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19世纪60年代以降，中国部分当权官僚士大夫的对外认识发生重大变化，不再把外国都看成“心怀叵测”的“夷狄”，而视为可遣使通好的“与国”，因此主张加强与外国的联系。当权者对外认识的变化促使清政府重新调整对外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对外新举措：1861年成立总理衙门，1866年派出斌春一行赴欧游历，1868年派出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在此基础上，1875年清政府终于派出近代中国首任驻外公使——驻英公使郭嵩焘，开创了近代中国的遣使驻外制度。至1911年清朝灭亡，清政府先后在欧美日16个国家设置使节，派出近60人的使节队伍，同时在新加坡、横滨、汉城、旧金山等海外40多个城市和地区派驻了一百多名领事，加之各使领馆中数量不等的参赞、翻译等人员，构成晚清对外交往中一个引人注目、颇为壮观的外交官群体。 这些联翩而出的外交官是中国近代最早走向世界及与外部世界联系接触最多的一批人，他们在做好外交工作的同时，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努力作为，既成为“西学东渐”的桥梁，亦成为“中学西传”的先锋，是清季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官方力量。 清季外交官群体开展的“中学西传”活动，主要形式之一是通过各种公共活动等重要外交场合中的演讲、展示或介绍，直接宣传与推介中国文化。 1887年，驻法使馆参赞陈季同曾在巴黎的昆虫展上进行了一场演讲，在演讲中他首先追溯了蚕的历史，提到在公元前2700年黄帝的妻子第一次养殖了蚕，为此后桑蚕贸易的发展及繁荣奠定了最初的可能性。蚕吐出的丝，除众所周知的用途之外，还可用于乐器制造，中国弦类乐器当中的琴弦，都是用蚕丝所做的；之后，陈季同又讲到了中国花地的蜜蜂文化，介绍了蜂蜜和其用途。谈及昆虫与医学的关系，他用蜘蛛治疗疾病为例，阐明用蜘蛛制药的方法和主治的疾病。这次演讲围绕昆虫，从纺织、乐器、医学等方面，多视角地介绍了中国文化。 1896年，李鸿章率领代表团赴欧美等国之时，罗丰禄曾以翻译官的身份随行，凭借其扎实的外语功底出色地完成了翻译任务，“把李鸿章送给女王的杜甫‘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的诗句，准确、得体地译成赞颂女王、极为吻合英文句法的优美诗句，博得女王陛下的赞赏”。战败的局面不能掩盖中国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独特的魅力，罗丰禄出色的翻译正是有力的证明。 1897年，代表中国皇帝出席英国女王钻石庆的特使张荫桓，为英国女王带去了众多中国的宝物，英国刊物如是记载：“太后的礼物包括稀有的瓷器、工艺精湛的玉石杯和年代久远的花瓶；一些著名的藏香，以及由五颜六色的蜡烛制成的松树，所有的礼物都是同一个理念——长寿。上面的东西装在六个方盒子里，这些方盒子是由一种叫做紫檀的木材制成的，非常珍贵，盒子打磨得非常漂亮。此外，还有两个同样材质的长方形盒子，据说里面装着金银刺绣和丝绸，是专门为女王陛下从丝织业之乡苏州和杭州准备的。”皇帝的礼物则是“高六英尺的瓷器架；八幅折叠的绣花屏风，其框是用宝贵的木料做成的；一对玉石权杖以及一对非常大的古代瓷花瓶”。可以看出，无论是瓷器丝绸，还是刺绣香料，都是极具中国特色之物，承载着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精彩的古典艺术；在礼品盒上均刻以“寿”字，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贺寿的重视及尊重。 19、20世纪之交，驻美公使伍廷芳受邀多次在美国公共活动中进行演讲。1899年4月，伍廷芳出席了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会并发表关于“中国与西方关系”为主题的演讲，在演讲中，伍廷芳首先恳请西方各国以公平公正的眼光看待中国及中国文明，并举出实例，阐述了中国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并使用物理学中“除非受到外力的作用，否则物体处于静止状态或继续沿直线运动”的定理反驳中国停滞不前的观点。随后对传教问题和商业问题也做出了相关的阐述。1900年6月，伍廷芳在一场茶艺专家晚宴上发表了演讲，讲述了中国泡茶的规则。在这场讲座中，伍廷芳从茶具的选择及规格、泡茶的方法、品茗的礼仪、茶叶的鉴别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讲述和演示，对中国的茶文化进行了简洁实用的介绍，为西方人士了解中国茶文化提供了直观生动的范例。 1905年，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钟文耀在美国驻马尼拉外交官康格夫妇回国前夕，在马尼拉一所俱乐部专门举行招待会，欢送其夫妇回国。钟文耀精心安排欢送会，场内布置采取了“令人愉快的东方风格”。招待客人的餐饮亦充满中国特色。活动自始至终处处体现出中国主人热情好客、无微不至、使人宾至如归的特点。 公共外交活动中中国外交官们所呈现出的积极的精神风貌，不卑不亢的外交态度，以及对传统文化矢志不渝的坚守，为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推介、传播做出出色贡献。 通过出版发表论著、翻译中国经典的方式宣扬中国学术和文化，是清季外交官群体“中学西传”活动的又一重要形式。 长期派驻欧洲工作生活、后出任驻法国使馆参赞的陈季同，驻法期间用法文创作、翻译了多部优秀著作。如1884年撰述的《中国人自画像》一书，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国文化、风俗进行了介绍；1884年翻译的《聊斋志异》中的26篇故事，编成《中国故事集》，后该书被译成英文在伦敦等地出版发行；1886年在法国出版的《中国戏剧》一书，介绍了中国的戏剧文化和创作。此外，他还于1890年发表《中国人的快乐》，向西方人介绍了中国的传统节日、公共娱乐等内容；1892年，撰文《我的祖国》，介绍了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人的情爱观、中国的知识分子、水利、商业传统等内容。另外，陈季同驻法期间还出版了《黄衫客传奇》与《中国人笔下的巴黎》二书。陈季同的著述，涉及中国文化的广泛领域，在法国乃至欧洲均产生较大影响。 驻英公使曾纪泽履外期间亦发表不少介绍中国的文章。他曾用英文撰写有关王莽货币的文章，对王莽新币的产生及发展原委给予阐述。还曾在《亚细亚季刊》上刊载名为《中国先睡后醒论》的文章，引起西方人的极大关注。文章从外交事宜出发立论，首先揭露与批判西方殖民者的诸多行径，对西方认为“中国业已销铄殆尽”的观点予以批判，指出中国已经开始觉醒，“它不是一个垂死的国家，能够如此平静地接受它的屈辱，并从屈辱中获得勇气，努力振兴”。接着又表明了中国正全力整顿海防，创建水陆军，同时还在文中阐述强兵先于富国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的精神风貌在此文中得到充分体现。 此外，1909年，时任驻美参赞的颜惠庆为向世界介绍当时中国的外交制度，在《美国国际法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如何管理其外交》的专文，对晚清的外交系统作以介绍。该文将清廷外交系统一分为二，即外务部与驻外使馆两大部分，对外交人员的界定是将外务部和驻外使馆中的官吏统称为外交人员。晚清外交机构处于不断演进变化的状态下，颜惠庆作为当时外务部的重要官员，以撰文的形式向世界介绍了逐步发展的清廷外交体系，对西方国家了解中国制度文化现状起到一定的作用。 如果说清季外交官在公共活动中对中国文化的展示介绍还具有零星、片断的特征，而这些西文著述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宣介，则更系统深入，旨在通过这些内容丰富、具有明确指向性的著述，努力破除西方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误解与偏见，其用心不可谓不深。 结交当地官方和民间人士，是清季外交官向其驻在国传播中国文化的又一直接方式。在与当地友人交往过程中，中国的书画艺术、音乐、诗词歌赋、传统经典等中国文化内容被域外人士更多的了解和喜爱。 曾纪泽驻外时就经常开展一些颇具特色的“中学西传”活动，得到诸多外国友人的青睐。书法出色的他时常为外国友人题字，使西人一睹中国书法的风采。他为登门拜访求译华音姓名的西人，“写篆、楷两式而诠释之”。在音乐交流上他也颇有贡献，常为外国友人吹拉弹唱，亦与当地音乐家探讨律吕之学。 曾纪泽亦多次与友人在家中会谈，会谈的内容多围绕推介中国传统经典展开。如理雅各来访时，曾纪泽曾对其阐述《周易》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余告以《周易》系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圣人精神所著，篇简无多，而赅备宇宙万物之理，古今万世之事，是以精奥难通。中国历代先儒诠释，亦是仁者亦仁，智者谓智，不能穷微测妙，豁然贯通，无论西人也。”并针对理雅各批评《周易》的观点举出三例进行驳斥，有理有据，使其喟叹弗如，请求常常来拜谒求教。曾纪泽在阐释《周易》价值时虽也大而化之地认为西学不能出易学范围，反映其保守的中国文化本位思想，但对一位英国汉学家如此细致阐述中国传统经典，其“中学西传”的意义显而易见。 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任上，也屡屡与德国汉学家探讨中国历史文化。其《使德日记》就曾记载其初至德国参观柏林书库时，与书库监督里白休士及其夫人的交谈，“论及春秋以前有无信史”，“亦询中国叶韵始于何时”。李凤苞对此进行了解答，谈及诗三百篇后叶韵才渐多的问题。其后，李凤苞还曾会见年逾古稀的德国学士芍克，对其精于东方学问颇表称颂，并赠其一部《瀛寰志略》。此后，两人书信往来，芍克曾就《使西纪程》发表观感。李凤苞还曾接受德国新报主笔道克德尔爱孛尔宴请，向其讲述了中国古文字的渊源问题。 驻德公使吕海寰在驻德期间，曾觐见德皇，见德皇宫中挂有中国的“二十四孝”图，便向德皇介绍该图的大致内容，说到：“中国皇帝以孝治天下，这些故事都是勉励天子庶人行孝的榜样。”之后，吕海寰又命令翻译官将“二十四孝”图译成德文，呈送德皇，此书在德国受到欢迎，流传颇盛。 清季外交官群体中，驻日外交官的选拔出于两国间文化交流的考虑，往往有着不同于驻他国外交官的考量标准，即是否风雅好文。因此清季被派往日本的外交官多文才不凡，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重要人物。如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常与日本朝野名士、普通民众进行文化交流活动，除一起研墨合诗，也常为他人新作作序，馈赠友人字画。他曾赠团扇与《唐人万首绝句》二册于日本贵族桂阁，并在其请求下为团扇题字，桂阁因此感到十分荣幸。何如璋还为日本友人讲解史书和介绍中国方言的学习方法，教授桂阁关于《明史稿》中的相关句读知识，通过他对史书的相关讲解，帮助桂阁解答了疑惑，丰富了其相关版本学及文字常识。另外，他也向日本友人讲授了北京官话的学习之道，相关日本笔谈资料中多次记载其关于如何学习北京话、北京话种类等问题，何如璋认为若要了解北京官话以读《红楼梦》一书为佳，其次为《品花宝鉴》，材料如是载：“小说用北京话，雅俗事都写得出者，以《红楼梦》为最佳。其次则《品花宝鉴》，说北京名伶，笔墨殊不及《红楼梦》。且此二书中土禁其印。购之亦殊不易，大抵皆旧日所藏旧本，非近日书肆所售。” 继任黎庶昌，两度使日，更是广泛结交日本人士，说文论道，诗酒联欢。他曾每年定期于上巳节、重阳节在使署或芝山红叶馆招请日本文士为修楔、登高之会。会上由黎庶昌率先赋诗，然后与会人员相继依韵和答。诗文传播出去，又有不少外地文士依韵而作，寄来使馆。此外，还有一些不定期的宴会，会上觥筹交错，诗文唱和，一派古风。诗文酬答的内容，或咏历史上中日文化交流佳话，或表达中日友谊长存的愿望，或表述对中国文化的钦慕，十分广泛。黎庶昌两度使日期间与日本文士所唱和的诗文被时人编为《黎星使宴集合编》。 曾任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同样通过与日本友人的文字之交，为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重要贡献。作为近代诗文大家的黄遵宪，曾在与日人交流时，对日本诗坛“纤靡成风”的状况提出颇具卓识的批评，使日人非常折服。他还在笔谈中向日本友人大力推荐中国经典尤其是《红楼梦》，称颂“《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论其文章，直当与《左》、《国》、《史》、《汉》并妙也”，认为“贵邦不通中语，不能尽得其妙也”。为佐证自己的观点，他将《红楼梦》亲自圈点后送给日本友人。日本友人对与黄遵宪进行的这些笔谈极为诊视，将其装裱藏于日本东京都的平林寺。1968年，日本学者实滕惠秀等将这些笔谈编成《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 何如璋、黎庶昌、黄遵宪等人在驻日外交官任上与日本朝野文士广泛交流，活动频繁，其留下的大量笔谈资料、序跋、书信，一起佐证着驻日外交官传播中国文化的自觉与努力。 外交官走出国门后，自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个人言行、住所装饰、服装配饰本身也是向域外展示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潜移默化，往往也成为西方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和加深了解的重要方式。 传统中国服饰制作精良，用料考究，又因丝绸深受外国人喜爱，外交官所到之处常出现中国服饰博得西方民众关注的情形。中国纺织业历史悠久，其呈现的纺织工艺和悠久的丝绸文化均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外交官用最直接的方式让西方人亲眼见证了中国服饰文化的博大精深。 外交官在国外所住的房屋，因其含有中国元素的装饰陈列，亦引起外国人士的关注。郑藻如驻美期间，美国报纸专门就郑藻如的住所进行过报道：这位中国大使在客厅的简单陈设上又添了几件他自己的宝物，房间里有一种檀香木等物品和其他东西混合的特殊气味，这种气味总是粘在扇子、丝绸和其他东西上。除此之外，另有报道称“他们的公使馆，也就是他们的家，布置得很雅致，客厅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物品，证明了这个华丽王国的原住民的技艺”。 身处异国的清季外交官，用蕴含中国元素的装饰品来装饰房屋，成为域外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又一扇窗口。 作为中学西传的“官方渠道”，清季外交官在国外履职期间开展的中国文化传播活动在驻在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第一，其所展示的中国服饰、住所装饰、古玩字画等实物，使外国民众以最直接的方式感受到中国的物质文化及古典艺术。面对外交官们带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及日常生活用品，他们均表示出喜闻乐见的态度，艳羡称许之意时有流露。如郑藻如驻美期间，一次与随行人员在车站稍作停留，因其服饰特殊，就吸引了大家的关注，“他们穿着他们本国的丝绸服装出现，引起了我们相当大的好奇心”。外交官住所房间内部中国风格的装饰也受到外国人士的关注，如伍廷芳驻美期间，“在房间里增添了一些美丽的装饰，如水墨画和一些瓷器，使了解这些东西的人为之倾倒”。此外，李凤苞在访问奥地利时递交的国书也引起了西人关注：“中国皇帝的信是一份奇特的文件，它被刻在羊皮纸上，用中文和满语写成。它的边缘是中国的龙，用银色所画，书信用美丽的黄色丝绸包裹着，覆盖了三角形图案，整体有点像中国国旗。”他们认为除了国书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制作国书所用的精美丝绸，代表信仰的龙图腾，以及国书上的满汉文字，无一不体现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第二，其所展示的中国礼仪也给外国人士带去了愉快的体验，加深了西方国家对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认识和对中国的尊重。郑藻如在美宴请宾客，以奉茶之礼接待外国友人，受到客人喜爱。“客人们喝上几杯最稀有的淡稻草色的茶，茶的香气很好，味道好得难以形容。”张荫桓参加英国女王钻石庆时，所行特殊的作揖礼被当地媒体进行了细致的描写：“特使和同僚之间的问候方式很独特。他们没有握手，而是各自抓住自己的一只手，把两只手交叉在胸前，似乎在自言自语地握手。与此同时，他们互相鞠了一躬。”在西方民众感到独特之余，作揖这一中国普遍且具代表性的礼仪让西方民众有所了解、关注。 第三，其通过著述、演讲、笔谈等方式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传播，拓宽了外国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和内容，贯穿其中的中国历史文化、古典文学、民风民俗、时政社会等内容，均引起当地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注意，一定程度上对域外改变对中国文化的偏见乃至增强中国文化的域外吸引力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一经发表，就引起西方国家极大关注。尽管有文章指出其部分观点值得商榷，甚至有人批评其荒谬、无知，但不少媒体对曾文持肯定态度，认为“《中国先睡后醒论》是一篇出色的文章，它的许多预言没有得到证实，这对中国和我们都是不幸的”。陈季同作品在西方国家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他每有新作刊登，都会引来西方媒体的关注和介绍。伦敦某报刊在评论陈季同关于戏剧的文章时说到：“作者的风格不仅在观点上比本土戏剧更巴黎化，而且在戏剧美学的一些最棘手的问题上，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启发。”他的作品也被西方人当作介绍中国文化的先声。在评价《中国人自画像》一书时，西方报刊认为陈季同是中国在被欧洲人了解500多年后，首位为中国发声的人物。他的演讲是诙谐幽默的，关于蚕的那场演讲西方人用“有趣”二字概括了演讲的反响；他的书是极具可读性的，介绍《中国人的戏剧》时，评论认为“每一个沉迷于这部作品的人都会感到满足”。 驻日外交官的文化传播活动在日本产生更积极的影响。清季外交官使日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社会充斥着脱亚入欧的强烈氛围，传统汉学的影响不断式微。何如璋、黎庶昌、黄遵宪等一批中国外交官的到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极大地改变了日本的汉学面貌。对其使日期间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实践影响，黎庶昌曾记述：初使日后，“有与国同文之乐，暇辄与绍坤儒流叙交会饮，诸君子或为诗文以张之”。再度使日后，日本“国好益密，骎骎乎有唐世遗风”，“诗与文日益多”。黄遵宪也记述：“自余随使者东来，求其乡先生之诗，卓然成家者，寥落无几辈，而近时作者，乃彬彬乎质，有其文。”与日本文士开展的多种形式的交流互动，促进了日本汉学的兴盛。学术界公认，明治时代成为日本汉诗史上的辉煌时期，与黄遵宪对日本诗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第四，作为中国文化的承载者，清季外交官无论独特的个人魅力或知识学养，还是活动中所展现的民族精神和中国礼仪，都是其驻在国在对外交官进行整体评价时难以回避的内容。如曾纪泽去世后，美国《时代》周刊曾发表文章，评价他是西方国家极为重视的外交官，也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各种风格的中文写作技巧同样出色。作为诗人，他享有很高的地位，他能熟练地吹奏几支管乐器，还会弹弦乐器，他还是一名优秀的骑手和弓箭手。他遇到困难毫不气馁，坚持自己的学习，用英语在扇子上写下赞美的题词，送给他的外国朋友们。再如驻美公使伍廷芳，其相关活动亦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和称赞：“他受到美国公民的欢迎。他彬彬有礼、举止高贵、聪敏机智、文笔优美，最重要的是，他雄辩的声音使他在这片土地上闻名遐迩。作为国家招待会和宴会上的朝臣，他被一群崇拜者包围着；作为一名演说家，他的演讲吸引了大批听众。”《纽约航海记录报》也曾评价伍廷芳：作为一名知识渊博的学者，一位能干的政治家，一个坚定的美国人民的朋友，和一个开明人道的绅士，他赢得了美国国家的赞誉。 对清季外交官群体的赞美不绝如缕。这些赞美不仅是给清季杰出外交官个人的，也是送给外交官浸染其中并力图努力向域外宣扬、博大精深且具有恒久魅力的中国文化的。 清季外交官群体之能在中西跨文化交流显著不平衡、“西学东渐”渐成大潮的大背景下，在驻在国努力开展“中学西传”活动并取得积极成效，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和恒久的影响力所致。由于自然与社会的复杂原因，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这种不平衡既体现为文化发展程度的高低不一，即时代性特征；也体现为文化的风格气质各异，也即民族性特征。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同样是决定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动力。虽然近代中国文化具有相对于西方文化的时代落差，但其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与迥异于西方文化的风格气质，同样可以与异域文化交流花色品种、取长补短，其内在生命力与辐射力，同样可以对异域产生重要影响。这是清季外交官群体域外文化传播活动之所本。 不可否认的是，清季外交官群体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知识谱系为其开展一系列“中学西传”活动并取得良好成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前人的相关研究及统计分析表明，无论是在总理衙门时期还是外务部时期，外交官群体的籍贯以广东、江浙、安徽、福建等地区所占比例较大。这些地方或自古以来多为教育发达地区，如江浙、安徽，图书出版、学校建设、儒学传播从古代到晚清时期均保持着持续发展的态势，在官员入仕仍以考试选拔为主的晚清，来自这些教育发达地区跻身仕途、遴选为外交官的一批人，其教育背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或近代开埠早，对外交流频繁，如广东、福建，出自这些地区的官员具备处理“洋务”事宜的更多经验知识，这亦构成外交官群体的先天优势条件。 作为清廷在国外的官方代言人，外交官群体的教育背景和知识谱系中，既拥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又对时务和西学有较深程度的了解，无疑是其“中学西传”活动的良好助益。 检索清季外交官群体的履历，不难发现其大都接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相关研究显示，甲午战前驻外公使多数具有科举正途出身，如郭嵩焘、陈兰彬、崔国因、汪凤藻、何如璋、刘锡鸿、许景澄、洪钧、李经方、杨儒等人，他们从小研习四书五经，古代典籍，拥有良好的中学功底。即使是新派洋务学堂出身的外交官员，如张德彝、陈季同等，其知识谱系中，中学教育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亦具有扎实的传统文化素养。 清季外交官中不少人拥有在新式学堂学习的经历，这种趋势在甲午特别是庚子之后更加普遍。甲午战后担任驻外公使的40人中，受近代新式教育知识分子有21人，人数超过未接受新式教育者。纵观整个晚清时期，有着新式教育背景的驻外公使多出自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及广州同文馆。也有一部分是留学欧美，归国之后被任命官职，出使各国的，如伍廷芳、罗丰禄等人。是否在新式学堂学习并非外交官选派的决定性指标，但拥有西学背景的外交官，在开展“中学西传”活动时确实更容易掌控和应对相关问题。 从外交官遴选过程看，其是否拥有深厚中国文化素养并兼对时务和西学有所用心就实际成为遴选外交官的重要条件。郭嵩焘保荐驻英公使薛福成的理由，就是认为薛“博学多通，于西洋地势条举缕分，精习无遗，而性情纯朴笃实，一无虚饰”；黄遵宪被举荐的原因则是其“学识恢远，留心时务，于欧洲亚洲各国情势尤极了然”。 得益于良好的家庭背景、较高的学养素质或特殊的出国背景，外交官群体中的一些人在正式出使之前就已博得了西方国家的关注。如郑藻如，由于出国之前已被西方民众所知，加大了其与外国人士接触的机会。外交官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中西兼具的文化素养也便于他们在文化传播活动中施展拳脚，更容易结交外国上层人士。通过这些交往活动，让具有较高影响力的西方上层人士了解和接触中国文化，对中学的传播与扩散都极为有利。 此外，外交官本身的特殊身份使其在传播中学时，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新加坡总领事左秉隆就曾请求加大新加坡等南洋地区中文学堂的管办力度，采用适宜方式，更好地在该地传播中学。虽然中式学堂所面向的主要受教群体为该地华侨，但在他国建立起中式学堂、教授中国文化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表现形式。受到中式学堂教育的人与当地人士进行交流与接触，也成为中国在南洋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一种手段。左秉隆通过因地制宜之法，为中学在南洋地区的传播献言献策，通过官方手段实现传播中学的目的，是外交官群体有别于其他群体的特殊之处和优势。 考察清季外交官群体域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事功，在肯定其成效和业绩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局限与不足。作为近代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一批人，他们尽管在出洋前后特别是出洋后受到西方文化的有力冲击，时代意识、世界眼光、新学知识都走在时代前列，但作为长期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环境中浸染成长起来的一个官僚群体，清政府派驻海外的官方代表，其政治、文化观念总体上仍不能突破封建的藩篱，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关系上，就是固守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坚持“西学中源”的观点。黎庶昌的言论就非常典型，他认为“西人立法施度，往往与儒暗合”，“君民一体，颇与三代大同”。西方国家奉行的基督教，他亦认为是墨子思想的余绪。长时间接受西学教育的颜惠庆，在美国期间看完西方舞台剧《痣》后也片面评价“美国的舞台剧，道德败坏，每况愈下”。这些观点没有摆脱从中国文化看世界的思想模式。看不到西学之长，就不知中学之短；不知西学之短，也难以正确认识中学之长。固守中国本位的文化价值观伦理观，无疑严重影响了外交官群体“中学西传”的广度与深度。 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外交官身份的局限，清季外交官群体“中学西传”活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层面上，对知识、技术、产品等具有分散性流传特点的文化内容，传播涉及很少，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相关活动无法突破晚清时期政治和外交关系主宰局面的桎梏。 但无论如何，在清季“西学东渐”压倒“中学西传”的浪潮中，外交官群体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向域外传播了中国文化的大量内容，展现了中国文化不朽的风貌和影响力，对于后人完整描述近代以来完整的中西文化关系格局，完整描述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都有着鲜明的价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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