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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病院十年,我看到了他们最真实的痛苦与孤独

2020-09-04  沐阳说

    在大部分人的认知里,精神病患者行为疯癫、举止毫无逻辑,并且会暴力伤人,一提到“精神病”,便自然就想到了“疯人院”。这似乎是人们“害怕”精神病患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今很多人最擅长的就是区分正常和异类,奇怪发色、纹身、性别障碍,但凡与大众背离,均为异类,精神病就带有很深的歧视和耻辱烙印,而伴随着的,往往是忽视和曲解。

    不止是精神病患者,就连同精神病医院,也被笼罩了一层陌生和神秘的面纱,让人充满了恐惧和排斥。

    但事实并非如此,调查数据显示,精神病患伤人犯罪的比例远远低于正常人,即使是严重的精神分裂和妄想症患者,出现伤人的行为也不到5%。而绝大多数的精神患者在病发期间,最显著的表现是害怕出门,并尽可能的回避一切社交活动。

    精神类疾病并非讳莫如深,也并没有那么的神秘,归根结底,它只是一种种类较多、诱因比较复杂的病症而已,我们经常所见或所说的抑郁和躁郁,便是其中一种。

    而在精神病院里,经过科学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很大一部分都能够得到治愈。

    但,精神病院出现之前,精神病患者所面对的,又是另一种命运,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愚人船”中,有这样的描述:

    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

    在中国古代,严重的精神病患会被视作家族的耻辱被囚禁、驱逐或流放,他们所面对的只有流浪和死亡,直到1898年,精神卫生被重视,第一家精神病院在中国创办成立,从此,“应治尽治”作为精神患者治疗基本原则被确立下来。

    而后近百年,精神病院里的医生、患者,甚至是家属都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歧视和排斥,长期以来的人才缺失,经费不足,精神病院更像是精神病患者的“逃难所”,并且往往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而今,精神卫生立法,无疑为医者和患者带来了崭新的曙光。

    我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从医20年,在精神病院工作十年,当地人叫这座医院为“市三医院”。

    十年之间,我接触过数百位精神病患,其中有躁郁的年轻姑娘、有焦虑失眠的学生、也有精神分裂的中年白领,有妄想症的教授,也有人格障碍的艺术家,这些被人们忽视、唯恐避之不及的“精神病”,在我们医生眼里,只不过是精神上得了重感冒的病患。

    在这个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里,我看见了隐藏在角落里的温情、痛苦、绝望、挣扎,和孤独。

    21岁,三次自杀,我不想这样,可总是控制不住

    11年初,一位名叫小禾的姑娘独自走进我的诊室,严格算起来,那是我到院里,第一次接诊。

    这个21岁的小姑娘,坐在面前,眼眶浮肿,眼圈通红,像是刚刚大哭了一场,我简单问了症状,她没说几句,便又哭了起来,我详细问了第一次发作的情况,小禾已经情绪崩溃,只说很突然,毫无预兆。

    情绪稍稍平定后,她搂起衣袖,手腕上错乱排列着七八道新旧伤疤,有两三处稍深,正处手腕中央,她哭着说:

    我也不想伤害自己,可总是忍不住,痛,才会让我冷静下来。

    看着小姑娘一双泪眼,我满是心酸,却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作为一个经验老道的精神科医生,我害怕自己治不好她。

    随后,小禾的母亲赶到,从她口中,方才得到一些重要的信息。

    小禾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她因为忙于工作,也几乎没管过女儿,女儿有什么也不会和她说,最早发现不对劲还是在几个月前,她总是看到小禾一个人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哭,不肯上学,经常会突然暴躁,然后砸东西……

    有一次母女争吵,小禾狠狠的用头撞墙……

    起初没怎么在意,只觉得女儿是叛逆要强,直到有一次,小禾割了腕……

    小禾的母亲,痛哭流涕,向我吐露着那实实在在的育儿困境,和早已缺失的母女情。

    果然,大部分的精神病患,症结还是出现在家庭里,当人格被孤立,情绪得不到释放,长期郁结在心,有一部分人便无力承受……

    在外人甚至是家人眼中,这可能只是情绪失控的疯狂,可对于患者本人,这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

    我给出了初步的面诊结果,疑似躁郁,医学上称为双相情感性障碍,当然,是功能性还是器质性,还需通过系统检查进行排查。

    随后,为小禾安排了脑部CT、脑电流和生化检查。

    密集的检查在一天内全部搞定,对于一个小姑娘来说,这并不轻松,就拿脑电流来说,需要将十多个探测器紧紧粘贴在头部,然后通过脉冲电流刺激脑部神经,将脑部神经活动转化为一连串的折线图。

    最终,检查结果印证了我的判断,血清皮质激素分泌增加,躁郁症确诊。

    躁郁症,顾名思义,躁狂和抑郁交替出现。患者在抑郁时会不停地否定和伤害自己,甚至尝试自杀。而在躁狂时,则会兴奋到忘了一切负面情绪。

    药物调节,心理疏导,住院观察,我对小禾的母亲大体说了治疗的流程。

    随后的几个月,小禾被贴上宁静贴,每天重复着吃药打针和输液,断断续续发作了几次,有一次因为掉了大把头发哭了一整晚。

    我经常会去病房看小禾,她慢慢的在好转,到后期,她居然可以平静下来去看书,偶尔也会让我陪她玩游戏。

    而更可喜的是,小禾和妈妈也变得越来越亲切。

    两个月后,小禾接受了最后一次心理疏导,办理了出院。

    出院那天,小禾留了一封信,给照顾她的医护人员,信中说:

    我曾经以为黑暗会将我吞没,谢谢你们,为我洒下一道光,重生的感觉真好,我会好好的生活。

    45岁,他们都说我有病,可我没病,只是不想活

    像小禾一样,能重新回归正常生活的精神病患者,是幸运的少数。

    曾有一个45岁的中年女人,名叫姜楠(化名),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并伴有幻听症状,来医院之前,她是一家食品厂的老板。

    90年代,姜楠和丈夫就开始下海做生意,摆地摊、开饭店、卖衣服,小两口带着女儿在广州漂了十年,2005年,姜楠和丈夫拿出全部积蓄开了一家鞋厂,几年下来,效益还不错,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好,很快便在广州买了房子,一家人总算安定了下来,两人也迎来了第二个孩子。

    一双儿女,一家四口,财务自由,姜楠一家幸福美满,惹人羡慕。

    可命运的玩笑总是猝不及防,2014年,丈夫投资被骗,不仅身陷牢狱还留下一堆巨债,姜楠为了还债不得不卖掉房子和工厂,顷刻之间,从一个身家千万的女老板,又变回了普通人,她带着一双儿女住进一个更小的两居室。祸不单行,第二年,年仅8岁的小女儿出车祸不治身亡,姜楠的内心世界瞬间坍塌……

    小女儿出事后,姜楠像是被抽离了灵魂一般,她经常发疯似的到处找女儿,找不到便开始胡言乱语,尖叫、发狂、砸东西。

    她的大儿子没有办法,只能将姜楠锁在房间里。

    有一次,姜楠溜了出去,挨家挨户的找女儿,最后,去了天台……

    被警察救下后,姜楠被送进了医院。

    姜楠的确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可她始终坚持自己没病,她只是不想活。

    对于这种有强烈轻生意向的患者,医院的护理会更小心,会限制她的活动,并且不会让其接触到尖锐物。

    她抵抗治疗,抵抗医院的一切。或许是因为,医院没有救回她的小女儿。

    丈夫在监狱,大儿子隔三差五会来看她,后来或许是忙,来的次数渐渐少了。

    姜楠的病并没有好转的迹象,一有机会,她还是会想尽办法寻死,院里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似乎在她的内心深处,完全没有一点生的欲望,没有信念,没有希望,只有深深的绝望和无力。

    而医生,既没有回天之术,也没有改变人意志的力量。

    而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在最大限度上宽慰她的精神压力,安抚她的情绪,给予她最专业的治疗和情感关怀。

    68岁,我想回家,可不想跟家人添麻烦

    68岁的刘姐,有暴力倾向的易怒症,是医院的第一批患者,住在医院十几年,在药物和康复训练的作用下,病情早已稳定,由于长期服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了至少十岁。

    刘姐的状态很不错,头脑清醒,完全具有自理能力,经常会帮着护士给病友发放生活用品。

    刘姐年轻时是一位老师,发病之后便离开了学校,到一个工厂打小工,此后十年,病情愈发严重,经常在家里大哭大闹,甚至对出生不久的儿子拳脚相向,丈夫把她送进医院,很快就与她离婚,之后带着儿子远走,不知所踪。

    刘姐的家人,便只剩下妹妹。

    前几年,刘姐病情稳定之后,妹妹曾来让她出院回家,由妹妹一家人来照顾她。

    在医院十几年的刘姐很想去“外面的世界”,可她还是拒绝了。

    人老了就是累赘,不给家人添麻烦了。

    像刘姐这样,病情稳定可控,希望回归家庭和社会,但出于种种原因,依然无法走出医院大门的患者,并不在少数。

    因为医生无法掌控病人出院后的状况,所以对大部分患者来说,入院——出院——再入院的“旋转门”经常发生。

    在精神病院里,很多精神病患者其实看起来与常人无异,甚至很多都能够与人正常交流。

    当然,这并不表示,那些偶尔发作的症状,可以不用引起重视。

    医院里有个78岁的大爷,平常再正常不过,可以唱歌、下棋,可一旦发病,就会幻想自己是一个外星人,然后不吃不喝,整夜不睡,而如果不加以控制,发病期的时间会不断延长。

    还有人生害怕别人来抢饭吃,所以吃东西的速度很快,如果没得到及时的控制和照料,就极容易被噎住,后果不堪设想。

    有人有迫害妄想,有的人一言不合就要打人……

    所以,医院的病房分为两种,一种是相对宽松的,收容一些有自主能力、没有伤害性的患者;另一种则是隔离病房,主要是安置那些病情极为严重,会丧失理智伤人的病患。

    我曾在隔离病房区待过一段时间,在里面工作的医护人员都会被告知许多注意事项,比如要特别注意某个有暴力倾向的病人,比如女护士要特别小心某个喜欢光着身子的患者,比如不要轻易解掉病人的束缚带,比如不要背对着某个“危险”的患者……

    同时,还被告知,要保护自身的安全,如果被病人打了,或许被“吐口水”,可以得到相应的补偿……

    但其实,作为医生,只要知道每个病人的病情特点,就可以避开“刺激源”,没有外界刺激,患者发病的概率将会被降到最低。

    只要有病情存在,精神病院就是他们最合适也最安全的容身之所。

    如果病情得到控制,他们也将拥有重新生活的契机。

    可在医院十年,我见到了精神病患者或者有精神病史的人在这个社会上的艰难处境。

    最近几年,医院的患者越来越多,床位紧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已经病情稳定的患者无法顺利离开医院,他们的病情尽管已经得到良好的控制,尽管按照相关法规,他们享有回归社会并参与社会性工作的权利,但依然,他们并没有被包容。

    并且,相当一部分患者,在经过治疗和康复训练后,已经可以极好的融于社会,他们甚至能够把一些工作做得很好。

    北京一家由精神病患者提供服务的洗车店,因为干活细致负责,赢得了极高的口碑。

    上海一位50多岁的女患者,被丈夫接回家后,享儿孙绕膝之乐,得以安享晚年。

    但这种局面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现实却是:

    有些出院的患者,长时间被排挤,找不到工作和社会认同感,又重返医院;

    有些患者的家属,认为他们待在医院更加省心;

    有些社区负责人前往医院要求开具患者不会发病的承诺书;

    ……

    作为医生,为了让这些精神病患者能走出医院,已经拼尽了全力。

    可来自于这个社会的种种偏见,却将这些患者,死死的困在医院。

    相比精神病,偏见才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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