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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国家宝藏》节目介绍了古代高昌的伏羲女娲图，引发人们探知的兴趣。新疆吐鲁番地区高昌古国墓葬群中伏羲女娲图的发现，始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部分重要发现已流失海外。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幅伏羲女娲绢画像（图1），纵144.3厘米，横101.7厘米，是1928年黄文弼先生在这一地区的考察活动中所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伏羲女娲绢画、麻布画超过百件，经考证其创作年代应在公元6世纪到8世纪之间。  图1 据学者研究，伏羲女娲图多出现在夫妇合葬墓穴中，大部分被钉在墓室的顶部，画面朝下，也有的叠放于墓主人身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这件伏羲女娲图（图2），长约220厘米，宽近100厘米。画面中心绘有一男一女，头部躯干为人形，腰以下作蛇尾，身形匹配相对，伸手相拥，蛇尾互相缠绕，契合伏羲女娲的神话形象。伏羲、女娲之面容、妆饰、冠服都各有不同，女娲执规，伏羲持矩，有的还带有算筹、墨斗，象征伏羲女娲开启人智，教化人伦的传说。画面上方有日，下方有月，日月中多有装饰图案，日轮中或绘金乌，或绘光芒，月轮中可有桂树、玉兔、蟾蜍或山岳等形，北斗星辰遍布画面四周。  图2 长沙马王堆西汉初期墓葬出土的绢画中，就有伏羲个人的人首鳞身像。伏羲女娲二像并立的图样最早记载于西汉武帝时期，鲁恭王刘余的灵光殿中，有“伏羲鳞身，女娲蛇躯”二像并立的壁画，语出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图样中伏羲之名有明确题记的，见于山东嘉祥东汉武氏祠的画像砖，人身蛇尾相缠的图像旁作题记曰：“伏戏（羲）仓（苍）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汉代传说已将伏羲女娲并提，在《淮南子·览冥》中云：“伏羲、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后世逐渐发展成伏羲女娲结为夫妇，共育天地的神话故事。在两汉的葬俗中，伏羲女娲图成为墓室画像砖中的常用题材，东汉时期尤甚，但自汉末战乱，尤其是公元4世纪至5世纪以后，伏羲女娲图像在中原地区的墓葬中几乎绝迹。 为何在中原地区早已消失的文化形态在地处边陲的高昌地区又盛行起来，这与古代高昌的特殊文化属性有关。自西汉通西域以来，古高昌一直是汉王朝经营西域的中心地区，汉代的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府都设在高昌，这一地区的汉化水平较高，汉族移民较多。汉亡以后，中原、河西地区战乱动荡频仍，大批汉人经由河西地区持续西迁来到高昌，原河西、敦煌等地的汉民也纷纷到此躲避战乱，汉人数量增加，阚爽、阚伯周、张孟明、马儒等先后在此建立汉人政权。公元499年，“麴氏高昌”王国建立，保持了140多年的稳定。 古代高昌与中原地区讯息隔绝，交通不便，汉族移民生在异域，倍加怀念故土，对两汉民俗传统就愈加执着。伏羲女娲图中，寓意中国最古老的神话传说，包括创世艰难，开天辟地，阴阳化合，生生万物，既有生命源起的正统表述，也有神明救世的信仰寄托，以此作为随葬品，是与祖先精神合一的理想信念，也是祝愿死者来生得到神明福佑。伏羲女娲被奉为华夏民族共同祖先，以此标识墓主人的身份，也是为了在多民族混杂的环境中凸显自身民族特色，希望灵魂能找到故国家园。 高昌虽以汉人为主，但在西域多民族杂居的大环境中，也有不同民族的居民在此生活，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也十分活跃。部分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出现了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不仅说明居民成分的复杂性，也显示出积极的相互影响。从绘画技法来说，大部分伏羲女娲图都承袭了中原传统“古画”风格，贴近河西魏晋壁画手法，多为工笔重彩画。色彩多用朱、紫、蓝、绿、黄等，作大块平涂，亦有精细描绘，画面洗练且色彩绚丽，线条转折自然，富于神韵动感。另一部分带胡人形象的伏羲女娲图则体现出浓郁的西域风情，形象冠服之外，绘画技法也多出现了源自古印度的“凹凸晕染法”和西域画风的轮廓线条勾勒，画面富于立体感，与中原画风形成鲜明对比。 公元640年唐灭高昌后，设置西州，后又建安西都护府，高昌重归中原地区主流文化，伏羲女娲图的葬俗也走向衰弱。唐代墓室中大多以壁画装点，营造出天地宇宙空间。1952年发掘的唐苏思勗墓室中，“壁画象征天空，东边用红黄色绘太阳，西边白色绘月亮，中间布满星辰。”1960年发掘的唐永泰公主墓，墓室四壁与顶部都有鲜艳的彩绘。“上绘天体图，东有山峦金鸟与西边画的满月相对，东北角到西南角有一带银河。四周有山峦，深灰色的天空，白色的星星密布。”1971年发掘的唐懿德太子墓，规制庞大，壁画保存完整，其后室顶部壁画“象征银河系，东面画金乌、西面画蟾蜍，顶部画满天星斗。”相对于这种更有气势的墓室壁画设计，以绢画、布画装扮的天地布局相形见绌。随着唐代佛道儒的融合，单一教义的传统神话题材逐渐被取代。高昌灭亡后的伏羲女娲图制作相对随意，只有对前期作品的简单模仿，构图粗率，造型生硬，到公元8世纪左右，墓葬中的伏羲女娲图慢慢绝迹。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丧葬，《孟子》云：“惟送死者以当大事”，通过厚葬、祭礼以缅怀祖先，敬事天地神明。伏羲女娲图在高昌葬俗中流行了200余年，其图形发展脉络清晰，追根寻源意识明显，保存了华夏民族最古朴的历史传统。它在古代高昌地区的传播中，较好地吸取了当地文化元素，并同其他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相互借鉴，在艺术和审美上为中国绘画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 ▼ 本文转自2020年8月11日 《中国文物报》第7版 作者｜杨晓明 编辑｜毛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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