海岛屿，最后可能要驶向希腊内陆。

船长已经沿着这条路线航行了很多次，但这次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丢了船、货物，也许最后死在了乌鲁布伦无情的礁石上。

从考古的角度，乌鲁布伦沉船是天赐的礼物，因为它使研究者能够填充3300多年前将地中海东部地区同埃及、爱琴海和希腊连接在一起的复杂贸易网络中的很多细节。巴斯和普莱克怀疑乌鲁布伦沉船可能承载着价值非凡的货物，但主人是谁仍然是个谜。

五、一个例子——黑曜石的源头

科学家在光谱分析出现之前就在研究用来制作工具的石头的来源，主要依靠岩石学和岩石的特征，如法国石器时代农民广泛应用的黄油色、极易识别的大普莱西尼燧石。20世纪60年代依赖高科技分析手段让源头的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时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ColinRenfrew）等人用光谱分析法鉴别了不少于12个早期农业遗址，这些遗址中的黑曜石都是从土耳其中部希福特立克地区获取的。

这项开拓性的研究表明附近300公里希福特立克村庄内经过切割的石头80%都是黑曜石。在这个“供应区”之外，黑曜石所占比例随距离而增大急剧下降，到叙利亚村庄就只有5%了，而在约旦村庄中则只有0.1%。如果这些计算是准确的，这条线上的每一个村庄都将其购入的一半黑曜石向下一个村庄传递。伦弗鲁和他的同事在撒丁岛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共辨认出不少于9个黑曜石“交换区域”，每一个都与明确的供应来源相连，并且每一个都具有可辨识的独特光谱学测定的微量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