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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就像谈恋爱，你不是要娶最漂亮的那个，而是要娶最喜欢的那个。 刺猬公社 | 赵思强 2016年7月29日，周五，罗旭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罗旭不得不在一夜间裁掉1800人，团队直接缩减成了过去的一半。 “这些员工都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培养的，大家都相信在一起做一件美好的事情，但在面临生死的时候，作为领导者必须做出决定，就像必须要自己拿一把刀，把自己的手脚剁下来。”罗旭说。 对罗旭来讲，创业就像是在凌晨四五点赶路，整个天地一片黑暗。但能从很远很远的天际线上看到一丝曙光。“这个过程会让很多创业者内心激动，这是种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罗旭说。 创业七年，罗旭仍在朝着那束光走着。 决定离开《新京报》时，罗旭已经在媒体工作了12年，他不是记者，主要负责财务和行政，但耳濡目染之下，他身上依旧烙有深深的媒体人烙印。 会计专业的罗旭大学毕业后，从贵州来到深圳，在中国建筑的一家分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第二年就当上了财务科长，但他觉得那种生活不是他想要的。90年代末，正是南方都市报崛起的时候，平常就爱看书看报的罗旭逐渐被媒体所具有的人文理想、社会责任所吸引。 “那种情怀和担当，对年轻人很有号召力，看到他们为了改变社会发出声音，我也希望能做点事。”抱着这样想法的罗旭正好赶上《南方都市报》招聘广告统计员，于是投了简历。 2002年，罗旭已经是《南方都市报》财务部主任，这时候南都也开始筹划到北京办一份新的报纸。 “南都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新闻对整个社会的贡献和意义，但如果想办一份真正能够影响中国的报纸，就一定要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来。”罗旭回忆，在那时候，南都要走出广州，是全报社的共识。 一年后的一天，罗旭在休假中接到电话，被叫回报社开会。领导告诉他去北京的票已经买好了，“明天出发。” “去北京干嘛？”罗旭问。 “我们去考察北京的报业市场。” 考察进行得异常顺利，南方报业和光明日报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办报。罗旭也回不去了，他来北京是9月初，天气还很热，双方协议一签，筹备工作就开始了，他负责采买办公桌椅，对光明日报提供的办公楼进行改造。等到他回广州的时候，北京已经是寒气逼人的深秋了。 “现在看来，《新京报》的筹建是一个奇迹。”罗旭回忆，一个月的时间，新报社就招了接近1500人，经常是上午面试一个人，觉得还不错，就告诉他，录取了，但别走，下午你来面试其他人。“当时南方报业和光明日报有品牌优势，来应聘的都是非常优秀的人，好多都是地方报社副总编辑级别的人。” 2003年11月5号，《新京报》第一次试出报，罗旭早上五点去方正公司，寻求技术支持，那天北京下大雪，罗旭冒着大雪开着车去的，方正的人看到罗旭说：“这大清早下着雪你开车过来，疯了！？” 把方正的工程师请到报社后，现场解决问题，但这次出报没有成功，6号报社开始重组流程，11号，《新京报》创刊号发行。罗旭也就从《新京报》的创刊，一直呆到2011年，整整8年。 “我对报社有太深的感情了。”罗旭说。 《新京报》创刊号 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内容传播的介质和受众的消费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传统媒体过去那种“我播你听”的传播模式受到了很大冲击，这让罗旭逐渐出现了现实和情怀之间的撕裂。 “每次历史变革带来更多的是机会，我想抓住机会，想去创新。”最初罗旭本想在报社内部对内容生产以及经营模式做出创新，但效果并不好，考虑再三，罗旭决定辞职创业。 在此之前，罗旭曾作为天使投资人投资了一家SaaS（软件即服务）公司，主营业务是企业办公软件。这一直也是罗旭自己的痛点——由于负责报社的广告，罗旭经常外出见客户回来，发现门口站着一堆人等着自己签字，而罗旭自称是强烈的效率需求者，这让低效的工作方式让他很痛苦。 “追求效率更多是对自我的修炼。让自己的生活更规律，如果思考不连贯很难有沉淀。”坚持读书、跑步、写日记，这么多年，罗旭始终通过刻意练习强化自我。他打开手机上的日历，几乎每个日期下都是小红点，点进去，是一天内详细的规划。“没有规划，就没有主次，没有主次，就没有效率。” 这种对效率的追求，也让罗旭决心加入自己投资的公司，共同创业，改善国内企业的办公效率，重构中国社会的工作方式。“未来一定是移动办公的时代。”罗旭这样判断。 “创业这件事，初心很重要。”罗旭觉得从媒体出来的创业者，有很强烈的使命驱动、情怀驱动。“如果只是为了挣钱其实很轻松，但媒体人天然地有使命感，社会责任感，想去改变些什么。” 对于罗旭来说，自己的使命就是改变中国企业的组织效率，业务效率。“未来的企业是一个时时刻刻永不下线的企业，这样企业才有竞争力。”罗旭对刺猬公社说。 “创业就像谈恋爱，你不是要娶最漂亮的那个，而是要娶最喜欢的那个，用感性驱动愿景、价值观，用理性驱动战略执行，组织文化，同时做到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罗旭认为，媒体人的特质恰巧能够兼顾二者：“新闻产业要求必须要洞察世界，所以眼睛是打开的，而做好媒体更需要实在，虚华反而做不好事。” 然而当理想照进现实，却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碰壁几乎是常态。 “创业就是九死一生，在不同的时期寻找能够通过的窄门，”罗旭对刺猬公社说，纷享销客这7年多，进行过多次战略调整，就是不断地寻找这个窄门。 有一个故事被经常提起：一次罗旭见一个投资人，对方对罗旭的团队很认可，表达了投资意愿，并对罗旭说，我们新来了一个合伙人，是这个行业的专家，你再和他讲一讲，没问题我们就投。 等见到人时，罗旭发现，这位合伙人是一个曾拒绝过罗旭人。“他见到我说，哥们儿，你这事还没死啊，别搞了，这事儿没戏！” 再聊起这段故事，罗旭已经把它作为了一段笑谈。现在再也不会有谁说企业移动互联市场是个不靠谱的买卖了。 “好的创业者要头脑清晰，相信未来。方向的正确是创业最核心的事情，你和团队判断社会趋势就是这样，那么就不会焦虑，只会考虑怎么去学习，调整，找到正确的路径。”罗旭对刺猬公社说，“只不过这个过程会很孤独，因为没人理解你。” 纷享销客的第一款产品是类似微博的企业内部协同沟通工具。虽然有200多家企业试用产品，但当让这些客户付费时，却几乎没有人选择付费。 这让罗旭意识到，这个产品解决的问题不是企业用户的痛点，只是痒点。2013年，纷享销客第一次战略调整，从移动OA（协同办公）转向轻量级CRM（客户关系管理）。 第一次战略调整后，为了招到更多工程师，公司在账面上只剩三个月资金的情况下，团队从南城三百多平的小办公室，搬到知春路卫星大厦里近千平米的大办公室，一直使用至今。 “我们还是坚定搬了家，招了新的技术人员。”罗旭在一次采访中回忆，“我们的产品正处在高速发展中，在我的观念里，只要事情的方向是对的，那就应该坚持做下去。” 为了避免公司业务停摆，罗旭还向自己的天使投资人质押了北京的房子，以求在资金紧张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借钱给公司，维持至少半年到一年运转时间。 这期间罗旭基本见了所有国内对saas领域关注的投资机构，还曾带着产品四次拜访北极光创投投资，前三次均以失败告终，直到第四次，团队拿出的新产品终于说服了投资人，获得了千万美元的融资，而那时候公司只剩下一个月的资金了，公司再次起死回生。 整个公司开始迅速扩张，根据”甲子光年“的报道，2014年至2016年3月期间，纷享销客员工人数从60多人增长到2800人，注册用户从几千家扩张到30万家；营收每月环比增长20%，每年增长10倍；营收规模单月超过2000万，是行业第二到第五名的总和。 进入2016年，由于整体市场逐渐成熟，BAT等大公司入局，纷享销客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也就出现了片头提到的那次大裁员，这次裁员后，纷享销客再一次变更战略，定位连接型CRM。 可还没等新战略开始实施，罗旭的身体出了问题，在参加一次田径比赛时，罗旭的心脏停跳2.5分钟。“公司猝死、人也猝死。”罗旭这样形容当时的状态。由于身体抱恙，罗旭放在工作上的精力明显减少，公司这这段时间也饱受外界争议，大家都觉得，纷享销客要倒了。 但罗旭直言，在失败时虽然有焦虑，但他依旧相信未来会好。”方向正确是创业最核心的事，我和团队都坚信移动办公是未来，就不会太焦虑，而是想着怎么去学习调整，找到正确的路。” 修养九个月后，罗旭重新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2018年1月，纷享销客获得金蝶5000万美元投资，向整个市场宣布，纷享销客不仅没有死，反而仍在快速的成长中。 “创业这些年，我变得更淡定了。”罗旭对刺猬公社说，“现在这个公司就是我事业和人生价值的呈现，当我们真的给一个行业带来变化，我会有很从容的成就感。”罗旭觉得自己从过去以追求结果为主，变为享受整个创业的过程。“创业到今天，我发现了很多自己的短板和不足，更清晰的认识了自己，也能更清晰地面对别人。” “人和人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过程不同。人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希望我自己和一群人过的是一种不断创造和创新的生活，我觉得我们真的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里。”在纪录片《创新中国》中，罗旭这样说道。 对罗旭来说，这个最好的时代，还远没到落幕的那一天。 不能错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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