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大部分人的认知里，精神病患者行为疯癫、举止毫无逻辑，并且会暴力伤人，一提到“精神病”，便自然就想到了“疯人院”。这似乎是人们“害怕”精神病患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今很多人最擅长的就是区分正常和异类，奇怪发色、纹身、性别障碍，但凡与大众背离，均为异类，精神病就带有很深的歧视和耻辱烙印，而伴随着的，往往是忽视和曲解。 不止是精神病患者，就连同精神病医院，也被笼罩了一层陌生和神秘的面纱，让人充满了恐惧和排斥。  但事实并非如此，调查数据显示，精神病患伤人犯罪的比例远远低于正常人，即使是严重的精神分裂和妄想症患者，出现伤人的行为也不到5%。而绝大多数的精神患者在病发期间，最显著的表现是害怕出门，并尽可能的回避一切社交活动。 精神类疾病并非讳莫如深，也并没有那么的神秘，归根结底，它只是一种种类较多、诱因比较复杂的病症而已，我们经常所见或所说的抑郁和躁郁，便是其中一种。 而在精神病院里，经过科学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很大一部分都能够得到治愈。  但，精神病院出现之前，精神病患者所面对的，又是另一种命运，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愚人船”中，有这样的描述： 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 在中国古代，严重的精神病患会被视作家族的耻辱被囚禁、驱逐或流放，他们所面对的只有流浪和死亡，直到1898年，精神卫生被重视，第一家精神病院在中国创办成立，从此，“应治尽治”作为精神患者治疗基本原则被确立下来。 而后近百年，精神病院里的医生、患者，甚至是家属都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歧视和排斥，长期以来的人才缺失，经费不足，精神病院更像是精神病患者的“逃难所”，并且往往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而今，精神卫生立法，无疑为医者和患者带来了崭新的曙光。 我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从医20年，在精神病院工作十年，当地人叫这座医院为“市三医院”。 十年之间，我接触过数百位精神病患，其中有躁郁的年轻姑娘、有焦虑失眠的学生、也有精神分裂的中年白领，有妄想症的教授，也有人格障碍的艺术家，这些被人们忽视、唯恐避之不及的“精神病”，在我们医生眼里，只不过是精神上得了重感冒的病患。 在这个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里，我看见了隐藏在角落里的温情、痛苦、绝望、挣扎，和孤独。  21岁，三次自杀，我不想这样，可总是控制不住 11年初，一位名叫小禾的姑娘独自走进我的诊室，严格算起来，那是我到院里，第一次接诊。 这个21岁的小姑娘，坐在面前，眼眶浮肿，眼圈通红，像是刚刚大哭了一场，我简单问了症状，她没说几句，便又哭了起来，我详细问了第一次发作的情况，小禾已经情绪崩溃，只说很突然，毫无预兆。 情绪稍稍平定后，她搂起衣袖，手腕上错乱排列着七八道新旧伤疤，有两三处稍深，正处手腕中央，她哭着说： 我也不想伤害自己，可总是忍不住，痛，才会让我冷静下来。 看着小姑娘一双泪眼，我满是心酸，却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作为一个经验老道的精神科医生，我害怕自己治不好她。  随后，小禾的母亲赶到，从她口中，方才得到一些重要的信息。 小禾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她因为忙于工作，也几乎没管过女儿，女儿有什么也不会和她说，最早发现不对劲还是在几个月前，她总是看到小禾一个人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哭，不肯上学，经常会突然暴躁，然后砸东西…… 有一次母女争吵，小禾狠狠的用头撞墙…… 起初没怎么在意，只觉得女儿是叛逆要强，直到有一次，小禾割了腕…… 小禾的母亲，痛哭流涕，向我吐露着那实实在在的育儿困境，和早已缺失的母女情。 果然，大部分的精神病患，症结还是出现在家庭里，当人格被孤立，情绪得不到释放，长期郁结在心，有一部分人便无力承受…… 在外人甚至是家人眼中，这可能只是情绪失控的疯狂，可对于患者本人，这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  我给出了初步的面诊结果，疑似躁郁，医学上称为双相情感性障碍，当然，是功能性还是器质性，还需通过系统检查进行排查。 随后，为小禾安排了脑部CT、脑电流和生化检查。 密集的检查在一天内全部搞定，对于一个小姑娘来说，这并不轻松，就拿脑电流来说，需要将十多个探测器紧紧粘贴在头部，然后通过脉冲电流刺激脑部神经，将脑部神经活动转化为一连串的折线图。 最终，检查结果印证了我的判断，血清皮质激素分泌增加，躁郁症确诊。 躁郁症，顾名思义，躁狂和抑郁交替出现。患者在抑郁时会不停地否定和伤害自己，甚至尝试自杀。而在躁狂时，则会兴奋到忘了一切负面情绪。 药物调节，心理疏导，住院观察，我对小禾的母亲大体说了治疗的流程。 随后的几个月，小禾被贴上宁静贴，每天重复着吃药打针和输液，断断续续发作了几次，有一次因为掉了大把头发哭了一整晚。  我经常会去病房看小禾，她慢慢的在好转，到后期，她居然可以平静下来去看书，偶尔也会让我陪她玩游戏。 而更可喜的是，小禾和妈妈也变得越来越亲切。 两个月后，小禾接受了最后一次心理疏导，办理了出院。 出院那天，小禾留了一封信，给照顾她的医护人员，信中说： 我曾经以为黑暗会将我吞没，谢谢你们，为我洒下一道光，重生的感觉真好，我会好好的生活。  45岁，他们都说我有病，可我没病，只是不想活 像小禾一样，能重新回归正常生活的精神病患者，是幸运的少数。 曾有一个45岁的中年女人，名叫姜楠（化名），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并伴有幻听症状，来医院之前，她是一家食品厂的老板。 90年代，姜楠和丈夫就开始下海做生意，摆地摊、开饭店、卖衣服，小两口带着女儿在广州漂了十年，2005年，姜楠和丈夫拿出全部积蓄开了一家鞋厂，几年下来，效益还不错，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好，很快便在广州买了房子，一家人总算安定了下来，两人也迎来了第二个孩子。 一双儿女，一家四口，财务自由，姜楠一家幸福美满，惹人羡慕。  可命运的玩笑总是猝不及防，2014年，丈夫投资被骗，不仅身陷牢狱还留下一堆巨债，姜楠为了还债不得不卖掉房子和工厂，顷刻之间，从一个身家千万的女老板，又变回了普通人，她带着一双儿女住进一个更小的两居室。祸不单行，第二年，年仅8岁的小女儿出车祸不治身亡，姜楠的内心世界瞬间坍塌…… 小女儿出事后，姜楠像是被抽离了灵魂一般，她经常发疯似的到处找女儿，找不到便开始胡言乱语，尖叫、发狂、砸东西。 她的大儿子没有办法，只能将姜楠锁在房间里。 有一次，姜楠溜了出去，挨家挨户的找女儿，最后，去了天台…… 被警察救下后，姜楠被送进了医院。 姜楠的确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可她始终坚持自己没病，她只是不想活。  对于这种有强烈轻生意向的患者，医院的护理会更小心，会限制她的活动，并且不会让其接触到尖锐物。 她抵抗治疗，抵抗医院的一切。或许是因为，医院没有救回她的小女儿。 丈夫在监狱，大儿子隔三差五会来看她，后来或许是忙，来的次数渐渐少了。 姜楠的病并没有好转的迹象，一有机会，她还是会想尽办法寻死，院里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似乎在她的内心深处，完全没有一点生的欲望，没有信念，没有希望，只有深深的绝望和无力。 而医生，既没有回天之术，也没有改变人意志的力量。 而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在最大限度上宽慰她的精神压力，安抚她的情绪，给予她最专业的治疗和情感关怀。 68岁，我想回家，可不想跟家人添麻烦 68岁的刘姐，有暴力倾向的易怒症，是医院的第一批患者，住在医院十几年，在药物和康复训练的作用下，病情早已稳定，由于长期服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了至少十岁。 刘姐的状态很不错，头脑清醒，完全具有自理能力，经常会帮着护士给病友发放生活用品。 刘姐年轻时是一位老师，发病之后便离开了学校，到一个工厂打小工，此后十年，病情愈发严重，经常在家里大哭大闹，甚至对出生不久的儿子拳脚相向，丈夫把她送进医院，很快就与她离婚，之后带着儿子远走，不知所踪。 刘姐的家人，便只剩下妹妹。 前几年，刘姐病情稳定之后，妹妹曾来让她出院回家，由妹妹一家人来照顾她。 在医院十几年的刘姐很想去“外面的世界”，可她还是拒绝了。 人老了就是累赘，不给家人添麻烦了。 像刘姐这样，病情稳定可控，希望回归家庭和社会，但出于种种原因，依然无法走出医院大门的患者，并不在少数。 因为医生无法掌控病人出院后的状况，所以对大部分患者来说，入院——出院——再入院的“旋转门”经常发生。 在精神病院里，很多精神病患者其实看起来与常人无异，甚至很多都能够与人正常交流。 当然，这并不表示，那些偶尔发作的症状，可以不用引起重视。 医院里有个78岁的大爷，平常再正常不过，可以唱歌、下棋，可一旦发病，就会幻想自己是一个外星人，然后不吃不喝，整夜不睡，而如果不加以控制，发病期的时间会不断延长。 还有人生害怕别人来抢饭吃，所以吃东西的速度很快，如果没得到及时的控制和照料，就极容易被噎住，后果不堪设想。 有人有迫害妄想，有的人一言不合就要打人…… 所以，医院的病房分为两种，一种是相对宽松的，收容一些有自主能力、没有伤害性的患者；另一种则是隔离病房，主要是安置那些病情极为严重，会丧失理智伤人的病患。 我曾在隔离病房区待过一段时间，在里面工作的医护人员都会被告知许多注意事项，比如要特别注意某个有暴力倾向的病人，比如女护士要特别小心某个喜欢光着身子的患者，比如不要轻易解掉病人的束缚带，比如不要背对着某个“危险”的患者…… 同时，还被告知，要保护自身的安全，如果被病人打了，或许被“吐口水”，可以得到相应的补偿…… 但其实，作为医生，只要知道每个病人的病情特点，就可以避开“刺激源”，没有外界刺激，患者发病的概率将会被降到最低。 只要有病情存在，精神病院就是他们最合适也最安全的容身之所。 如果病情得到控制，他们也将拥有重新生活的契机。 可在医院十年，我见到了精神病患者或者有精神病史的人在这个社会上的艰难处境。 最近几年，医院的患者越来越多，床位紧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已经病情稳定的患者无法顺利离开医院，他们的病情尽管已经得到良好的控制，尽管按照相关法规，他们享有回归社会并参与社会性工作的权利，但依然，他们并没有被包容。 并且，相当一部分患者，在经过治疗和康复训练后，已经可以极好的融于社会，他们甚至能够把一些工作做得很好。 北京一家由精神病患者提供服务的洗车店，因为干活细致负责，赢得了极高的口碑。 上海一位50多岁的女患者，被丈夫接回家后，享儿孙绕膝之乐，得以安享晚年。 但这种局面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现实却是： 有些出院的患者，长时间被排挤，找不到工作和社会认同感，又重返医院； 有些患者的家属，认为他们待在医院更加省心； 有些社区负责人前往医院要求开具患者不会发病的承诺书； …… 作为医生，为了让这些精神病患者能走出医院，已经拼尽了全力。 可来自于这个社会的种种偏见，却将这些患者，死死的困在医院。 相比精神病，偏见才更可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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